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像。（網路圖片）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他是被史彌遠政變推上皇位的。宋寧宗生前確定的皇嗣趙竑在這次政變中遭迫害致死，成為南宋後期的最大冤案。為了不讓繼統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與挑戰，宋理宗及其繼任者，竟然拖延五十年不給這樁彌天冤案徹底平反。說起這樁冤案，還得從頭略作交待。
宋孝宗有三個兒子，都是皇后所生。皇太子早逝，他不立次子，破例立所謂「英武類己」的第三子為皇太子，即宋光宗。孝宗禪位後，以太上皇的身份向光宗交待了隔代繼承人：「當初越位立你，想讓你成一番王業。如今你二哥雖去世，他的兒子還在。」意思很清楚，皇位應還給老二家。豈料，宋光宗不久精神失常，連太上皇駕崩都不能出主大喪。在政局危機的嚴重當口，太皇太后吳氏（宋高宗的皇后）最後拍板，讓光宗禪位於其子，是為寧宗。後來，他二伯的獨子英年早逝，連後代也沒留下。為彌補虧欠之心，寧宗追封他為沂王，選太祖十世孫趙貴和入嗣其後。終寧宗朝，沂王始終居於特殊的地位。
寧宗先後有過八個兒子，但都沖齡夭折，他選了太祖幾個十世孫入宮學習，意在遴選皇位接班人，其中以早已入嗣沂王的貴和呼聲最高。在誅殺權相韓侂冑後，史彌遠取而代之，一手遮天。史彌遠不希望貴和入選，因他對自己專擅朝政流露出反感，便命同鄉與親信鄭清之物色了另一位太祖十世孫趙與莒。不久，寧宗立貴和為皇子，改名趙竑。其用意很清楚：既然貴和早已入嗣沂邸，立他為皇子，等於把皇位還給了他二伯家。史彌遠不便公開反對，提議再為無嗣的沂王立後，並把與莒推了上去。寧宗採納了這一建議，將其改名貴誠。
次年，趙竑進封濟國公，由楊皇后作伐，娶太皇太后吳氏的侄孫女為夫人。史彌遠知道皇子喜歡彈琴，送上一名擅長琴藝的美人做臥底。皇子缺乏心機，不知韜晦，當她的面大罵史彌遠，說將來一定要將其決配八千里。由於寵昵那位美人，吳氏夫人與皇子關係緊張，常到楊皇后處哭訴，皇后對趙竑自然不滿。史彌遠處心積慮阻止皇子登上皇位，讓時任國子學錄的鄭清之兼任沂王府教授，精心輔導與調教貴誠。
流言蜚語日漸不利於趙竑，而有利於貴誠。有朝臣提醒寧宗：「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失今不圖，奸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寧宗雖悚然動容，卻未見行動。也許，他自認為國本安排已明白不過：皇子只有一人，理所當然是唯一繼承人。但他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皇子與皇太子儘管一字之差，卻有重大區別，只有皇太子才是唯一法定的皇位繼承人。將趙竑立為皇子，只不過承認他是後嗣，因非其親生，在其彌留之際或歸天之後，易嗣遠比廢儲容易得多。雖然矯詔廢立太子，並非史無前例，但畢竟更冒天下之大不韙。
嘉定十七年（1224）閏八月，寧宗駕崩之夕，史彌遠一面派人宣召貴誠進宮預作即位的準備，一方面命鄭清之等黨羽起草矯詔。然後通過楊皇后的兩個侄子七次穿梭於內外朝之間，極盡威逼利誘之能事，迫使原先並不贊成廢立的楊皇后最終屈服其廢立陰謀，矯詔立貴誠為皇子，賜名趙昀，封成國公。
一切安排停當，史彌遠才宣召趙竑入宮聽詔：「皇子成國公趙昀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帘同聽政。」新即位的皇帝就是宋理宗。隨即以楊太后名義宣詔：皇子趙竑進封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數日後，趙竑改封濟王，賜第湖州，被監管了起來。
對史彌遠的廢立，朝野有不少人義憤不平。當地人潘壬、潘丙兄弟聯絡了太湖漁民和湖州巡卒密謀擁立濟王，他們派堂兄潘甫到淮北爭取「忠義軍」首領李全的支持。李全是翻雲覆雨之人，表面約好日期進兵接援，屆時卻背信爽約。潘氏兄弟只得倉促起事，裝束成「忠義軍」模樣，夜入州城，硬把黃袍加在濟王身上。趙竑號泣不從，潘壬等以武力脅迫。濟王只得與他們相約不得傷害楊太后與理宗，這才即位。夜色中，起事者揭榜聲討史彌遠廢立之罪；連湖州地方長官也率當地僚屬入賀新皇帝登基。
天色熹明，濟王見擁戴他的都是烏合之眾，知其事難成，派人告變，並親率州兵討叛。待朝廷大軍趕到，起事已被濟王討平。湖州之變，是民眾對史彌遠專政與廢立的一次自發性抗議。儘管濟王告變平亂有功，史彌遠仍蓄意斬草除根。不久，他派親信到湖州，說是奉諭給濟王治病，暗地卻脅逼他自縊身死，還殺死其子，對外宣布病故。為平息朝野非議，理宗追贈濟王為少師。但不久史彌遠就指使爪牙發難，理宗收回成命，褫奪其王爵，追貶為巴陵縣公。
史彌遠政變不僅剝奪了趙竑既定的皇位，而且將其迫害致死。這一做法，粗暴踐踏了儒家倡導的人倫綱常，激起朝野正直之士的無比憤慨。就在權相政變、理宗奪位不久，臨安書商陳起編集出版了《江湖集》，其中收有敖陶孫「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的詩句，史彌遠的爪牙嗅出了其中的不滿，說「何王」與「彼相」是「哀悼濟王而譏誚彌遠」，濫施淫威，下令劈掉《江湖集》的書版，將陳起流放邊州，敖陶孫被貶逐出京。
但仍有不少知名學者與剛直朝臣為了捍衛倫理綱常，不顧罷官流放，接二連三為濟王鳴冤叫屈。
