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皇帝像。（網路圖片）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必害怕得罪皇帝。因為在明朝，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他們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個沒有被這些言官「罵」過？如海瑞、左光斗、張居正等。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乃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而是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輝煌的時期，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是個五毒俱全、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背了革職的處分，後來者，什麼處分都沒有了。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