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運動開始，一百多年的文化自戕終於造成今天國人道德淪喪、信仰匱乏的民族悲劇。（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5月05日訊】有人問砍柴的「您喜歡魯迅嗎？」我說「以前少不更事，的確喜歡過。但現在站在智慧的星空從中國的歷史長河俯瞰回去，卻陡然發現魯迅輩的思想相當缺乏哲學和文化的深度。正是從「五四」所謂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反反覆覆一百多年的文化自戕才終於造成今天國人道德淪喪、信仰匱乏的民族悲劇，所以不再喜歡。
這個回答引起軒然大波。
我之所以說魯迅輩而不單指魯迅是要說明我現在要清算的是在「五四」對傳統文化打砸搶的運動狂潮中成王敗寇至今以勝利者的姿態還徘徊在中國人貧瘠思想中的那整整一輩的文化賊人。
一般人都說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中國文化的浩劫十年，其實中國文化的浩劫早在之前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
以1919年5月4日發生的「五四運動」為標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在極力推崇西方進步的「民主」「科學」新文化的同時也一棍子打死了中國舊文化中一些極其珍貴的東西，而魯迅們就是其中的急先鋒。魯迅本人就被後來的毛澤東封為「五四」運動的旗手。
對中國文化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像一個癤子。砍柴的覺得，從1919年到21世紀的今天，中華民族歷經劫難，九死一生，所謂「新文化運動」的膿瘡已經爛透，是到該清算「五四新文化」運動罪孽的時候了，機緣已經成熟。
「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的進步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對中國文化來說「五四」運動就像一臺割草機，既清除了中國文化中有害的部分同時也割掉了其中有益於世界文明甚至優秀於西方文化的那部分東西。
對於什麼是中國文化這個問題，今天的國人包括那些自詡或他詡或自己作秀誘使他人默詡的國學大師們也都很少能夠說清楚。這些人往往一提中國文化就兩眼放光，一臉茫然的對著空洞的太空說：中國文化嘛，博大精深，嗯，博大精深，不能一言以蔽之。
說了等於沒說。
今天請大家記住江南樵夫告訴你們的對中國文化的定義，不要再以訛傳訛：中國文化就是可以上朔之七千年甚至一萬年之前以道的哲學為中心演化而成的東方社會人文現象，它包括人們在這個基礎上對自然、社會、藝術、人生以及思維規律的一切認知努力和成就。
這個文化到夏、商、周時已經圍繞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形成了一個相當系統而有效的人文倫理體系。這個體系後來被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歸納為「詩、書、禮、樂、春秋、易」「六經」。這是一個相當有效且高級的文化體系。「經」是什麼？經就是基本元素，是貫穿一切文化現象的精髓。這六個基本元素涉及到社會生活從文化、藝術、歷史到哲學、政治、倫理的幾乎全部內容而維繫著這個民族千百年的社會發展和秩序。
「六經」對中國社會倫理體系影響最深遠的是「禮」。
「禮」是規範化的道德，屬於倫理的範疇。《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可見禮是一個人為人處事或一個社會建立倫理秩序的道德依據。而且「禮」在本質上是有合乎「道」的要求之客觀依據的，因此它又不是可以隨心所欲去制定和施行的，「禮崩樂壞」是說合乎道的禮、樂制度被不合道的行為所顛覆，這樣的社會崩潰在即，所以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
我今天要從現代文明的高度來告訴大家一個至今無人看清的倫理範疇規劃的真相，整個人類社會的倫理體系雖然以道德貫穿始終，但正是對整個道德範疇進行連續不斷的區域劃分、精確使用，人類的倫理體系才能有效實現其有效維繫社會存在的重要意義。
正是對道德範疇劃分需要的不同認識和實踐造成了這個世界千奇百怪的社會形態。一般來說在「法」誕生之後的社會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但這種現代社會普遍適用的倫理二分法卻顯得過於粗糙，它實際上可能造成一個法治社會的人情淡漠和道德淪喪。
而中國社會的倫理髮展本來是相當健康的，在「法」的理念誕生之前，中國社會是將倫理範疇劃分成自律的道德和半自律半強制的「禮」來實踐的。「禮」在當時因為還沒有「法」的範疇而實際涵蓋了「法」的部分功能，它不僅軟性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和禮貌行為還硬性規定了國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和禮儀。