四川進士鄧若水通過制置司給理宗上書，直斥史彌遠矯詔政變：「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簒乎？非攘奪乎？」他明確要求理宗「誅彌遠之徒」，針對史彌遠策動政變與構陷冤案，他指出：「天下原以為陛下沒有此心，不知其事，一定會平反昭雪。誰知至今逾年，仍未能大慰天下之望。昔日相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日相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怎能容忍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污辱？」制置司嚇得不敢驛遞這封上書，鄧若水才免遭毒手。但內容已有流傳，史彌遠在其改官狀上，「取筆橫抹之而罷」。
在朝的大理評事胡夢昱也應詔上萬言書，不僅直言無忌，還把副本送達史彌遠。他認為濟王冤案關係「立國之根本」：「戕天理，棄人倫，對我宋立國之根本損傷太多！」他還指出：「即便追贈褒崇，其實對濟王已無所增益；倘欲削奪追貶，其實對濟王也無所減損。但陛下友愛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悖或合，國家安危治亂之機卻將由此而判定！」史彌遠惱羞成怒，擼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職，貶竄像州（今屬廣西）。參知政事袁韶與臨安府尹都認為夢昱無罪，拒絕在執行公文上簽名。
像州，時稱蠻荒之地，胡夢昱流貶之際，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賦詩贈別，稱頌他「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他也賦詩明志：
非求美譽傳千古，不欲浮生愧兩間。
胡夢昱錚錚鐵骨，只為了不愧對天地，他堅定地表示「憂國不怕死」，最後死在貶所。在專制政權下，正義之士的慷慨赴死儘管也未必能換來統治者對冤案的昭雪，但他們無疑是當時中國人的脊樑。
對史彌遠政變與宋理宗奪位，理學家魏了翁「積憂成疾」。濟王被害後，他每次見到理宗，就「請厚倫紀，以弭人言」。胡夢昱流貶，他不畏牽連，出城餞行。史彌遠恨之入骨，便以「首倡異論」、「朋邪謗國」之罪，將其連降三級，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個理學家真德秀在上書中認為，朝廷對濟王的處理有違綱常，未盡人倫，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進補過之說」，只希望理宗「力行眾善，以掩前非，庶幾將來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這是愚臣之願，也是天下之願也！」真、魏的委婉規勸，完全出於為朝廷消謗補過的考慮，理宗卻文過飾非，聲稱「朝廷對濟王也夠仁至義盡了」。史彌遠更是唆使鷹犬攻擊真德秀「舛論綱常，曲為濟王地」，將其罷官。真德秀做過濟王的老師，對其冤死慼慼在心，臨終還對家人表示：不能為其昭雪是終身大恨。
紹定四年（1231）三月，臨安特大火災把太廟裡列祖列宗的御像與靈位燒為灰燼，朝野無不視為「天譴」，理宗裝模作樣下詔求言。徐清叟上書就拿濟王說事：「陛下與巴陵（指趙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燒太廟，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慍，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所以有傷和氣而召來災異。」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聞。
紹定六年六月，權相史彌遠病在旦夕，有朝臣舊案重提，要求為趙竑追復王爵，以王禮改葬，並為其立嗣。理宗頒下御筆，雖命有關部門改葬，卻依舊給濟王安上「脅狂陷逆」的罪名，對於立嗣，還振振有詞道：「事關家國，非朕敢私。」
這年十月，史彌遠病死，理宗親政，推行「更化」。按理說，他完全可以把罪責推給故相，洗刷自己，把握住平反昭雪的絕佳契機。但理宗對史彌遠感恩戴德，「深欲保全」。洪咨夔在起草歸葬詔書時說濟王「雖死不朽」，史彌遠餘黨礙於其知名度，不便拿他開刀，轉而誣指周成子「與謀」，將其投入大理寺獄，大理卿徐宣「力辯其非」，兩人「皆坐貶死」。誠如洪咨夔指出：「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如果說，在此之前，史彌遠是濟王覆盆之冤的元凶；那麼，在此以後，理宗就是阻撓冤案昭雪的根源。
端平三年（1236），諫官方大琮再向理宗上疏說：「當年冤案，天地祖宗也察知陛下受挾制;泉壤亡靈也原諒陛下不得已。今將十載，夭斃老妖（指史彌遠）;端平改弦，威權自出，這難道還不是昭冤雪枉之機嗎?」他雖然指責理宗對冤死的濟王「牢關固拒，如待深仇」，對已故的權相「丁寧覆護，如撫愛子」，卻仍指望理宗「豁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之間！」然而，理宗依然故我。
