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生育宣傳標語（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7月04日訊】中國實施苛嚴的計畫生育政策已將近半個世紀，計畫生育對傳統文化衝擊巨大，對世道人心侵蝕廣泛，對社會嬗變影響深遠。
雖然計畫生育的決策者在高層，但直接執行野蠻計畫生育政策者，顯然是基層幹部，包括實際不在幹部編製之列但我們往往稱其為幹部的村幹部。這些基層幹部，未必能從內心真正認同苛嚴的計畫生育政策，有些基層幹部，本身就受嚴厲的計畫生育的影響，只能生一個女兒，對此也是心有怨怒，至少其內心對計畫生育政策是多有腹誹，甚至於一些村幹部自己本身或家人就有偷偷摸摸的超生行為，但在對他人執行野蠻政策時，卻是不遺餘力毫不手軟。特別是一些村幹部，與違反或抗拒計畫生育政策的村民，本來就是鄰里鄉親朝夕相處，或者就是同屬一個家族，但在施行類似於牽牛趕豬拆屋這樣的暴力手段時，往往會充當急先鋒的角色。
這些基層幹部之所以在執行手段惡劣的計畫生育政策時肆無忌憚，當然與政府為其撐腰壯膽有關，也與其自身利益有關。普遍來說，為了貫徹計畫生育政策，基本的手段就是「恩威並重」四個字。「威」主要是針對民眾，採取各種手段威逼，對官員的「威」，則是表現在政績考核上，將計畫生育執行不力者，實行「一票否決」。「恩」則是針對執行計畫生育政策的基層官員，用「利益」來進行誘導。以前的巨額計畫生育罰款，後來的巨額「社會撫養費」，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通過層層返還的方式，變成了執行計畫生育政策者的「獎金」。以前，在很多縣、鄉的計生部門，雖然是一個很討人嫌惡的單位，卻是一個頗有油水的「肥缺」。因此，在利益驅動之下，還是有不少人願意到計生部門工作，而且在利益驅動之下，執行各種野蠻的手段，手腕就能硬得起來。可謂是，痛罵任人痛罵，計生我自為之。也正是因為如此，計生罰款也好，社會撫養費也罷，雖然數額十分巨大，卻一直是一筆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近年來，在網路輿論上，出現公開社會撫養費的強大呼聲，所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本來只要公開賬目，就能說清社會撫養費到底撫養了誰的問題，但有關部門卻一直採取「駝鳥政策」來予以迴避。估計，這個社會撫養費的賬目，是公開不得吧。
從考察世道人心的角度看，基層幹部在執行暴力政策時心境如何？是否有良心的拷問，是否有於德有虧的內心自省？確實是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這對當代人的思想道德觀念的審察，是一個很好的標本。遺憾的是，即使在當前自媒體氾濫的時候，至少我是沒有看到，有執行計畫生育政策的基層官員勇敢地站出，坦陳心跡，剖析自我。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莫言的長篇小說《蛙》。《蛙》的主人翁「姑姑」萬心，矛盾地擁有著兩種身份：一種是鄉村醫生，一生接生嬰兒近萬名，人稱「送子娘娘」；另一種是堅決執行計畫生育國策的計生幹部，人又稱之「殺人妖魔」。「送子娘娘」與「殺人妖魔」如此對立矛盾，卻統一存在於萬心一人身上，她的一生因而活在無法逃脫的極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讀《蛙》，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情節和人物命運的殘酷，也能看到小說主人翁靈魂深處極度痛苦的殘酷。
莫言是體制內作家，莫言也只有管笑笑一個獨生女兒。有一次，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莫言坦言，在女兒出生之後，妻子又有過懷孕，只是迫於計畫生育政策，怕自己的工作受到影響，而選擇了人工流產。莫言向來低調內斂，但在那次電視節目中，我們從莫言的言談神情中，明顯能夠讀出，莫言對自己沒有讓自己第二個孩子出生的憾恨之意。
莫言早就是國內的知名作家，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更是一時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人物，細心閱讀莫言作品的人也迅速增多。一些人認真讀過莫言的小說，似乎才如夢方醒，原來莫言通過小說抹黑中國，更有甚者，甚至指斥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是靠抹黑中國來給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舔菊」，搞得好像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很不光彩似的，直接痛罵莫言為「漢奸」者，也大有人在。
其實，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莫言的《蛙》已經獲得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這是中國的最高文學獎。《蛙》涉及「計畫生育」這一敏感內容，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計畫生育」為題材的《蛙》能夠獲得「茅盾文學獎」，我們只能作出正面的理解，在中國文壇上，所謂的「體制內」並非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如此不堪，而是具有包容、寬鬆的特質，終歸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說「茅盾文學獎」的評委們是「高級黑」吧？即使可以說「茅盾文學獎」的評委們「高級黑」，評委會上面還有上級，他們又不是傻子，「高級黑」能夠「得逞」？其實，對於《蛙》，對於莫言這位「體制內」作家，不僅是一些國內讀者不理解，一些外國讀者也感到費解。德國《南德意志報》書評說《蛙》讓讀者震動，鑒於該作品所透出的強烈批判精神，西方讀者會不理解作家何以被認為是位「體制內作家」。這充分說明，莫言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獎，莫言自身的才華和努力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莫言遇上了開明、寬鬆的好時代，給了莫言良好的文學創作環境。