但隨著社會文明的飛速發展，中國人很快發現「禮」對社會管理越來越力不從心。禮教的弊端是在整個道德範疇中涵蓋的範圍太廣，囊括了太多不屬於自己的內容，自律和他律界限不明，容易受主觀意識的影響而造成盲從和被煽動的惡劣後果。所以在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及時出現了極力要求重新劃分道德範疇的哲學流派：「法家」。
「法家」學派認為「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他們認為應該在「禮」的範疇中再細化出一個清楚明確不受或少受人為因素影響的法治體系來才能夠滿足人類文明繼續高速穩定發展的需要，這樣就可以有效清除社會興衰多半依靠人為因素來決定的弊端。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法家」學派的眼裡，「禮」也仍然是倫理範疇不可或缺且必須在倫理範疇中和法連續存在的一個重要部分，「禮」是「法」最接近的補充。韓非子就說「禮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
禮在社會倫理規範中的地位是僅次於法，並和法一起維繫一個社會的發展和穩定的。科學的社會倫理結構體系應該是這樣的：法、禮、基本道德自上而下嚴格劃分且連續存在，它們獨立存在且彼此配合發揮其管理社會的功能。道德是法、禮的基礎，禮是道德的中線，法是道德的底線。
當我們通過以上的論述真正瞭解了「禮」在人類倫理體系中本來就存在的重要意義時，再來看「五四」運動中那些激進學者的激進「思想」就很容易理解他們之所以膚淺的原因了。
「五四」是以推崇科學、民主，砸爛封建禮教為宗旨的「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因為將科學、民主和傳統禮教對立起來，所以一開始就走進了死胡同。
今天我們知道科學本身是有缺陷的，是存在偶然性、相對性特徵的認知方法論，它的缺陷需要回歸哲學才能夠得到彌補；而民主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實際上需要客觀存在的包括「禮」、「法」、「基本道德」在內的完整倫理系統才能夠對社會的管理髮揮作用。
這個完整的倫理系統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法、禮、基本道德。正是法、禮、道德構成的完整的社會倫理體系維繫著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繁榮。
而激進的魯迅們就像在天師府魯莽打開鎮鎖一百零八個妖魔地窖的洪太尉，他們對禮教傳統的草率否定揭開了國人醜陋人性的封印，禍害中國文化達一百多年之久。這些所謂的新文化大師們，必須為「五四運動」對中國文化精髓的摧殘和因此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經久不息的精神災難社會苦難承擔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他們甚至因為覺察不到「科學本身是有缺陷的認知方法論」的這個道理，在對自然的認知上也顯得相當膚淺，這直接導致其「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魯迅）的錯誤結論；而又因為對人類社會整個倫理體系組成要素的客觀結構及其功能缺乏全面科學的認識而使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流於偏執並給此後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經久不息的災難性影響。
其中對禮教不遺餘力的打擊直接毀掉了中國人傳承千年的儒學價值觀，是今天整個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無知無恥、窮凶極惡、自私自利、鄙視高尚……」之民族新劣根最終形成的始作俑者。
魯迅說不打倒禮教就救不了我們的孩子，這其實是對禮教之社會功能極端錯誤的認識，是一種相當荒謬的錯誤見解。
不錯，在獨裁、專制制度下因為嚴重缺乏法制的有效統御，社會片面誇大了禮教的作用所以造成過無數的悲劇這是歷史事實，但這卻並非禮教本身的過錯。我們不妨扭頭看看今天的韓國、日本、新加坡，還有就算同樣遭受「五四」運動的洗劫但且成功躲過了文革最後一擊的臺灣，他們都從來沒有打倒過禮教卻為什麼要比今天大陸中國的社會要健康進步得多呢？
「五四」運動的罪孽是矯枉過正，砸碎了中國人傳承數千年且行之有效的「禮」教傳統。這個傳統本來可以保證中國人無論受到多麼漫長的外族侵略或多麼巨大的歷史災難都能始終保持民族優秀品質的穩定傳承並在時機成熟終於得到法制的幫助時使中國社會安全進入一個「寬容、理性、中庸」的高級文明階段進而給世界文明的發展帶來新的光明的。
但「五四」運動的魯迅們卻草率打開了中國傳統禮教鎮鎖國人秉性的潘多拉盒子。半個多世紀之後，當毛澤東的文革席捲中華大地和之後鄧小平的經改毀天滅地時，一切邪靈就已經充斥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只有民族的希望還沒有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