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特將軍和羅伯特･李將軍簽署了停戰協議。（網路圖片）
一
林達在《一路走來一路讀》（注1）裡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後期，羅伯特･李將軍率領的南軍主力，經過幾個月的苦戰，已深感沒有取勝的希望。為了減少民眾和士兵的進一步傷亡，他決定投降。1865年4月9日，北軍總司令格蘭特將軍和南軍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與隨從們先後騎馬來到弗吉尼亞州的阿波馬托克斯鎮，他們在一個叫邁克林斯家的二層紅磚房前停下。一番寒暄過後，格蘭特將軍就在這間房子的一張石桌上簽署了有關投降的事宜。李將軍提出，敗軍不受辱，必須充分保證南軍將士的人格和尊嚴不受侵犯。格蘭特將軍接受了它。格蘭特的助手奧特將軍還特地提醒他的上司，應該在停戰協議裡寫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軍軍官可以隨身攜帶他們的手槍和佩劍。
一俟簽字儀式結束，敗軍之將羅伯特･李即起身告辭。格蘭特將軍親率隨從降級相送。當李將軍一身戎裝，如一尊雕像含淚離開時，在場的北軍將士全體肅立，舉帽致敬，目送了一個悲劇英雄的最後謝幕。
一場歷時四年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當和平重新回到人們生活中的時候，參與者們很快意識到，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每一個人都應該向房主邁克林斯索要一點東西以資紀念。不一會兒，客廳裡幾乎所有的家具都被買走了，只有那個簽字投降的桌子還留在原地。奧特將軍也想帶一點東西回去，可是他知道，憑他菲薄的軍餉要買那張帶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幾乎不可能。這時，房主邁克林斯向他走來，他說他想送一樣東西給他，那就是這張桌子。這使奧特將軍驚詫不已。他問這個和善的房主，為什麼要送這麼貴重的禮物給他？邁克林斯笑瞇瞇地說，你還記得那個開小差的南軍士兵嗎？他是我的兒子。
奧特將軍這才想起，不久前，戰場上曾抓住一個開小差的南方士兵，被他的部下深夜帶到他的面前。這個士兵又冷又餓，滿臉疲憊，不停地解釋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瘋了，趁著夜色逃跑，不料卻誤入敵陣。這個誠惶誠恐的孩子思家念親的話深深地打動了同樣想家的奧特將軍，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給這小孩弄點吃的，披條毯子！看這戰爭，把這孩子整成什麼樣兒了！」等這孩子吃了東西，暖過身子，他就下令將他送出前線，並叮囑道：「快回家吧，再別回來了。」
「給這小孩弄點吃的，披條毯子！看這戰爭，把這孩子整成什麼樣兒了！」這幾句看似家常的話十分關鍵，它指出了這個故事背後那超階級、超政治的人道本質。這個南方士兵，也許他曾向北軍的戰壕扔過手雷，也許他曾將槍口對準北方的兄弟，也許他曾跟從南方州的議員痛罵過「北佬」侵犯他們的家園，但在今夜，他只是一個想念父親的孩子，一個有家歸不得，常年征戰在外的疲卒。更具體地說，就是當他卸掉盔甲，慌不擇路地出現在敵兵的陣地裡時，他只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和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有恐懼，有軟弱，需要毯子禦寒，需要食物充飢的人。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他也許會像所有的男孩一樣，成為一個父親眼中的驕傲，女孩夢中的主角。但戰爭改變了一切。或許，在他內心像他的總司令羅伯特･李將軍一樣厭惡奴隸制，但在戰爭來臨的時刻，他們信守了一個喝井水長大的人最樸素的理性，那就是，一個人不能將自己的劍指向自己的家鄉。