毫無疑問，莫言的《蛙》不但涉及計畫生育這一敏感話題，而且《蛙》的主人翁萬心在殺嬰無數後痛心懺悔。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痛心懺悔」，讓人對莫言心生痛恨，而要指斥莫言為「漢奸」。然而，硬要說莫言的小說是抹黑中國，實在是誤讀。恰好相反，應該說莫言的《蛙》，美化中國的成份更大。參與計畫生育工作的人，從政府決策者，到執行政策的基層官員，再到協助執行政策的專業技術人員，甚至可以到參與執行政策的底層市民、村民，明知其惡，在行動中，是否有過些許的遲疑？內心是否閃過一絲牴觸情緒？這些都很值得懷疑。進而，我們可以追問，中國人真有懺悔嗎？
而且，不僅執行計畫生育政策的基層官員是這樣，在其他行業部門也應該是差不多。比如城管，在城管執法中，真正沖在一線的，大多是城管中的協管員，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城管「臨時工」。他們本來是工資收入不高，社會地位偏低，說他們處於社會底層，也不為過。可是，這些城管「臨時工」，是大部分城管暴力的直接製造者，在對同樣屬於弱勢群體的商販拳腳相加暴力相向時，往往是毫不遲疑毫不手軟的。就是因為城管「好使」，某些地方政府的領導習慣於將城管當槍使，創衛時指使城管去「掙面子」，拆遷時指使城管去「拔釘子」，亂攤派亂罰款時還要指使城管去「撈票子」。某些地方政府把城管視作豢養的「打手」，而城管也往往樂於充當「打手」，屢屢施暴的城管，特別是城管協管，有過懺悔嗎？有因為施暴而良心不安嗎？至少，我是沒有看到過。
王朔有一段在網路上流傳很廣的話：「中國人是豬，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頭賺錢，誰死都和自己沒關係。一旦傷害到自己了，馬上就慘叫，叫得簡直哭天搶地，然後一個大白饅頭扔過去，立馬又蔫了，別人喊的時候，他依然埋頭吃喝！」
以這個視角來觀察公權力的種種野蠻，看看政策執行者在利益驅動之下對他人施加暴力手段而毫無惻隱之心的情形，再想想他們毫無懺悔怙惡不悛的可怕現狀，對王朔的「豬論」細加考量，我們應該會心有戚慼然吧？
王朔還有一個段子在網上廣泛流傳：「信仰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原則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對於中國人來講，不能當飯吃的都不重要。我們信奉了豬的生活原則，於是乎我們也得到了豬的命運——遲早給別人當飯吃。」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成為屢試不爽的法寶；只要誘之以利，「見利忘義」就變成人們的「理性選擇」；「有錢不賺是傻子」成為人們奉信的人生信條，為賺錢「把靈魂抵押給魔鬼」也在所不惜。當這樣的世風民情成為普遍現象時，王朔把中國人比作豬，話雖然說得難聽，但話糙理不糙，難道不是這樣嗎？
有人認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是愛；中國以及整個東亞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則是善。持中西文化融合論者則認為，愛中應有善，善中必有愛，愛和善，是相通、相融的。
《三字經》開篇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就道出了中國式道德的意旨：弘揚善，是教化的核心要義。如無善，則不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道德判斷。
崇善的基本路徑：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善果、樂善。最終歸結為：止於至善。這是為人處世，修養身心的最高境界。
完善人格修養，善是根基。善心是是做人的根本，是善行的前提，是善行的原驅動力。一人有善心，則一人不為惡。全社會人人有善心，則全社會不為惡。有善心，再有善行，則善行錦上添花；有善心，雖無善行，但不會禍及他人與社會；而無善心，則難有善行。無善心而施善，往往是另有所圖，即常被人們稱之為「偽善」、「假善」。
為人處世，觀人察事，我們的頭腦中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念頭，有善念也有惡念，而這些不同的念頭，閃念之間，有時會把一個人引向不同的方向。善念是萬善之門，心存善念，它會引導人走向真善美的境界；惡念是萬惡之源，心有惡念，它會引導人走向假惡醜的深淵。如果要做一個好人，一個坦誠的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需要常存善念，對心中閃現的惡念，要十分警惕。
善念，來源於善心，植根人的深厚修養。西遊記中有一詩云：人心動一念，天地盡相知；善惡如無報，乾坤必有私。心存善念，摒棄惡念，還在於人應該心有敬畏。
作中國人道德的核心內容「善」，在傳統文化逐步消解的過程中也隨之逐漸消散。不能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善」的消解，完全是受計畫生育的影響，但在計畫生育政策的實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諸般惡政惡行，至少已經難以看到「善」的影子。失去了「善」這個核心靈魂，中國傳統文化難免就要「失魂落魄」。「失魂落魄」的傳統文化，又將如何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