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漢族，字少川。英文名「ViKyuin Wellington Koo」。他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博士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之後歷任我國駐法、英、美公使、國務總理、外交總長等職。民國七年，顧博士代表我國出席巴黎和會，在開會期間，為山東權益慷慨陳詞，一鳴驚人，展露了他個人的語言天份與政治長才，也博得了和會主席及與會人士的一致嘆服。
顧博士是傑出法學家、外交家，但他對於鬼魂、幽靈、第六感等許多超自然現象仍抱有濃厚的興趣。雖然科學家們大多數認為鬼魂之說是迷信，但他認為不儘是迷信，總有一天靈魂現象將會被解釋明白。他從海牙回到紐約，在友人為他設宴洗塵席間，曾對好友們敘述了一件親身經歷的奇妙故事。他在七、八歲時，跟隨祖母住在江蘇青埔。有一年，他的祖母病得很沈重，眼看就不行了，全家人都非常著急，他們兄弟更是徹夜都守候在祖母床前。到了半夜，小兄弟倆正昏昏欲睡時，忽然聽到祖母在說話，他們急忙奔到祖母床前，只見病了將近月餘不能說話的祖母，居然喃喃地講起話來，更怪異的是，竟然不是祖母平日的口音，而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於是他們仔細地聆聽祖母到底在說些什麼。
「阿二、阿三（顧博士兄弟的乳名），牛頭馬面來捉拿你們的祖母，可是灶王爺不答應。你們趕緊下樓，到廚房去拿一口大鍋蓋在地上，然後在天井裡燒香拜拜、焚紙錢，並把家裡的大門打開，迎接你們祖母進來。」這件事雖然很蹊蹺，可是顧博士當時年幼膽怯，也不敢不照著話去做，只好硬著頭皮，一面發抖一面到廚房將鍋取下，上香燒紙錢後，急急忙忙把大門打開，又飛快地關上，深怕跑進了什麼妖魔鬼怪之類的。等他們又飛快奔上樓時，只見祖母已經在床上坐起來了，嘴裡還不住罵他們兄弟做事草率，門關得太快，害小腳的祖母在門口跌了一跤。歇了會兒，祖母又說：「我趕路時，弄髒了繡花鞋，你們趕快幫我把鞋脫掉。」其實祖母睡在床上根本沒有穿鞋。可是他們還是象徵性地在祖母的腳上摸了一把，好像替她脫鞋一樣，他們的祖母也就滿意地睡下了。
才睡不久，他祖母又忽然坐起身來焦急地說：「哎呀，糟糕！剛才小鬼們沒有捉到我，聽他們說，好像又回頭去找姊姊去了。你們趕緊派個人去瞧瞧啊！」因為顧博士祖母的姊姊住在距離三十里外的鄰村，大家就安慰她老人家早點安歇，明兒個一大早再找人去打聽。沒想到第二天剛破曉，就有人在急急地敲門，原來是一位拿著雞毛信來報喪的。據來人說：顧博士祖母的姊姊本來好好的沒有病，昨晚深夜時忽然大叫一聲，說：「這樣子就去啦？」不久就斷氣了。顧博士全家聽了不勝駭異，才相信昨天夜裡他祖母說的是真的。
顧博士說：這是他親眼所見的事實，不由人不信。他並感慨地說：「宇宙之間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那都是不能以科學的眼光去衡量的！」
民國的奇事，還有土匪「盜亦有道」。1913年到1917年這段時間，民國才剛剛建立，四川廣漢這塊地面很不素淨。川陝大道上，幾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設置關卡，攔路搶劫。一時間子彈橫飛，行旅惶然，紛紛逃命。很快，這條路上沒有人敢走了，貿易凋敝下來，土匪的財源也就斷了，整日裡端槍對著空無一人的道路發愁：從哪裡找回我的飯碗？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幾撥平日裡很少來往的土匪竟破天荒湊在一起，開了個「經濟工作聯席會議」。會上，通過對各種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協商，最後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把這條路大體平均地分成幾段，在每段的入口處各設一個「收費站」，向來往行人收取保險費，收入就歸佔據這段道路的土匪。收費標準明文規定，一挑鹽收保險費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塊錢，布販、絲幫則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規定交了費，即可持他們發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間還約定，收費只能進行一次，絕不可重複收費。收費之後，還要負責保護好該路段之內行人之安全，違者要接受處罰。
接下來，會議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貫徹執行，情況很快就開始發生變化：路上開始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以後越來越多，川陝大道竟就恢復了往日的繁盛。這中間行旅和土匪雙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費，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馬亂的年代尤為可貴；土匪則坐地收錢，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奇妙的格局在當地延續了很多年，據過來人說，比地方政府、縣太爺治理得還有效。
這是個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學者用它闡釋過深奧難懂的經濟學或政治學的道理。第一，土匪徵收的「稅率」適中，不收「過頭費」。試想，如果行人還是像以前那樣負擔沈重，他怎麼可能願意回來重走這條路？第二，土匪也講信用，嚴格按「稅率」徵收，決不超收，違規自我處罰。這種事兒真的發生過。某日有行人告發小匪重複收費，匪首竟就把那個傢伙拉過來斃掉了，處理得比警察還要嚴厲。這是一種難得的糾錯意識。匪首所做並不過分，否則商旅們憑什麼相信你是玩兒真的？第三，不吃獨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費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會安全這種「公共服務」，收費的權力和所盡義務有對等之處，商旅自然願意交費，因為他也得到了好處。第四，在終止老辦法、實行新規定之間的這段過渡期內，土匪們不得不餓幾天肚子，土匪頭子還得先期給大家投入點飯費之類的「成本」，耐心等著境況的好轉，這些平時驕橫慣了的土匪們竟也做到了自我約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樣啃「窩邊草」，土匪們最後怕是只有西北風可吃了。
