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悲劇是中共對中國人民欠下的，永遠無法償還的血債（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4日訊】如今，40多年前的卞仲耘校長之死能再次引起人們的反省、爭論、辯駁，這說明文革在中國人心裏的陰影是任何勢力都不可能抹去的。卞仲耘校長是他殺，他殺在文革中是一股風潮，有的死在群眾的棍棒下，有的死在專政機關的槍口下，有的死於兩派武鬥，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在文革中，自盡也是一股浪潮，席捲全國。那時的自盡，既不像陳天華，也不似王國維，連阮玲玉式的自殺都不屬於。其實都是他殺，因為是逼不得已，實在走投無路。
他們被逼自殺
說起自盡，我深有感觸，因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段歲月裡，我幾乎每天遇見一起。
1966年6月，我去北京工人體育場游泳池游泳，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從館頂一躍而下，摔在我的面前。他好像生前特意穿上整齊的中山裝，然後以死明志。我驚恐地盯著他的屍體，他的左臉貼在地面，壓著一灘血跡，兩條腿呈扭曲狀。
我父親帶我和弟弟去北京東直門外放鴨子，那時出了東直門就是一片水塘，我獨自趕著鴨子往蘆葦深處走，不料，一具屍體浮在眼前，腦袋腫脹得奇大無比，皮膚被水泡得慘白。
自盡，最後還輪到了我的親人。1966年9月中旬，我在父親的抽屜內發現了一封發自上海嘉定縣公安局的電報，稱我的祖母9月8日在嘉定婁塘鎮一池塘自盡，遇難時還不到60歲。誰知到了八十年代初，嘉定縣檢察院和法院又懷疑這是一起他殺事件，理由是我祖母從北京帶回嘉定老家的一筆錢無影無蹤，另外，她投河為什麼不選擇附近的一條深深河流，卻偏偏去了路途稍遠的淺淺池塘？
我當時知道的各類自盡，最難忘的還有這樣幾位。
鄰居蔣蔭恩伯伯，他家住二層，我家住一層。那時他是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副主任，畢業於燕京大學，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從事過新聞學研究，曾經是《大公報》的名記者，還先後當過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授。抗戰時期，蔣伯伯的文字激揚，名重一時。八一三淞滬抵抗，他坐車東奔西跑，四下採訪。車行經大世界時遇上紅燈，大家都在那裡耐心等待，而天上飛機轟鳴。此時他也不知哪來的預感，忽命司機猛闖紅燈，一路狂駛，隨後一顆炸彈落下，紅綠燈四周的人全部喪生，唯有他們倖免於難。聽說了這個故事，我的感慨是，那時的人居然如此遵守交通秩序，戰火紛飛之際也不忘紅綠燈；蔣伯伯儘管預見了炸彈，卻沒有預料他會死在自己所嚮往的時代。1949年10月1日當夜，他從美國毅然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不想，最終等待他的卻是不幸，自縊身亡。
同班同學的父親孫泱，人民大學當時的副校長，曾在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因而被說成是日本特務。他的自盡也很慘烈，因為關押他的地下室內沒有任何可供自殺的工具，他就把床單擰成一條，捆在暖氣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氣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勁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將自己的一條命勒死。但也有不少記載說他是遭群毆致亡，屍體解剖還發現他腹內空無一物，或許是餓死亦未可知。其實這也正是那時非正常死亡的一種常態，既可能打死後偽裝成自盡；也可能是被打得難以承受，以致自我解決，一死了之；或是飢餓加傷害，導致最終病死。
