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左）與高爾基（右），攝於1931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索洛維茨島勞改營，一個叫馬爾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從島上逃走，在英國出版了一本帶有自傳性的書《我的二十六座監獄和我從索洛維茨島的逃亡》，此書在歐洲引起了極大反響。為了消除影響，蘇聯決定派一個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國際上享有眾望的作家親赴島上視察，然後用他的證言駁斥「那本卑鄙的國外偽造出版物」。他們相中了高爾基。
小孩子冒死傾訴真相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高爾基帶著兒媳，在國家保衛總局官員的陪同下，來到了索洛維茨島。根據監獄當局的精心安排，島上的環境以及能看得見的設施均為之一變。例如把衣不蔽體的犯人全部集中起來，然後用帆布蓋住，遠遠望去就像一堆廢棄的堆積物。儘管這樣，高爾基還是看出了問題。躺在長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報紙津津有味地讀著，可是報紙全是倒拿的──他們想以此向這位「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代表」（列寧語）示意，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遺憾的是，高爾基默不作聲地走到他們身邊，將報紙正了過來。
大出監獄當局意外的是，在參觀兒童教養院時，一個十四歲的小男孩從花團錦簇的迎賓隊伍中走出來，用甜甜的嗓音說，「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嗎？要我告訴你嗎？」高爾基吃了一驚，下令所有的隨從人員都出去，他單獨聽這個小男孩講了整整一個半小時。這個男孩把所見所聞都告訴了這位瘦長的爺爺，這位瘦長的爺爺從工棚裡出來後也淚流滿面，但爺爺隨後就被四輪馬車接到長官別墅裡進午餐去了。孩子們一下子湧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說了嗎？」「說了！」「樹根的事說了嗎？」「說了！」「人代馬的事說了嗎？」「說了！」「從台上階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裡過夜呢……」原來愛說實話的孩子把監獄裡所有的飢餓、陰謀、鞭打和苛待都說了！
孩子被槍斃了
摒退左右，說明他想聽到真實的消息；而從工棚裡流淚走出，說明有某種來自真實的消息打擊了這個飽經磨難的流浪漢。但知道真實並不等於維護真實。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蘇聯和世界各大報刊上發表文章，「以雄鷹和海燕的名義，宣稱拿索洛維茨來恐嚇人民是毫無根據的，宣稱犯人們在那裡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這隻革命的海燕剛剛飛走，和海燕談過話的這個十四歲的小男孩就被槍斃了，甚至連名字也不知道。他難道不懂得像律師一樣保護當事人？不，他能轉正報紙，斥退隨從，說明他懂得專制制度的殘酷性。或許因為無力，或許他壓根兒就沒有想過要保護這個說真話的孩子。
總之，這個小男孩死了，而高爾基卻活著。活著的高爾基注定還要講更多的謊話，寫更多的是非顛倒的文章，死後他的骨灰還將嵌入克里姆林宮的牆上。但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這個陽光照射下的索洛維茨島上，這個男孩的靈魂抵達的高度遠遠高於這個「全世界無產階級最偉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說的真言維護了自己內心的安寧，高爾基卻以墨寫的謊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潔。
懦弱的羅曼･羅蘭
六年後，一個叫羅曼･羅蘭的作家訪問蘇聯，寫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記》，但同時叮囑後人，他死後五十年才能出版。儘管「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但在這本書裡，我們仍然看到了大量的來自大清洗現場的血腥細節──一個富農的兒子由於出身不好，所有大學和工廠的大門都向他關上了。羅蘭的妻子瑪莎對這種公然的歧視感到不可理解，高爾基卻反問道：「如果需要作出選擇，犧牲什麼會更好一些？少數還是多數？」瑪莎回答，「假如是少數！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麼權利對想在德國人口中滅絕猶太人少數的希特勒感到憤怒？」
羅曼･羅蘭遭紀德等非議
雖是這樣，羅蘭的親蘇態度還是遭到包括紀德在內的一大批傑出同行的非議，在這本書裡，他替白自己辯護道：「我維護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蘇聯，無論誰是她的首腦。」
這和高爾基的「犧牲少數」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來，我們聽慣了為了整體犧牲局部、為了長遠犧牲當下、為了國家犧牲個人的昏話，豈不知離開具體個人的「蘇聯」，或別的什麼，只是一個躺在字典裡的名詞。隨後的歷史也證明，當一個政權背棄了土地，背棄了生活於其上的具體的個人，背棄了他們當下的喜怒哀樂、權利和尊嚴、榮辱與夢想，一味追求甚麼「長遠目標」、「根本利益」、「大局觀念」，那麼用不了多久，這個政權代表的名詞就會像紙房子一樣坍塌下來。不知長眠於法國墓園裡的羅曼･羅蘭，聽到他不惜犧牲名節所維護的「蘇聯」不可挽救的崩潰後作何感想！
套用一句中國的古話，就是羅曼･羅蘭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