其次，我們應當注視這個故事的另一端，即奧特將軍。當他說「孩子」，而不是「敵人」、「俘虜」，甚至是「反動分子」、「叛國者」時，他在內心已自覺地將這個誤闖敵陣的士兵作了身分轉換；當他說「看這戰爭，把這孩子整成什麼樣兒了」時，就等於明白地告訴世人，他痛恨的只是戰爭，而不是在戰爭中拿槍的個人。是什麼賦予了這個人化解仇恨的能力？是西方教廷幾千年「愛人如己」的誡令催生了將軍固有的憐憫？還是僅僅把自身的想家情緒投射到士兵身上就產生了偉大的同情？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當將軍手搭涼棚，目含哀矜，說「快回家吧，再別回來了」時，語氣有點像拿撒勒人耶穌。
二
不知為什麼，每次讀到這個故事，總使我想起劉文學。雖然我也知道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奧特將軍和劉文學無論性格、氣質還是思維習慣、文化背景都有霄壤之別，但每次讀畢，我的腦中還是不可救藥地冒出那個怒目圓睜、緊握雙拳的四川少年來。
劉文學，一個曾經家喻戶曉的名字，現在已為大多數黃髮垂髫的「新人類」所遺忘。20年前，我曾被告知：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雲門鎮雙江村小學四年級學生劉文學，幫助隊裡幹活回來，發現地裡有一個黑影晃動。仔細一瞧，原來是地主分子王雲學偷摘集體的海椒，他當即大喊一聲：「老地主偷海椒啦！」說著就拉他去見生產隊長。王見事情敗露，馬上拿出一塊錢想收買他，可金錢並沒有動搖劉文學保護集體財產的決心，他高聲叫道：「誰要你的臭錢！」隨即與王展開搏鬥，終因年幼力薄，被王用紅領巾活活勒死。
在這個經典的少年兒童保護集體財產的故事中，它所發生的時間，1959年11月18日，是理解整個故事的前提。我們知道，1959年正是「三面紅旗」迎風招展，舉國上下，砸鍋賣鐵，如醉如痴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前夜。而在這癲狂的背後，成千上萬的農民，在風調雨順的季節，挨家挨戶地餓死，整村整村地死亡。原來的上等人「地主」，早已在一次次運動中淪為賤民，他們的生活之悲慘，勞動之苛繁，更有甚於貧下中農。
王雲學想撇開人民群眾，先富起來嗎？不是，相關的資料顯示他偷辣椒的動機不過是養家餬口：作為一名淘糞工，他想利用到城裡淘糞的機會──注意，這在當時的農村是最為低賤的工作──將偷來的辣椒拿到自己的糞船上去賣。即使「產品」沒有被屎水汙染，銷路順暢，一斤也只有四角錢。
王雲學是天生的殺人狂嗎？也不是，從開頭的介紹中我們看到，當左傾少年劉文學大喊一聲，「老地主偷海椒啦！」並要拉他去見村行政最高首腦的時候，在紅色風暴裡生活了整整10年的「政治賤民」不可能不知道這其中的後果。即便如此，求生的願望仍然戰勝了一個男人「攻擊的本能」，他拿出一元錢想拉攏腐蝕眼前這個14歲的貧困少年（劉文學自幼喪父），但「誰要你的臭錢！」劉文學的一聲斷喝，打破了王雲學玫瑰色的夢。階級的仇恨就這樣被點燃了。對這時的王雲學來說，如果聽憑劉文學拉去見官，那麼等著他的就是沒完沒了的批鬥、遊街，無數憤怒的拳頭、口號將對準他和他的家人，甚至還會有性命之憂；而與劉文學搏鬥，則說不準會嚇倒他，從而避免一場災難的降臨，而最終是劉的不依不饒，導致了王狠下殺心。
悲劇就這樣發生了。不過悲劇對雙方的意義截然不同：劉成了全國聞名的英雄，王卻成了十惡不赦的壞蛋。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這個悲劇的現場，看一下這個故事的另一端。我要特別指出，劉文學出場時喊出的第一句，「老地主偷海椒啦」，是十分關鍵的線索。注意，是「老地主」，而不是「老貧農」、「老中農」，更不是「王先生」、「王總」或「青年企業家王雲學」偷海椒。這句不經意間喊出的抓賊口令，泄漏了意識形態教育的所有秘密──說明在這個14歲的少年心目中，真正嚴重的問題不是「偷海椒」，而是「老地主偷海椒」，也就是說早在劉文學將偷辣椒的人作出身分界定之前，已經將王雲學這個自然人作了有罪推定。正如當奧特將軍喊出「給這小孩弄點吃的，披條毯子！」說明在他內心已經將這個南方士兵無罪釋放了一樣。
