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獲以色列政府國際「義人獎」的前中華民國外交官何鳳山。（網路圖片）
二戰期間，大量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迫害，逃離家園，四處要求避難。當時，歐洲戰勢緊張，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無力接納猶太難民，唯獨中國，向歷經磨難的猶太民族敞開了大門，接納他們到中國避難。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為發達的港口城市，有很多猶太人乘坐義大利郵輪到達上海。各國租界都不願接納猶太人，虹口是公共租界，不受各方干涉，因此最終成為數萬猶太人的聚居地和「避風港」。當時的上海，沙遜、哈同、嘉道理等猶太家族都是聲名顯赫的大富商，他們積極救援，給予同胞大量的經濟資助。他們在虹口開設了咖啡吧、雜貨鋪和小商店，也在中國結婚生子，繁衍後代。
看到猶太人的逃亡歷程和逃亡中所接受的幫助，不免讓人想起大導演斯皮爾伯格的著名影片《太陽帝國》和《辛德勒的名單》。其實，中國也有「辛德勒」。
見義勇為 榮獲以色列國際「義人獎」
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吞併了奧地利，開始大肆迫害、屠殺猶太人。猶太人四處尋找逃出歐洲的途徑。就在這個時候，年輕的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冒著失去生命和工作的危險，毅然向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發放了簽證，幫助他們順利逃往世界各地。這名年輕的總領事便是何鳳山，他發放的簽證被猶太人稱為「生命的簽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像何鳳山這樣暗中幫助猶太人的無名英雄並不少見，但歐洲歷史學家認為，單就個人行為而言，何鳳山救助的歐洲猶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得都多。何鳳山的義舉被披露後，以色列人特別感動，2001年1月，以色列政府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獎」，這個獎是以色列授予非猶太人的最高榮譽。
以色列頒授義人獎的其中兩個標準是，其人必須是確實冒險幫助猶太人，而又未曾收受金錢報酬。在這方面，外交官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他們享有外交豁免權，所以幫助猶太人而遇到的危險相對而言要小一些，但如果能確定他們的行為是違反其政府的訓令以致可能危及他們的事業前途時則符合標準。
何鳳山救助猶太人，究竟是一種政府授意的行為，還是個人行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從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何鳳山出任中國駐奧地利總領事期間救助猶太人的確是一種高尚的個人行為，因為那時的國民黨政府與德國的關係十分密切，並不希望何鳳山因為向猶太人發放簽證而影響到兩國關係。
關於這段歷史，何鳳山在回憶錄《我的四十年外交生涯》中寫道：「自從奧地利被德國兼併後，惡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便變本加厲，奧地利猶太人的命運非常悲慘，迫害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當時美國一些宗教和慈善組織開始緊急救助猶太人，我一直與這些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繫，我採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幫助猶太人。大量猶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來。」
猶太人倖存者追憶救命恩人
很多猶太人在何鳳山的幫助下從義大利乘船或通過陸路由蘇聯順利抵達中國上海，當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簽證逃到了巴勒斯坦、菲律賓或者其他國家。例如，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兼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委員會副主席辛格的父親當時便逃到了古巴。
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麗維婭·多倫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何鳳山的。1938年3月11日，他和何鳳山都目睹了希特勒的軍隊進入維也納城的情景，也親眼看到了納粹是如何毒打居住在這座城市裡的猶太人的。多倫回憶說：「何鳳山與我們家比較熟，他親自把我護送回家，並對我們說，只要他還有外交官的身份，只要他還住在我們家裡，納粹就不敢傷害我們。為了保護我們，自那以後，何鳳山經常到我們家裡坐一坐，看一看。」後來，多倫的弟弟被捕，並被帶到另一座城市。慶幸的是，他手裡握著何鳳山給他辦理的中國領事館簽證，他才得以獲釋。多倫和弟弟於1939年離開維也納，來到巴勒斯坦，後來又遷居以色列。
到1938年11月，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關進了納粹設立的集中營，如果他們的親屬出示前往其他國家的簽證或車票，那麼就可以把被關的人帶回家。所以，自那以後，到中國領事館申請簽證的人數直線上升。
基爾達。克勞斯回憶說，當時她丈夫也夾在中國領事館門前申請簽證的長長的隊伍裡。這時，他看到一輛轎車駛抵領事館大門，他便把申請表從車窗扔了進去。很顯然，總領事何鳳山接到了這張申請表，因為克勞斯的丈夫很快就接到了何鳳山打來的電話，也領到了簽證。
到1940年5月何鳳山離開維也納時為止，他到底發放了多少個簽證，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但現在掌握的證據顯示，到1938年10月，何鳳山來到維也納僅僅5個月，他就已經發出了1900個簽證。此後，德國兼併奧地利，對猶太人的迫害進一步升級，到1939年9月戰爭爆發時，在奧地利註冊的185246名猶太人中的70%已經移居國外，僅到上海的歐洲猶太人難民便多達18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