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學校全部「停課鬧革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5月17日訊】五十年前文革甫一開始，我的尚未完成的中學學業隨之結束。十年文革，十年夢魘，無法求學讀書的痛苦時時嚙噬著我的心。
兒子念高中時，有一次為學習的事我和他發生了爭執，說著說著，兒子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你又沒上過高中！」噎得我頓時啞口無言。很多年過去了，我早忘了當年父子倆都爭了些什麼，但兒子的這句話卻長久地盤桓在我的腦際。
我的的確確連一天的高中也沒有上過。1966年我初中畢業，正在複習功課準備考高中之際，文革爆發，我的中學校園的學習生活就此畫上了句號。
但這豈止是我個人的遭遇！那時，整個中國大陸所有的大中學校全部被迫「停課鬧革命」，時間由最初所宣布的半年延宕到後來的三年，導致該繼續學業的無法繼續，該畢業的無法畢業、升學，該就業的不能就業，大學的五個年級、初高中的六個年級，所有的大學生、中學生全都滯留在已停止了教學活動的校園裡，空耗著寶貴的青春年華，無一能夠倖免。有的人，後來又有機會去讀大學，但1966、1967、1968這三屆的初中生裡，在整個中國大陸，絕無一人上過高中！就算其中有人後來讀了碩士博士，留了洋，他也填寫不出他的高中學歷。五中的胡小唐就是如此，當年他曾是1968屆的初中生，儘管他後來成了博導，又當了天津大學的副校長。
作為中國人，如果文革期間人在海外，難道也不能正常求學讀書嗎？
丘成桐，著名數學家，1949年出生於廣東汕頭。其父曾在香港崇基學院任教。14歲時，丘父去世，家中一下子失去了經濟來源，丘於是一邊打工一邊繼續堅持著自己的學業。1966年，在內地所有學子全部輟學之際，相當於大陸高一年級學生年齡的丘成桐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1969年，丘提前修完本科四年課程，旋即赴美留學，並於1971年獲博士學位。而此時在大陸，文革已經折騰了五年，所有大學的校門依然都還緊緊關閉著。（丘成桐的這段人生經歷還告訴我們，正常的社會，人的成長奮鬥是要靠自己的，面對貧窮，應該通過正常的途徑去改變自身，創造未來，而不是企望瓜分地主的田地去攫取個人的幸福。此是題外話，不贅。）
在獲得過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當中，與大陸老三屆年齡相當的有兩位：朱棣文，1948年出生在美國；錢永健，1952年亦出生在美國。這兩位，一時沒有查詢到他們的中學求學經歷，但他們的出生年份，我輩卻非常熟悉：按大陸的正常求學年齡計算，朱棣文相當於1967屆高中畢業生，他後來於1970年獲數學、物理學雙學士學位的時間也與此判斷相差不多。這之後，朱於1976年獲博士學位。錢永健，若在大陸，他相當於1968屆初中畢業生，但他卻在1968這一年考入大學，並於1972年獲化學、物理學雙學士學位，1977年獲博士學位。朱、錢二人，父輩都是留美學人，有家學淵源，這或是他們較早接受學校教育的原因之一，而這樣的家庭背景，當年在大陸是直接與「資產階級」畫等號的。
再看臺灣。龍應臺，作家，曾任臺灣的文化部長，1952年出生，相當於大陸的1968屆初中畢業生，她於1974年大學畢業，然後赴美繼續攻讀學位。李安，著名導演，1954年出生，相當於大陸的1967屆小學畢業生。他1969年考入高中，1972年高考落榜，1973年通過專科考試進入國立藝專影劇科，1976年畢業，在服兵役兩年後又赴美深造。龍父，1949年去臺時任國軍憲兵連長；李父，曾是國民政府江西崇仁縣長，1951年隻身逃往臺灣。這兩位父親如果不走，絕無好果子吃。
丘、朱、錢、龍、李們的中學、大學學業以至更高的學歷，大都是在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完成和獲得的，如果當年他們身處大陸，又將會面臨怎樣的一種境況呢？他們還能正常地讀中學、考大學並順利完成自己的學業嗎？他們還有可能創造出他們後來各自所擁有的輝煌嗎？
以上所舉各例都是名人，此處並非眼紅他們的成就，而是因為一時查找不到海外普通華人的相關例子。但毋庸諱言的是，我所羨慕的就是他們彼時有幸沒有生活在大陸。當年，無論是在香港、臺灣還是在歐美國家，所有華人華裔的海外「老三屆」們，因遠離大陸文革浩劫，而得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他們各自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學業，從而為自己未來的人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看看他們，再想想我們自己，同為中國人，同是上學讀書的年齡，為什麼竟有如此之大的境遇差別呢？同是炎黃子孫，為什麼在自己的祖國反倒不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呢？
回望1930—1940年代的中國，日本侵華，國土淪陷，抗戰軍興，全民奮起。從東北到華北，再到華東、華中、華南，半個中國已再難尋覓一張平靜的書桌。然而，彼時神州大地的琅琅讀書聲卻始終不絕於耳。在民族危亡之際，為了保存讀書種子，國民政府有計畫地將東部、中部的學校和老師學生遷移到西南、西北，因陋就簡，在艱難的環境中繼續著薪火相傳的事業。華人當中最先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掁寧和李政道，當年就曾在西遷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大讀書。而且西遷的不僅只有大學，還有眾多中學，國民政府將其中若干中學加以整合，分別編號，以「國立」命名，由教育部直接撥款，其中還包括學生的食宿生活費用等款項，以確保戰時艱苦環境下的辦學條件。
再對比1966∼1976年間的中國大陸，從教育癱瘓，到各行各業全都受到波及、衝擊，致使工農商學兵全部捲入，整個國家等同進入全民總動員狀態，但卻既無巨大天災出現，也並無大規模外族入侵的戰爭發生：文革，到底有多大的鳥事，竟要讓億萬之眾全都放下手中之事而圍著一個人轉？！
而今，不少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曾意識到自己是那場劫難的受害者，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知竟還要從當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那裡再大幅度地倒退。在民主政制的國家（地區），公職人員、政界人物，首先是最高領導人，如果有任何一點瑕疵，哪怕就是生活道德方面的問題，都會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和批評，乃至下臺滾蛋：尼克松因水門監聽事件被迫辭職，田中角榮因洛克希德賄賂事件被彈劾，克林頓因緋聞向社會公開認錯道歉。而中國大陸，和平年代裡整死害死殺死餓死達天文數字的人之罪魁禍首，居然還在被歌功頌德。兩相比較，僅此即已彰顯中國大陸與西方國家、與海峽對岸、與整個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連文革這一頁都翻不過去，中國大陸不可能走出叢林，邁向文明，開啟未來。
老三屆，作為一個群體概念，從表面上看，是指文革之初因運動爆發所導致的停課而滯留校園的初中、高中各三個年級的所有學生，就本質而言，則是基於這個群體曾在適齡讀書的時段被整體剝奪了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權利的共性特徵。對多數人來說，由於受教育權的被剝奪，導致了人生命運的逆轉，儘管看似一個個閱歷豐富，但卻處處充滿著匪夷所思而又毫無意義的人間磨難，由此形成了老三屆這一群體的整體人生悲劇。從這個意義上講，老三屆不僅是文革的受害者，更是制度的犧牲品。於今，歲月如流水般逝去，我輩已然不會再有什麼奢求，但如果在這人生的最後一程依然看不到前邊的一絲光亮，那就意味著，我們曾經遭際的苦難還有可能會以變換的形式而加以延續，我們的後代還要在暗夜中繼續地摸索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