那麼，1959年的王雲學是個什麼樣子呢？首先，他的階級早在10年前就已經消滅，現在他不僅和貧下中農一樣，要自食其力，而且還必須接受來自政治上的歧視和體力上的超負荷支出。也許他曾拖欠過長工的工錢，也許他曾在國家的法定假日讓無產階級加班加點，也許他曾大鬥進，小鬥出，為追求剩餘價值不遺餘力──像現在大多數私企老闆所做的那樣──但在1959年11月18日的深夜，當他臂挎籮筐出現在辣椒地裡時，他只是一個餓得發慌的老人；也許他曾有良田數頃，瓦房若干，也許他曾手拿芭蕉扇，包過「二奶」、「三奶」──像目下許多「成功人士」和「儒商」所做的那樣──但今夜當他顫巍巍地掏出一元錢，求告比他小30多歲的孩子「放過一馬」時，他只是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一個為生活的重擔壓垮了肩膀的男人。
但沒有人告訴劉文學，地主也是人，更沒有人告訴他，在階級的標準、政黨的標準之上還有一個人道的標準。他打小聽慣的就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因而他不可能像奧特將軍那樣，說「給這老人弄個筐子，讓他多帶點回去。看這階級鬥爭，把這老人整成什麼樣兒了！」──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而且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如果他想知道，又有誰會告訴他？也就是說，在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度裡，如果劉不想接受「狠鬥私字一閃念」、「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類的鬼話，又有什麼樣的信息系統可以提供別的選擇？因而當幾十年的光陰過去，我們重新打量這個意識形態精心打造的英雄神話時，發現劉文學也不過是吃人道德的犧牲品。
這個道德告訴他，貧農是好的，地主是壞的，壞的必須打倒，好的必須熱愛。劉看這是好的，就動手實施了起來。
據劉的家人和同學事後回憶，劉在上小學時就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好孩子，除了積極參加集體勞動外，放學以後，還經常幫助鄰里擔水飲驢，餵馬劈柴。這種愛憎分明的立場引起了雙江村小學當局的高度注意，不久，就將其吸收為少先隊員，而當時，在整個雙江村小學獲此殊榮的只有三位（注2）。
但即便是這樣，死亡也不是劉文學唯一的結局。他完全可以利用當時月黑風高的特點，不動聲色，然後蛇行匍匐，將情況報告給民兵連，甚至當老地主凶相畢露，動手打人時，他也可以佯裝敗退，秘密潛回村裡，以待群眾增援。但沒有，當他看清地裡晃動的黑影是老地主時，便怒不可遏，大吼一聲，明知力單不敵，還是勇猛出擊，最終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
劉文學是天生的英雄嗎？不是。我們可以想見，起初是由於某種少年人的虛榮心，以及國家倫理激發起來的英雄主義引領著他。在危機來臨的一瞬，他的腦中一定閃過許許多多由國家意識形態部門策劃，假借媒體和人民之口灌輸的道德律令，這些道德律令來到他內心的時候，肯定會和一個人在生命受到威脅時的恐懼、怯懦發生衝突，但最終是道德律令戰勝了生命本能。
這些道德律令是從哪兒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人頭腦中固有的嗎？也不是。它導源於官員、報紙、倫理機構以及道德民兵的聯合作業。當然，少不了劉本人不舍晝夜地慘淡經營。而在沒有遇見王雲學，也就是1959年11月18日那個悲傷的午夜之前，劉對這些道德律令的忠誠只能體現在諸如給孤寡老人送水、割豬草等日常修煉方面。而等國家財物──一把辣椒──受到威脅時，這些平日積存的道德律令從胸中一躍而出，像一支離弦的箭，直指國家道德指定的靶心。