北京師範大學的名教授劉盼遂夫婦就是如此，被發現時他們雙雙的頭部都沉浸在水缸內，於是，有人就推論出他們自行將頭沉進水缸以自盡，可另外有人說親眼見他們不斷被毒打，肯定是被打殺後凶手們刻意裝扮出一個自盡的現場，矇混視聽。孫泱夫人，也就是我同學的母親石琦阿姨，相貌和風度特別出眾，每次見我叫她，都是淡淡一笑，印象至今不忘，據說她也曾因丈夫的罪名屢遭摧殘。孫泱的兩位公子極其聰明，我的同班同學孫名文理科俱佳，他的哥哥孫寧，與我同年紀而不同班，一身藝術家氣質，老是在那裡憂鬱地拉著小提琴。他們兄弟倆總給人一種心理負荷極為沈重的感覺，這也難怪，他們的祖父1927年「四一二事變」時被腰斬於上海；他們的父親死於非命；他們的姑姑孫維世死因不明，只剩下一身的傷痕，而且頭部還插進一根釘子。每每回憶起孫氏兄弟，我不能不想起他們的那位祖父孫炳文，若九泉有知，這位中共烈士看見遺下的一對子女死得如此悲慘，會做何感想？
語文系的講師李尚公自殺的方式恐怕空前絕後，這是我父親和周圍長輩們經常說起的一個故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在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以後，李尚公將一根通火爐用的通條燒紅，然後刺入胸部，其自盡之法可謂慘絕人寰。在那根通條刺進時，他要忍受多大的痛楚，實在難以名狀，如果沒有天大的悲憤，誰敢選擇這樣的死法？
一門悲劇的尚鉞
我家的另一位鄰居，也是我後來讀大學時的系主任尚鉞，儘管他一直熬到文革後才去世，但終其一生都與非正常死亡相聯繫，真是滿門悲劇，不忍回想。
有一天，忽然傳來尚鉞夫人在洗澡間懸樑自盡的消息，她只是歷史系的一位教師，燕京大學畢業，為什麼會自盡，眾人議論紛紛。我記得她平時溫和平淡，不料卻有如此劇烈的舉動。不久，又有長輩來說，尚鉞的二兒子在長春被刑訊逼供致死，也有人說是自殺。這個兒子當時在吉林工業大學任教，從小就隨父親參加中共組織的革命活動，以後考入西南聯大先修班，再考入清華大學，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還當過一個地方的團委書記，最後落腳於吉林工業大學。文革中他和妻子雙雙被指為特務，說他們用無線電給敵人發報。尚公子白天站在高台上舉著沈重的牌子受批鬥，台下有人用大棒猛擊他的腳踝，晚間還要繼續被工宣隊、軍宣隊嚴刑審訊，斷氣以後又說是自殺。文革結束，他被平反，說是冤案，可是怎麼死的，凶手是誰，如何處置，卻沒了下文。
這位冤死的尚公子是尚鉞先生的前妻所生。尚先生的前妻和妻舅是中共蘇區基層組織的負責人，一個是婦聯主任，一個是區委書記，肅反時都死在蘇區政治保衛局的槍口之下，也有說是屠刀的。同時被屠戮的，僅河南羅山就有1500多位有名有姓的中共黨員。尚鉞和這位前妻育有三子，大兒子死於顛沛流離之中，二兒子，就是吉林工業大學的那位，死於非命，第三個，不知所終。等我讀大學時才知道，尚先生出身於河南羅山的名門望族，曾在北京大學英語系讀書，是個文學青年，早年的小說《斧背》、《病》很有名，頗受魯迅的青睞；以後又以歷史研究聞名於世，1949年之後因為歷史觀點不合時宜，一直飽受批判。他1927年加入中共，發動過農民暴動，當過中共滿州省委的秘書長，在寧夏發展了當地第一批中共黨員，不斷因革命被捕，又不斷因意見不同而被開除黨籍。我想，那樣的出身和素養卻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一生與悲劇結為因果，恐為注定。
尚鉞先生一門慘劇，其悲哀在於，犧牲的親人都不是死於敵人之手，而死前連一絲挽救的餘地也不存在；可他和孩子儘管也曾被敵人多次逮捕，但都能順利保釋，一次次化險為夷。這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還有一位老太太的自殺，也讓我不能忘懷。記得我隨著人群衝進那一家的洗澡間後，看見她正躺在浴缸內。她是在洗澡間屋頂的水管上吊的，繩子斷後，屍身落在浴缸裡。她的胸前掛著一個小布袋，人們拿下布袋，發現裡面存放有戶口簿、糧票、糧本、布票、糧本、工業券和購貨本。我聽大人們猜測，可能是老太太因為兒子和兒媳婦都被關押，而她又接到紅衛兵遣返原籍的勒令，眼看孫子無人照看，只得以死換回兒子的釋放。她臨自盡前害怕死後家裡混亂時丟失了那些票證，兒孫喪失了生活供給，所以就想出了這麼一個法子。這個故事後來又被傳為，老太太死不瞑目，直到孫子拿到那些票證，她才合上了雙眼。