後來，土匪們又把這個「重要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據史料記載，效果也蠻不錯。廣漢素產土匪，農民怕收成被搶，不敢種地，因此遍地荒蕪，農業產量經常不足，當地貧困便由此而起。這時想通了某個道理的土匪就向農民保證：以後我們不搶你們了，你種地一畝地，我收一斗谷。據吳思先生說，當時成都平原每畝的產量是兩石，只收一鬥，「稅率」5%，低率徵收，比政府收得還少。跟川陝大道上的做法一樣，土匪收了這筆保護費，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複收費。如果有人敲詐勒索，只要農民告發，必嚴加追查。如果有別的土匪過來搶劫，老土匪負責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這裡人口又慢慢聚集起來，農產增加，農民生活也有了些許改善。
「仍是暴力掠奪，但已非刀刀見血」。這些陳年爛穀子的往事，得自當年做過袍哥大爺的侯少煊先生的《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一文。雖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資料》，也有幾分可信度。
或許大家還記得《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德國商人辛德勒在二戰期間營救猶太人的故事已是家喻戶曉。可中華民國也有個辛德勒，他在駐維也納期間至少救了數千猶太人的生命。已故中華民國外交官何鳳山博士，他在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任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他是最早幫助猶太難民逃脫納粹大屠殺的外交官。
1930年代中葉的奧地利，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居住國，居住著約18萬猶太人。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不到一個月，第一批猶太人就被送進了集中營。納粹當局發出指令，只要猶太人馬上離開奧國即可被釋放。許多猶太人想去美國，但美國對奧移民名額已滿，而且還要求申請人必須出具經濟擔保；英國政府迫於阿拉伯國家的壓力，嚴格限制猶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尤其是1938年7月13日法國埃維昂會議後，32個與會國家都拒絕收容猶太難民，使奧國猶太人的處境如雪上加霜。他們每天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申請移民，然而，多數國家都拒絕伸出援手。
一位17歲的猶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連跑50多個總領館，都是失望而歸。1938年7月20日，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走進了中華民國總領館，沒想到這最後的努力改變了他的命運。在這裡，他一下子就為自己和家人辦妥了20份前往民國上海的簽證，成功逃離了維也納。格羅斯費爾德一家也是這樣逃出來的。當時身為銀行家的摩里斯·格羅斯費爾德已被關進了集中營，但他妻子斯塔拉拿到了全家去民國上海的簽證，在向納粹當局出示這張移民證明以後，摩里斯被釋放了，一家人平平安安來到上海。
當時的民國上海已被日本侵佔，事實上不需簽證即可前往。簽發上海簽證的總領事何鳳山博士也知道這只是「名義上」的簽證，但是，這名義上的簽證可以作為猶太人移民國外的證明，是他們逃離死神的護身符。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請，就能在中華民國總領館得到簽證。於是，中華民國總領館前每天都排起了長龍。何鳳山的頂頭上司、時任中華民國駐德國大使陳介也得知了這一消息。陳介是堅決反對給猶太人發籤證的，他馬上從柏林給何鳳山挂長途電話，命令他立即停止發放簽證。但何鳳山並未從命，繼續我行我素。於是，他被以非法賣簽證的罪名受到了上司的調查。但調查一無所獲。
何鳳山頂住了上司的壓力，納粹當局卻沒放過他。他當中華民國總領事還不到一年，納粹當局就以總領館租用的是猶太人的房子為由，硬將房子沒收了。何鳳山並未退卻，他將總領館搬到了維也納一處小得多的房子，所有費用都由他自己掏，繼續堅持給猶太人發籤證。
從1938年就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至1940年5月離開，何鳳山到底簽發了多少張「生命簽證」，今天還難以考證，但猶太倖存者提供的一些護照原件上的簽證號頗能說明問題。1938年6月時，簽證號為200多號，1938年7月20日時，簽證號已超過1200號。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間4000多名猶太人被捕，前往中國總領館申請簽證的人越來越多，何鳳山簽發的簽證也就更多了。如此算下來，他發的簽證至少也有數千份。許多人憑著前往上海的名義簽證，逃往了美國、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賓、古巴等地。有一本書曾專門記述了400多名維也納猶太人拿著上海的簽證，幾經輾轉，逃到巴勒斯坦的經歷。
何鳳山救助了數千名猶太人，但這一壯舉在1997年以前卻一直不為世人所知。據何曼禮說，她父親從來都是平常心態，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正因如此，何鳳山很少提起此事。他在給一兒一女起名字時，兒子叫「曼德」，女兒叫「曼禮」，這「德」和「禮」兩字正是作為父親對兒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
