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1840年鴉片戰爭兩年後，香港被英國佔去，這個脫胎於珠三角的島嶼，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裡，「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內地民眾此起彼伏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如今，眾多香港人紛紛在深圳等地投資、買房，而在改革開放前，在香港與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山水相連百餘里的海岸線上，歷史卻怎樣錯步向前，以致數萬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中共建政初期，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據《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
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
這只是中共建政後大規模逃亡香港風潮的預演。
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廣東沿線一帶。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蠔。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當「救生圈」 撒老虎的糞便防警犬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
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
從陸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扑網」。
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後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
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
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於飢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終於在1962年如火山噴發。
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
此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共中央，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委，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人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這次逃港，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臺山、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也聞風而來。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裏，超過十萬人次湧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飢荒不無關係。珠三角一帶，民眾為瞭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
大陸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
大批知青選擇偷渡香港，拿青春與命運作一把豪賭。
拿青春賭明天 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作一把豪賭。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攜家帶口乘坐一艘佈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
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導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響應毛澤東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扑進深圳河，手腳並用地去了香港。
同樣，後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也先後偷渡逃往香港。
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划水一邊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游過海。
偷渡香港失敗而被抓捕的人。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較之以前，「文革」剛剛結束的「逃港」風波，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甚至引發了局部的社會恐慌。
在廣州，各個收容所中便經常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匯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
正當廣東的負責人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
中共的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終於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逃港者為了生計，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軍隊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新年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
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著一鍋飯來的，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乾麵包都被買光了，連鹹魚都斷貨。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湧的洪流，黑壓壓地扑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
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裡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
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
此次外逃的不僅是普通百姓，還有當地官員。迅猛的外逃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屍行」。
鼎盛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屍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如屍體已經腐爛，甚為難聞，掩埋困難，就加至20元。這個數目相當於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
說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共。高層反偷渡外逃決心很大，李先念在會上指出：「中央是明確的，外逃就是要反。」並指示在當前，要「軍隊上去，把口堵住！」「對引渡犯，要制裁他幾個。」
中共領導人也意識到，解決偷渡外逃的根本，還在於發展生產力。李先念說：有些地方生產倒退下來，是個嚴重問題。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東縣港口、大洲兩個漁業公社），太不像話了。省委要把生產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嘛！怎麼搞成這個樣子，聽起來寒心。
「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後，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在6月17、18日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鬥爭作了部署。
為此，香港當局也於當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內地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僱主將被嚴懲。
物極必反，屢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經濟特區。長期的反偷渡鬥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闢蹊徑。
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
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廣東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在2006年，被捕的內地非法偷渡客已經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們現在很難體會，當年逃港者越過邊界時回頭一瞬的心情，我們也很難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絕望。
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都是從逃港開始的。
數十萬的逃港者，則為了生計，在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的同時，默默無聞地獻出了個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這些逃港者注定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長的註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