我生長的那個大院，最早叫鐵一號，就是鐵獅子胡同一號，後來改為張自忠路三號、工農兵東大街三號、地安門東大街三號，最後又回到張自忠路三號。這個大院那時非正常死亡不斷，尤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蓋起的三座紅樓，洗澡間和廁所上端都有粗粗的水管從明面經過，特別適合懸樑。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了少年時代，心理留下很重的陰影。近20多年來，鐵一號的那些長輩去世，無論曾經多麼熟識，我從不參加遺體告別儀式或追悼會。我不願意再從那些已經安詳的音容去回想一個刻骨銘心的時代，那個自殺的時代、非正常死亡的時代。
如今數起來，我所知道的自殺之法，大概有10幾種之多，有的方式，簡直聞所未聞，為了踏上不歸路，居然能夠想出無比慘絕的方式。那時的自殺，都是逼不得已，只要還有一線生機，還剩一絲尊嚴，誰也不會如此決絕。江青是文革無數自殺的根源之一，但她最後也選取了這樣的方式，算是為文革自殺畫上了句號。
從自殺看中國
在我成年以後，周圍的自殺就不同了，起碼以我的眼光看去，都不屬於迫不得已，但照樣前仆後繼，幼時的夥伴、讀書時的同窗、插隊時的熟人，紛紛一死了之。自盡的原因被認為是患有抑鬱症。
有一位女生，自幼就是我家的鄰居，誰曾想，她長大成人後，考大學沒考上，直接進了機關，老是認為領導不重視她的意見，最後以自殺博得了領導的另眼相看。還有一位我在人民公社勞動時的熟人，那個時代的積極份子，真心真意地擁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改革開放後總懷疑四周變「修」了，結果鬱鬱寡歡，拒絕一切像樣的物質生活，最終不得不選擇死亡為他眷戀的那個時代殉節。另一位也是我自幼的夥伴和鄰居，不知為什麼，在他眼中，周圍的人越來越像小丑，整個社會活像是個荒誕的舞臺，他每天神神道道，常常低著頭自言自語，終於以真實的死亡擺脫了荒誕的存在，離開了醜陋的現實。
不過，他們的自盡都已經回到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那幾類方式：墜樓跳崖、自縊投水、服毒割腕。前些年發生的富士康自殺連環事件，雖然我不認識死者，可是他們選取的死法，我再熟悉不過了。
抑鬱症，我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過去有沒有抑鬱症，我未曾調查，不便發言。即使有人內心深處患有此症，恐怕也沒有機會發作，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不是批判別人就是被別人批判，忙得不亦樂乎，哪有時間抑鬱？或許有人真正的原因確實死於抑鬱，但那個時代這樣的死因本身就是罪過，所以，結論無不歸於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
文革結束後，經過那麼多的急風暴雨，全國人民都應該接受心理治療，無論整人的還是被整的，不管批人的或是被批的，在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毛病。可惜，當大家還沒有意識這一點。其實，即便大家認識到這種心理疾病，也無可奈何，哪來那麼多的心理醫生啊。那時不要說文革，就是唐山大地震，人們也只知道「地大震，人大干」，想都沒想過自己還能落下什麼心理的病根。文革造成的心理疾病是如何影響文革後的，似乎無人在乎，他們的心理疾病是否又傳給了下一代、再下一代，也好像無人關心。或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今天有那麼多的抑鬱症患者，有那麼多的精神病人，還有無數心靈扭曲的人，與文革是一種什麼樣的因果關係。
50年代到70年代之間的自殺，帶有濃重的中共時代特色，人格受到侮辱，環境不斷威逼，很多人實在難以苟活，可謂逼不得已。自80年代以後，抑鬱症又瀰漫全國，造成各色人等於不知不覺間選擇了一條不歸路。最近數年，宜黃鐘家血案那類的自殺原因不時被暴露出來，顯示出普遍的深層問題。在這些自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