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刑訊逼供的首創者——毛澤東。（網路圖片）
刑訊逼供，古已有之。但歷來都受道義譴責。特別是時代變了，《世界人權宣言》頒布以後，人權被明確為全人類的最高價值觀，地球進入到了空前文明的新時期。戰俘——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敵人都不許虐待，豈能容對尚未定罪的公民濫施毒刑屈打成招？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在近幾年明令禁止以前，刑訊逼供一直是光榮傳統。
「哪個朝代沒有冤死鬼？」——此話不錯。但動用國家暴力刑訊逼供，大面積製造冤假錯案，就規模而言，現代中國的確無與倫比。
一、中共刑訊逼供的首創者
肅AB團運動開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血腥肅反的先河。毋庸置疑，其間刑訊逼供大顯神通。（AB團是江西國民黨內的反共組織，1927年4月2日在共產黨暴動中瓦解，以後不復存在。3年多後毛發動的肅AB團運動，實質上是假肅AB團之名剷除革命隊伍內的異己力量）
毛澤東發動的這第一場暴力運動始於1930年2月。在紅色革命草創時期，在小小的贛西南蘇區，在僅有幾萬人的革命軍民中，共產黨殺共產黨，殺了5,000人！——大大超過國民黨軍隊的戰績——其主要手段就是刑訊逼供。
當時，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當時的凶手們並非自作主張，而是遵命而行——
6月25日，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
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新領導人、毛的老部下曾山，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信中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務必會同李同志（筆者註：指毛的愛將、肅AB團運動指揮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因此，紅20軍官兵被逼上樑山，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富田事變，激發了江西蘇區黨內同志、紅軍官兵對毛澤東更大的不滿情緒。但毛毫無愧怍，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在這封答辯信中，他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在毒刑之下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他們係貨真價實的「AB團」。
這是革命道理嗎？
就是這種邏輯，在滅絕人性的紅色革命中備受青睞，於是迅速蔓延全國蘇區，刑訊逼供大發其威，自己人殺自己人，總數不下10萬之眾！——提著腦袋造反的革命者，沒有被敵人槍殺，卻倒在了領導者和同志們的棍棒鍘刀之下（其時缺乏槍枝彈藥）
二、群眾運動——刑訊逼供最大化
毛澤東偏愛群眾運動——因為群眾運動的個性與毛澤東惟肖惟妙：富有激情，易於衝動，無法無天，恣意橫行。
在毛澤東接連不斷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刑訊逼供無不大顯神通。
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包括打手、劊子手，無不提心吊膽，膽戰心驚！
在無數史料中，所有受過酷刑的人，幾乎異口同聲說過同一句話：生不如死啊！承認不行，不承認也不行！
最後，受刑者無一例外，全都鸚鵡學舌：你叫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
三、毛澤東時代，刑訊逼供——國家暴力創奇蹟
短短28年，毛澤東連續不斷地發動整人害人的政治運動，刑訊逼供大施淫威，整了一億多人整死兩千多萬，創造了遺臭萬年的世界記錄。
四、新時期，國家暴力製造罪惡規模大大縮小，但冤案依然不斷產生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中央中止政治運動，因而國家暴力製造罪惡的規模大大縮小。但由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專制之下缺失公正，刑訊逼供照舊肆虐，因此冤案依然不斷產生。
（本文略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