越是黑暗混亂的時代，越需要一流的學問。稷下學宮正是戰國時代思想之中心。每一個讀書人，都應當來到稷下學宮，感受時代之風華。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在都城臨淄設立的我國最早的官辦大學，是戰國時期政治諮詢、學術文化交流中心和諸子百家爭鳴的重要場所，也是戰國之世聞名列國的文化教育中心。
稷下學宮創設於齊桓公田午當政之時，它之所以能夠在齊國這片神州熱土上產生，是與齊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和在文化教育上所採取的寬鬆政策密切相關的。
從齊國的經濟狀況來看，齊國自步入春秋之後，就成為當時的大國強國，齊桓公(?-前643年姓姜，名小白)時任用管仲為相，九合諸侯，居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到了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殺死齊簡公取代姜齊之後，齊國的國勢更為強大；其疆域遼闊，成為國土面積為方圓二千里的「四塞之國」，曾與西方的秦國並稱為東西二強。據歷史記載，當時齊國的農業之富，「粟如丘山」；魚鹽之利「通輸海內」，實業之厚，「冠帶衣履天下」。齊國都城臨淄農工商並重，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已是擁有「七萬戶」的大都市了，雄厚的經濟實力為稷下學宮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齊國統治者雄心勃勃，素有「以一服八」的壯志，為了實現以齊國王天下的雄心壯志，他們急需通過各種方式，尤其是需要通過辦學的方式為統一大業奠定思想基礎和人才準備，這就是稷下學宮產生的政治背景。
齊桓公。（網路圖片）
齊威王形塑稷下學宮的風氣
稷下學宮創始於齊桓公田午執政之時，先後經過齊成王、齊宣王、齊餉王、齊襄王、齊王建六代，歷時一百四五十年，其創辦之早，持續時間之長，對後世影響之大，在當時的世界教育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齊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即位初年，齊國處於內憂外患的艱難處境，他聽取了淳於髡和鄒忌的建議，褒獎好官即墨大夫，把壞官阿邑大夫及其吹捧者油炸而死，使齊國出現了大治的局面。大約在齊威王元年，即公元前356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積極推行政治改革。一是嚴肅法律，整治奸臣；二是提拔賢才，重用賢能；任田忌為將軍，孫臏為軍師。齊國在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在文化教育上採取了開明的廣開言路的政策，創辦了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創設不久，齊威王就曾下詔全國，也包括稷下師生在內：
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之過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齊威王這種豁達大度，虛心求治的精神為稷下學宮樹立了良好的學風和校風，也為稷下學宮內外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營造了寬鬆的人文環境與活躍的學術氣氛。
齊威王善用人材
齊威王不僅虛心求治，而且以人材為寶，知人善用。據說，在公元前333年，齊威王與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魏惠王曾向齊威王誇耀說：他有直徑為一寸，能光照幾十丈的夜明珠十枚，並問齊威王「有否」。齊威王回答：「無有」。齊威王告訴魏惠王，我所珍視的寶物與你不同。他說：我有檀子大夫守南城，楚人不敢向東來犯，泗上十二諸侯(如邾、營、宋、魯等)皆來朝拜。我有田忌大夫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渡黃河來掠奪。我有官吏黔夫守徐州，遷來順民千餘家；我有種首大夫防盜，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手下的這些勇將能臣文能治國，武能安邦，是任何明珠所無法比擬的。同時齊威王鄭重宣布，他不以明珠為寶，而以人材為貴，這一席話使魏惠王無地自容。事隔三年之後，齊國大敗魏國於桂陵，成為最強盛的國家，「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齊國雖在政治經濟上運用法家路線，主張富國強兵，但在教育上卻採取開放政策，採取兼容並包，百家爭鳴的政策大辦稷下之學，使各國名士絡繹不絕地來到稷下學宮，使其成為戰國時期文化教育的中心和百家爭鳴的場所。
稷下學宮初創與發展繁盛時期
據說，齊威王初創稷下學宮時，規模宏大，「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廣招天下賢士薈萃於此，「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參政)而議論」，這是稷下學宮的初盛之時。
齊宣王在位(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02年)期間，是齊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鼎盛之時，齊宣王曾大敗魏國於馬陵，威震諸侯，以至於三晉朝齊。齊宣王喜好文學之士，此時稷下學宮得以迅猛發展，來此遊學者達「且數百千人」。據《鹽鐵論·論儒》稱：「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於髡之徒，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
在此，我們不知道《鹽鐵論》所說的「稷下先生」是否也包括學生在內，如果不包括學生的話，那麼，此時稷下學宮中的師生總數應該是數千人。因為僅淳於髡就有「弟子三千」人，孟軻亦有「弟子數百人」。齊宣王當政之時是稷下學宮發展的極盛時期。
齊餉王當政，稷下學宮發展的逆轉
齊餉王當政時期(公元前301年-公元前284年)，齊國由盛轉衰，稷下學宮的發展態勢也急劇逆轉。
齊餉王當政後專橫跋扈，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使國力日衰，民怨沸騰，他不斷發動戰爭，又專門以鄰國為敵，南破了楚，滅了宋，北敗了燕，西攻韓、魏，八面樹敵，終於走上了「亢龍有悔」的絕徑。需要指出的是，在齊餉王前期，是稷下學宮發展的最高峰，「稷下學士更盛，多至數萬人」。但好景不長，齊餉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肯接受稷下師生的勸諫，由於「智囊團」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所以許多稷下先生紛紛離開稷下學宮，另謀他就，使得稷下學宮出現了人才外流的傾向。《鹽鐵論·論儒》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接)予亡去，田駢如薛，而孫(荀)卿適楚」。稷下學宮由盛轉衰，這是齊國敗亡的徵兆和前奏，公元前284年，齊餉王被燕國、趙國、魏國、韓國、楚國和秦國的六國聯軍所敗，燕將樂毅攻陷了齊國都城臨淄，稷下學宮亦受到戰爭的重創，大概停辦了五、六年的時間。自此，齊文化開始向燕文化轉移、滲透，形成了齊文化的支流。
齊襄王復國當政期間(公元前283年-公元前263年)，在這二十年裡，齊國的失地雖然得以全部收復，但齊國的國力已經大傷，元氣大損，更失去了昔日強國的地位。齊襄王雖然重建了稷下學宮，「尚修列大夫之缺」，荀子等著名學者又攜其弟子來到稷下，使稷下學宮遂成為百家爭鳴的場所。齊襄王雖廣攬賢才，但卻葉公好龍，稷下先生仍處於「智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的境地，許多人不得不滿懷失意地離開這塊昔日輝煌鼎盛，曾令所有關心時務，致力社會改革和學術研究的學者魂牽夢繞的理想殿堂。
在齊王建當政(公元前264-公元前221年)的四十餘年裡，王建庸碌無能，不修耕戰，而且放棄與其它五國合縱抗秦的機會，中秦反間計，坐視秦國一個一個地滅掉其它五國，最後以國待亡。此時的稷下學宮雖然能勉強支撐，但卻大勢已去，就連「好奇偉之畫策」的魯仲連都束手無策，無起死回生之計，不得不「逃隱於海上」。公元前221年，齊國終於被暴秦所滅，稷下學宮亦慘遭戰火，走完了自己一百四五十年的歷史征程。
從稷下學宮產生、發展，以及消亡的歷史征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學校教育的發展，不僅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休戚相關，也與統治者個人的才能好惡緊密相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