1997年9月28日，96歲的何鳳山博士在美國舊金山去世，曾當過《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何曼禮為他父親寫了一個訃告，其中提到父親曾在中華民國維也納任總領事期間為猶太人發過簽證。訃告在報紙上刊出後不久，何曼禮接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猶太裔歷史學家的電話，向她詢問何鳳山發籤證的事，何曼禮說在父親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憶錄中，提到過此事。
這位歷史學家艾立克他說，兩年前，在猶太人圈子裡，沒人知道何鳳山博士的名字。而現在，他接觸到的幾乎每一個猶太人，都在講述著何博士的故事。因為經過發掘才知道，有不少目前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就是被何鳳山救的，其中包括伊斯雷爾·辛格。他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在全美各地擁有許多家醫院，總床位達27000張，現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辛格先生曾含著淚水對艾立克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紹給全世界的人。」艾立克激動地說，「就像辛德勒一樣，何博士的故事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他將成為一個讓中華民國人驕傲的名字。他不僅是中華民國人的英雄，也是我們猶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而民國新聞自由的寬鬆，對於當今大陸的人們來說，更是不可思議的一件奇事。新聞自由是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標誌，就此而言，民國時期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國家，因為那是的新聞自由已經可圈可點。
據著名教育家信力建的博客中介紹，辛亥革命後，隨著專制制度的倒臺，中國的民辦報刊進入了一個興旺的發展時期。1931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更是相當發達。當年，針對袁世凱欲復辟稱帝的圖謀，《北京時報》曾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順天日報》也曾不斷刊登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的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還絞盡腦汁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可見，當時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要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從中也可看出當年新聞言論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國民黨真正當政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抗戰以來，「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共產黨在國統區（重慶）辦的《新華日報》自1939年創刊後，一直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在戰爭條件下，所有報刊都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新華日報》作為中共的機關報自然是重點檢查對象，也常常會有稿子被扣下不准發表。但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在抗戰八年中始終風雨無阻地辦了下來，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時候，報社仍然可以讓報紙開天窗或刊登啟示，說稿子被新聞檢查處扣發，而不是臨時找稿子補白，這等於是向國民黨政府提抗議。
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並沒有以戰爭剛剛結束，國內局勢尚不穩定為名保留新聞檢查制度，而是立即廢除了這個制度，於是《新華日報》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黃金時期的《新華日報》的辦報方針，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對這個允許它自由辦報，自由言論的政府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1946年2月，重慶大渡口鋼鐵廠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和示威，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廠被戒嚴。《新華日報》發表了21條消息和大量來信，在社論中把這場工潮定性為「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文明與黑暗的鬥爭」，呼籲「立即喚起輿論制止國民黨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動」，否則這種恐怖「會光顧到我們每個人頭上」。