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秘書王友群。(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16日訊】（看中國記者夏妍採訪報導）在北京人大政協「兩會」召開的第一天，前中共中紀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秘書和撰稿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博士、前中共中紀委監察部官員王友群，從美國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呼籲習近平和「兩會」實踐對實施憲法的承諾，抓捕江澤民。《看中國》記者第一時間採訪了王友群先生，接下來請大家關注王友群的系列報導之五。
夏妍：您認為當時為什麼會發生「4·25」事件？
王博士：法輪功是1992年5月13日從中國長春傳出的。由於法輪功袪病健身，淨化身體，淨化心靈的奇效，迅速從長春傳到北京，從北京傳到全國，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和充分肯定。但是，在此過程中，一些媒體公然違反中央對氣功「不宣傳、不批評，不爭論」「三不」政策，發表誣蔑法輪功的錯誤言論，國家新聞出版署明令禁止出版法輪功的著作，公安部一局向全國發出通知，調查法輪功的違法犯罪問題，等等，使得法輪功修煉者正當合法的修煉環境受到影響。
「4·25」事件發生前的5個月，1998年11月22號左右，我跟尉健行一起吃午飯時，親手將我寫的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135名法輪功學員聯名致江澤民的信，還有10多位留學美國的博士寫的《海外學子的心聲》，送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完之後，交給了當時的中紀委副秘書長彭吉龍。也就是說，「4·25」事件發生前5個月，我就向尉健行反映過法輪功問題，直到1999年「4·25」事件發生時，尉健行沒有對法輪功說一個「不」字。當時我修煉法輪功，中共中紀委從尉健行到下面許多領導全都知道，沒有一個人說我修煉法輪功有任何錯誤。
1998年8月底，當時中共中紀委監察部副局級幹部葛秀蘭等20多名法輪功修煉者，聯名給江澤民寫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1998年8月，我也給當時的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伍紹祖、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各寄了一封反映法輪功問題的信。那個時候，從最基層到最高層，還有許許多多法輪功學員都跟江澤民寫信反映過法輪功問題。然而，所有這些信全都沒有引起江澤民的重視。
「4·25」事件發生前，作為當時中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擁有一切便利條件可以及時瞭解和妥善處理法輪功問題，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就在「4·25」事件發生前夕，天津又發生了防暴警察非法抓捕4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事件。在長時間寫信、寄信反映無效的情況下，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北京中南海和平請願。因此，正是江澤民本人的嚴重失職，導致了「4·25」事件的發生。江澤民對「4·25」事件的發生負有最大的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夏妍：「4·25」事件發生那天，您去中南海了嗎？
王博士：去了。當時，我既是一名中共黨務工作者，又是一名國家公務員，又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通過修煉，我身心受益。我覺得我有義務向中共中央領導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4·25」那天早晨，我到了中南海北門傳達室，出示工作證之後，國家信訪局派了一個人跟我交談了一會兒。我跟他介紹了法輪功的有關情況，並把我手中的一本《轉法輪》送給他了。
大約過了半小時，當時的中共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何勇等，來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然後，把我帶到中南海內中央警衛局的一間辦公室，跟我談了3個多小時。我向他們介紹了法輪功洪傳的一些情況，我身心受益的一些情況，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給中央領導寫信反映法輪功問題沒有任何回音的情況。在所有這些努力都無效的情況下，我才來到這裡。
何勇對我說，你給中共中央領導寫信反映問題沒有錯；這裡，先不談法輪功的對與錯，作為一個中紀委監察部的幹部，在這個時間、到這個地點來，這件事本身就是錯的。但我認為我既沒有違反黨紀，也沒有違反國法，只是依法反映情況，我沒有錯。他們一直沒能說服我。下午4點多鐘，我被帶回中共中紀委大院。到晚上9點鐘左右，監察部副部長干以勝把我送回家。
夏妍：能否請您談談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有關情況？
王博士：可以。「4·25」事件當晚，江澤民給中共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提出「戰勝法輪功」的論斷。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就法輪功問題表態，而且是完全否定性的。
4月29日，中共中紀委監察部領導向我傳達了江澤民的這封信，也向副局級幹部葛秀蘭傳達了這封信。然後，有關領導要我就「4·25」去中南海寫一個文字材料。當時，我想，可能江澤民不瞭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1999年5月7日，根據我個人修煉法輪功的親身實踐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5月8日，以掛號信方式，寄給了江澤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
1999年「7·20」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就因為我在法輪功問題上表達了跟江澤民完全相反的意見，我被「隔離審查」135天，受到開除黨籍和辭退的處理。從此，我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夏妍：現在再回過頭來看「4·25」事件，你覺得它有什麼歷史意義？
王博士：首先，我覺得這是一偉大的奇蹟。「4·25」事件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唯一一次最和平的請願活動。因為我親身經歷了這個事件，當時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安安靜靜地站在中南海的北門和西門外，沒有喧嘩，沒有演講，沒有傳單，沒有口號，甚至沒有影響交通，各種車輛順通無阻。得知朱鎔基總理下令天津釋放被抓的法輪功學員，政府沒有禁止修煉法輪功之後，所有的人都靜悄悄的離開了，連地上警察扔的煙頭，紙片，全部都撿走了。來的時候，秩序井然，走的時候，也非常有秩序。
從中共建政60多年的歷史來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都伴隨著許許多多的暴力事件，伴隨著許許多多的社會災難。就在「4·25」事件不久，1999年5月8號，發生美國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當時，許多群情激昂的大學生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遊行示威，發生了很多過激的暴力行為。但在「4·25」事件中，沒有發生任何暴力事件，沒有任何過激言行，為古今中外所罕見。
「4·25」事件已經過去將近17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覺得這件事做得非常正。中共建政60多年來，中國老百姓有「兩怕」：一個是窮怕了，一個是整怕了。只要有一口飯吃，一切不公正、不公平，能忍就忍了；只要還能喘氣，就得過且過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事。對於嚴重侵犯人權和公民權的事，對於嚴重敗壞社會道德的事，對於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事，對於「文革式」的攻擊、謾罵、誣陷，能躲就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社會的正氣必將蕩然無存，歪風邪氣就會滋長蔓延，長此以往，必然人心魔變，貪官遍地，道德無存，從空氣到土壤到水源到人的心靈，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會浸泡有毒物質甚至劇毒之中。「4·25」事件至今17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17年，全世界法輪功學員和平、理性、堅韌反迫害17年，「4·25」事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它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標誌性的偉大事件；對於未來的人類也具有重要的啟迪和示範作用。
王友群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1994年進入中共中紀委、監察部，負責撰寫尉健行等中共中紀委高官的講話稿，同時在中共中紀委法規室參與各種黨內監督條例的起草，屬於中共核心負責法律法規制定的官員。1999年因為為法輪功申訴而開除黨籍、辭退公職，2008年因控告江澤民出賣國土而被抓捕，判刑5年，2013年出獄。2015年1月成功抵達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