這年，行獻享禮時又遇雷電雨雹之災，架閣韓祥、司農丞鄭逢辰又牽扯出濟王冤案。前者說：「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後者說：「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塚荒丘，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從他倆對趙竑爵位的稱呼與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斷，端平改葬，既未追復王爵，也沒遵用王禮。
嘉熙元年（1237），臨安城再次大火，延燒的恰是濟王舊邸，太學、武學與宗學的學生聯合上書，說這是濟王冤魂「為厲之驗」。在朝官宦與在野士人也無不認為，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乾和氣」。殿中侍御史蔣峴為當局幫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當問」。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憤，觸犯了眾怒，武學生兩百餘人在劉實甫帶領下上書猛攻，把他趕出了御史臺。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終於死去。終理宗朝，「群臣泛議，一語及此，揺手吐舌，指為深諱」，濟王案成為既碰不得也說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丟下過一句話：「留以遺後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鐵了心把棘手的難題扔給後代。在濟王冤案上，理宗與他的「定策元勛」始終沆瀣一氣，因為否定了史彌遠，昭雪了冤案，也就動搖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
度宗繼位，他是理宗的親侄。監察御史常楙舊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說過「以遺後人」，那就「所宜繼志，以慰泉壤」，追復濟王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讓有關部門討論陵墓規制，盡快增修，至於其他問題仍按理宗親政時御筆辦，仍未予徹底平反。度宗的皇位來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樣也會危及自身繼統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兒子恭帝即位。蒙古軍已突破長江防線，南宋政權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書的常楙再次上書，將時政危局與濟王冤案掛上了鉤：「置之死地，過矣；不為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尚能感應飛霜枯草之災，何況曾是帝王之冑、皇嗣之選，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頻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請吧！求陛下勿惑浮議，特發英斷，為理宗和度宗了卻這段未了之事。」著名學者王應麟也有陳請。年僅五歲的小皇帝何來「英斷」，但朝廷終於頒詔，對趙竑恢復了王爵，特封其為鎮王，並賜謚「昭肅」，還為其立嗣以承襲王爵，對他的陵墓重加修繕。
在為濟王昭雪的所有籲請中，以王禮改葬的呼聲幾乎不絕於耳。據美國學者KatherineVerdery在《遺體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對有爭議性歷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動與儀式，都帶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其中包括對某種體制與政權的否定與控訴（參見2011年4月24日《上海書評》範可《遺體作為社會動員的工具》）。饒有意味的是，晚宋濟王冤案為這一論點提供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個例。按照宋代的主流價值觀，理宗奪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稱帝，就代表了社稷國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為因政變致死的皇位合法繼承者徹底平反昭雪，或者更進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還是有利於化解朝野怨氣與社會矛盾的。可惜，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宋代統治者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責任感和勇氣。
濟王冤案牽動了宋季三朝政局，這樁冤案，自1225年鑄成，遲至1275年才最終平反昭雪，歷時整整半個世紀。「天意從來高難問」，僅過一年，臨安陷落，南宋覆滅。宋亡以後，學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萬千道：
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