在《新華日報》的帶頭下，重慶各界輿論一致譴責國民黨政府，聲援罷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在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時期，由於產業調整，失業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新華日報》要把它歸結為政治問題。1946年秋《新華日報》發起讀者討論，在10月30日發表編者文章，指出「造成失業災難的不是別人，正是貪污腐敗，把人民不當人看待的國民黨政府當局」，「他們腐敗的統治存在一天，失業的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1946年6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讓老百姓有飯吃！〉社論說現在國統區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飢餓普遍地使年輕婦女走向賣淫……產糧食的地方，然而卻最缺乏糧食，這的確是人造的飢荒」。社論的結論說：「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是大多數人民沒有飯吃的區域。現在國民黨區域人民的自發鬥爭，是向國民黨當局要飯吃的鬥爭」。
不但在經濟上暢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華日報》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工人農民起來推翻國民黨，而且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國民黨軍隊對政府反戈一擊。早在抗戰剛結束時，《新華日報》一方面要求國民黨裁軍，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軍人說成失業軍人，以反映他們生活無著為名，大量刊登有關報導和來信，甚至為這類來信開闢專欄。有些來信完全像是出自《新華日報》編輯自己的手筆，例如：「過去只知道為黨國而生，為黨國而死，哪知道今天黨國對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保障。現在我們才知道，黨國是囹圄，高呼這把戲的，都是置我們以死地的」。《新華日報》還大量刊登有關軍屬的報導和來信，把他們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獄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雜稅的盤剝，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務的欺凌，妻女淪為娼妓，父老貧病而死，幼小凍餓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內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和談仍在名義上進行，國民黨政府仍然允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發行。這時《新華日報》的宣傳手段更上了一層樓。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開闢了「被俘國民黨軍官介紹」，共刊發35期，介紹了484名被俘軍官的簡歷和在何處被捕的情況，要親屬通過《新華日報》在上海、南京、重慶、成都和昆明的通訊聯絡處和他們聯絡。這個專欄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既顯示了共產黨的力量，又顯示了共產黨的溫情，真是剛柔並濟。在刊登了這個專欄後，《新華日報》在國民黨軍屬中的讀者和影響顯著增加，為瓦解國軍的士氣立下了汗馬功勞。1947年1月，當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不可開交時，《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熱熱鬧鬧地慶祝創刊9週年紀念日。郭沫若、張瀾、瀋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的號角，民主的喉舌」。
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鮮明標誌，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早已在現代國家得到了普遍的確認。美國前總統傑斐遜曾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傑斐遜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說到底，之所以要扼殺新聞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嗎？而也正是這種「怕」，把它見不得人的真實面目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立功、立德和立言群體來，創辦報業成為了他們三者畢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實現途徑。這條實現知識份子使命的途徑，導致民國產生了一個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政黨和政治家。這個集團不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學生，從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啟超、汪康年，到胡適、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途經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等，可謂代代相傳，脈絡不斷。
遺憾的是，這一可貴傳統從1949年就告中斷，至今不見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