英雄就這樣誕生了。美國人在戰場上把敵人變成了人，中國人卻在自己的田園裡把人變成了敵人。面對國家圖騰的熱烈召喚，劉說，我要成為其中的一位英雄，事就這樣成了。
三
劉死後，餘蔭被及家人，寡母余太珍被請進光榮院，日夜接受著來自全國各地道德香客的輪番跪拜。劉的葬禮更是備極哀榮，由縣政府出資，人民公社的全體社員出力，一座巨大的花崗岩陵寢很快在家鄉矗立，陵前的銅雕上大書「學習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同時，文藝工作者向風而動，為他量身定制了讚美的歌曲，以便人民日夜吟唱：「渠江水呀彎又長，有顆紅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劉文學，他是我們的好榜樣……」
這一切難道應由劉本人來負責嗎？作為一種國家和個人之間的交換原則，這麼做的目的顯而易見：那就是激勵更多的人向一個虛妄的共同體兜售忠誠。它的具體條款甚至可以這麼解釋：個人應當向國家提供無盡的道德勞役，必要時應當拋棄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所有，國家則應當向個人贈謚稱號和榮譽，以便他的後人活在一種形而上的浩大榮耀裡。儘管這一切已與死者無干。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不滿，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急又轉回原道。人在大地上的事哪一樣會恆久不遷？永恆之手只輕輕一甩，這些盛極一時的英雄面目便變得模糊起來。劉死後不足卅載，無數小道消息就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家鄉生長開來。據《重慶晚報》報導（注3）：劉幾位同鄉的夥伴信誓旦旦地確認，劉其實不是勇鬥竊賊的勇士。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也是趁村民都去看電影的機會去偷辣椒的，不料正碰到王雲學，他見王偷得比他多，心生嫉恨，遂與王發生撕扯，最後竟被王掐死了。
這其實就是人在精神被愚弄之後的反向運動。在這兒，劉文學是否真的到辣椒地裡偷過辣椒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須尋找這樣一個出氣的煙囪來發泄我信念受欺的憤懣。人民看這是好的，於是就傳播開來，像傳播一條鄰家寡婦偷漢的消息。
同樣的報導顯示，劉死後人民也並不像官方報導的那樣披麻蒙灰，如喪考妣，許多人甚至拍手稱快。原因是劉生前做了不少缺德事，比如喜歡把別人地裡的南瓜挖個洞，然後在洞裡拉屎送尿，有次甚至把他的老師推倒在土坎下，摔斷了骼膊。這種把人民的南瓜切開施肥，甚至和老師較量膂力、最終將其制服的事，在許多具有攻擊型人格的兒童身上並不鮮見，如區區在下也未能倖免，但發生在劉文學身上，人民是無法原諒的。這顯示了人民對英雄的過度期待。
好在等這些道德英雄的榮譽、光環被肢解完畢，人民的信念將很快轉到當初他們被迫信仰的反面，如金錢、物慾以及與禁慾主義相反的肉體交歡上面。這是意識形態宣教者，包括偉大領袖本人都沒有想到的。但事情就是這樣，而且無法逆轉。當地一位熱愛劉文學的官員這樣告訴訪問者：「劉文學死後，每年的11月18日，都有不少小學生來掃墓。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來掃墓的學生數以萬計，密密麻麻的，整個墓園根本擠不下。到了九十年代，人就少些了。現在就更少了，除了雙江小學的人全部到齊外，其餘小學都是派代表來掃墓了。」（注4）。
2004年7月27日草於長安飲馬川
注釋：
注1.林達著《一路走來一路讀》，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4月第1次印刷。該故事出自該書《國家重新聯合之地──阿波馬托克斯》一文。
注2. 注3. 注4.事見《重慶晚報》2004年2月7日，朱陽夏《英雄劉文學的三個版本》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