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陝西鎮安上訪農婦李立芳被送精神病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8月09日訊】什麼是精神病？醫學上的不聊了，我不是一名醫生。我只知道在我們的社會上，有著各式各樣的精神病，比如你用了外國貨，會被愛國者罵是精神病，你見愛國者砸東西，你也會覺得他們有精神病。你說你是一個公民，你要享受公民的各種權利，立馬就有人罵你：「你有精神病啊？別整天說自己是公民公民的，你就一平頭老百姓。」這時候估計你連回罵他們有精神病的慾望都沒有了。孔三媽當年很有名的一罵：「你少拿納稅人說事。我最噁心動不動就一口一個我是納稅人就如何如何的，你給我滾你媽的蛋。」這叫獸都能在電視上明目張膽的犯精神病，我們的社會確實病得不輕。
從廟堂開啟的精神病源頭
有個公務員辭職了，而且還是從國家部委級別的部門辭職的，有人稱讚這位辭職的妹子是巾幗英雄，也有人蔑視這位辭職的妹子說神經病。那幺妹子為什麼辭職了呢？一個原因是很忙，忙我是理解的，畢竟你是為國家服務的人，但忙的是什麼內容呢？這是我比較關心的。妹子說：「開個會，就是推稿那些一兩個字、那些四六句對仗、押韻，要了多少壽命啊！若是國家級的活動，更超出普通人的想像。一場記者會、一個會議、一次會見、一次合影，背後得用多少人的血汗、多少套方案、多少個日夜不眠、現場得打多少雞血，才能順利運轉，恐怕只有在電視台大型直播節目後臺的副導演和導播級別的人能想像到，還未必是體會到。」
這位妹子的話，我是很能感同身受的，曾經我也在一個部門工作過，那種生活，基本上就是把你從個性打造到一個小框框中，你基本上不能有任何個人思想，每天確實很忙碌，因為你不忙碌，喝茶的老爺們就沒有喝茶的休閑時光了。有人會說：「不愛干就滾蛋，走了還說什麼不好？當初為什麼進來？」於是這位妹子的另一句話就更有味道了：「你覺得大材小用？最初列印桌簽、放進有機玻璃的桌簽架裡、親自去擺好的，也是個985大學碩士畢業的科員，70後（我們辦公室的老一點的同志）。」
我只聽說過，在國外，好的大學生都是積極投身到社會的人文、科研等工作，積極為這個社會創造有意義的價值觀以及改變生活，方便生活的科技領域，在國外剛畢業的年輕人投身到公務員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因為再怎麼說，你公務員也是一個服務階層，你並不是創造效益的階層，你也沒要貪污或者比其他人待遇好的特權機會。真正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努力的，永遠是每一位辛苦在社會一線的人們。那麼我們的社會為何會如此不正常？其實有病的不只是一些人盯著高高在上的廟堂，更是高高在上的廟堂捨不得讓自己放下身段，也更捨不得所謂的為人民服務能夠踏踏實實的被民眾所監督。
妹子說對這個工作沒有認同感，所以走人了。而我當時離開那個單位只有一個想法，我不想讓自己變得庸俗不堪，喪失了所有的性格，雖然單位無論是上層領導還是直轄我的領導都很看重我的個人價值，但他們也都明白，在這個單位裡，你的個人價值只能有限於這個單位所容忍你發揮的價值，所有你的價值基本上大部分是要廢棄的，而且還要附庸好這個單位的庸俗不堪。如果當時不是直轄我的領導多次邀請，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踏入官方單位，這種煎熬我想每一位在裡面的人都會感同身受。
應試教育下的精神病患者們
這還不算什麼神經病了，無非是圈裡圈外的相互不瞭解而已。讓我們來看看更高級的神經病領域，昨天一則新聞稱《河北涿鹿教科局長辭職：有陰謀阻斷了這場教改》，該文稱：「河北省涿鹿縣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長，任內實施了「三疑三探」等多項教學改革，因為家長們擔心孩子成績受影響，爭議與質疑始終伴隨著改革過程：兩年裡遭遇兩次大的反對浪潮，以及一次群體性事件。所謂「三疑三探」，是指將課堂教學分解為設疑自探、解疑合探、質疑再探、運用拓展的教學方法。」
文章稱：「7月5日，200多名家長走上街頭，要求罷免郝金倫。當天，涿鹿縣委、縣政府叫停了「三疑三探」改革。7月11日，郝金倫宣布辭職。近日，郝金倫辭職時的演講被人公布在網路上，引發熱議。「滿堂灌、題海戰術以及對孩子們野蠻地張榜公布成績等，在我郝金倫看來都是誤人子弟……我不去領導這項工作。」
說實話，寫評論五六年了，我還是第一次想用無法形容的詞彙去褒獎一名官員，雖然他現在已經辭職了，雖然他的理念沒有貫徹下去。在家長的眼中，這名官員是一個神經病，家長們並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多少思想，有多少思考的能力，有多少質疑的精神，只在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做題高手。而在這名官員的眼中，家長們也是神經病，孩子們如果不能正確的理解教育的意義，無法有思考的能力，質疑的精神，這樣的教育出來的孩子們，並不會對社會的進步有多少意義，卻會造就出無數的精緻利己者。這位官員認為這是誤人子弟。
誤人子弟這個詞用得好，也許周圍的人會笑他是神經病，但我個人認為這個國家清醒的人們會記住他的名字，並且有所欣慰：「我們的官員群體中，也不都是庸脂俗粉，也有擁有獨立人格和實事求是工作的人，只是可惜的是，這樣的官員最終要被庸脂俗粉的大環境所吞噬，也會被腦子不清醒的國民所埋沒。」我很早就在文章中談過，我們現在不再是一個知識型的社會，因為按照這個國家現有的年收入，它早就應該將義務教育施行到15年，孩子們的學習是應該轉變為從知識中尋得觀念，並用觀念實現自己的價值，但應試教育的荼毒已經深入骨髓，想要改變談何容易？更何況，一個縣級官員。
