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與溥傑。(網路圖片)
年關過盡,雨水春分,沉寂了一個冬天的萬物逐漸回暖 。黃曆上說開春是大吉之時:宜祈福,求嗣,開市,入宅,諸般順意,大概也適於稱帝建國。
長春城內有三萬戶貧困的家庭都在這一天分配到了大量的糧食,城外大量的帳篷開始為無家可歸者搭建起來。在一座寬敞的院子中,一些身著蟒袍皮帽的宮廷要員們正朝著漆滿珠寶的皇冠模型練習著伏地長拜,屋內一個高度近視的青年男子即將成為滿洲帝國的皇帝。
——《時代》1934年3月5日
溥儀登上《時代週刊》的日子是三月五日,這一天正是中國節氣中的「 驚蟄」,關外天雷乍起,眾多陳伏日久的勢力隱隱抬頭。
按照「帝師」鄭孝胥的規劃,「這個復興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康熙一朝疆域,那時的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他從盤古開天闢地一直談到未來的大清中興,談到高興處,眉飛色舞,說到激昂慷慨處,聲淚俱下,總是將溥儀感染到不行不行。
不止於鄭孝胥,同樣為了「大清夢」聚集於滿洲「小朝廷「的遺老遺少還有大有人在。清王朝的崩潰對於當時的文人而言打擊卻不僅僅等同於政治上更迭,在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儒家道統面臨空前挑戰的特定時空,晚清遺民們所承受的精神壓力也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前輩。
陳寅恪先生說,王國維先生並不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於一種文化: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清朝,不過是他的落腳點而已。
只可惜每個一個風雲百年的朝代,總會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篇,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
如果說滿人入關前的歷史是清史之首的話,溥儀的小朝廷時期就是清史之尾。對於清史之首的研究,諸多學人濃墨重彩;而對於其尾,人們不過是作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一團花絮。
鄭孝胥雙眸如電生嗔,性格張揚桀驁,又好使氣罵人,孟心史言其「一生負氣」可謂及其準確。清廷覆亡,其在困居海藏樓的日子裡,他自稱一統,以詩瀉憂。然而與一般的」文化遺民「不同,鄭孝胥的所作「同光體」中總有著一股令人聞雞起舞的壯烈情懷。
儒家講求內聖而外王,立德立言之外,亦須立功。鄭孝胥也好,羅振玉也好,王國維也好,他們總希望自己在這片富庶的土地上營建的一片樂土,實行的是傳說中的「王道」。
不過「道」是什麼?對這些垂垂老矣的名士而言,或許它包括用世,包括禮義,也包括君臣,文化 。然而對於民心、大勢,它卻總是太過冷酷,又太過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