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批鬥會，紅衛兵們殺氣騰騰。（網路圖片）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壞人活該」，「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這意味著，公安部門不會追究紅衛兵造反派打死黑五類分子這樣的事。
當時傳來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們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畫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黑五類家庭成員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兇惡的殺人魔王，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快被塞滿了，他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將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特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屬。該規定要求，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湖南省道縣縣委書記熊丙恩，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宣稱：「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畫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著「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從1967年8月中旬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4千多人，被迫自殺的300多人，涉及全縣36個公社、2700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普遍在道縣所在零陵地區蔓延，全區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著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佔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看到這些信息和數字，任何一個善良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其濫殺無辜的瘋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見，超過了當年的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