新京報：有人評價，你的辭職之舉體現了政治上的不成熟。郝金倫：他們說的「成熟」，無非就是圓滑、世故。縣級基層政治生態是非常可笑的，做事情的人都被視為幼稚，非常孤獨。而那些八面玲瓏、什麼都不做的「老好人」們，人緣非常好，被視為成熟。在我看來，他們不是成熟，是政客。新京報：你曾說過，這兩年在涿鹿，罵你成為一種時尚。還有上百家長走上街頭反對教改。郝金倫：這兩年，有部分家長一直在罵我，我並沒有太在意，我一直想用事實說話：通過教改，讓家長看到孩子性格的改變，成績的提高。
神經病之旅從教育就開始出發，這並不奇怪，有位文化評論人說：「統一知識界的思想，最終中國將沒有思想。」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當知識界沒人說話了，而普通人又沒有說話的精力和能力，那麼這個國家將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思想，單元化社會重新回歸，這很可怕。而我們在教育中，聽話是唯一的準則，就像答案是唯一的標準一樣，孩子們沒有自己的性格，有的只是茫然失措的機械性做題。
什麼樣的教改可以改變我們病態的社會？讀書不再是為了做官，讀書不再是單純的為了賺錢，讀書更不應該被成績所束縛，讀書應該回歸到有教無類，興趣教學，讓孩子們體驗這是一種快樂的事，而不是一種利益交換。當然，至少十年內做不到，因為我們還是需要控制思想，輸出大量知識豐富，但思維簡單的學生。
你從正常到被精神病走過了哪些風景？
團結湖參考消息：山東新泰的徐學玲，十年前為了給妹妹維權開始上訪，期間被鑑定患有「癔症」，被鎮政府送進精神病院；妹妹的事情解決後，為了給自己「被精神病」的事討個說法，她再次上訪，於是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2015年，徐學玲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而被刑事拘留，這一回她則被鑑定為「無精神病表現」，具有完全責任能力。在徐學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盡致。
當她不斷上訪成了鎮裡的「不安定因素」時，儘管精神鑑定書裡稱「未發現精神病性症狀」，但仍然可以被認定為「癔症」而送進精神病院。也可以因為要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而再次「被精神病」。但當她被刑事拘留，精神病可以幫她免於刑罰時，這個住過兩次精神病院的人，又神奇地與既往病史拜拜了。基層鄭虎嫻熟地將一種疾病變成維穩手段，公權侵犯私權的姿勢多到讓你招架不住。
在你步入社會之後，你豐富的知識和簡單的思維，很難讓你走上上段新聞當事人所遇到的事，因為當你遇到需要維權的事時，大多數會選擇退卻，因為你會覺得付出換不了應得的回報，自己吃個虧就好了，還會用古人的話教導自己：「吃虧是福。」當然，這也縱容了作惡人的惡。我不知道這個人的妹妹發生了什麼事，而開始長達十年的維權，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樣的人在一些官員眼中甚至一些普通公民眼中，的的確確人是有神經病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退卻，或者吃虧，但她竟然不選擇退卻，也不選擇吃虧，硬要認真到底，那麼問題就來了，她一定是個神經病。但實質上，她可能是我們的社會中，正常的一員，只是不正常的人太多了，才顯得她不正常，這種現狀是讓人很無奈的。
有一則歷史也是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據悉1978年時總人口不到3億的蘇聯，就有450萬名登記在冊的精神病人。而到80年代末蘇聯鄭智解凍時，有200萬人被改判為精神正常。」這種感覺，就像當年某人說的：「中國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一放大就是幾千萬人都是壞人，這種感覺你是否會毛骨悚然？也就是說，你被精神病的概率並不取決於你發病的概率，而取決於你個人思維的覺醒是否影響到了權貴們，而權貴們也有著一套嫻熟的，讓你淪為精神病的手段。
換一種說法，沒人願意和權貴們較真，除非真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精神病了，不要慌張，不要鬱悶，也不要喪失了希望，你只是有秩序的，有組織的，有預謀的成了精神病患者，這並不妨礙你是一個正常的人，有人說：「因為精神病的特殊性在於，你一旦被認定為精神病，那麼就失去了一切為自己申辯的權力，誰會相信一個精神病人說自己其實沒有病呢？所以對精神病的認定尤其需要慎之又慎。」
你不敢在官家單位裡有思想，你也不敢讓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中產生思想，你還不敢讓自己的權利受到威脅時，讓自己進行反抗，其根源就在於，我們離精神病就差了一個被字，也許看透了這些並沒有什麼意義，但看透了本身就是很大的意義。
我想，我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是精神病，不是精神病誰會寫這麼多無用且不富含正能量的文字呢？好吧，我有精神病，但如果大多數普通公民都能像我這樣擁有思考和較真的精神病，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會更快的回歸正常呢？這也許就是我每天發病的原因吧，我將為此一直精神病下去，五毛和自干五們還是放棄對我的治療吧，讀書不多不是你們的錯，但你們要讓讀書多的人放棄良知，這是難上加難的一件事，不要妄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