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靠唱紅髮家也敗家
2012年5月，四川武勝縣政府決定要把鎮上的無逸街25號改建成「楊益言故居陳列館」。隨後政府組成了一個代表團拜訪楊益言。為了防止老作家一下子興奮過度出現什麼不測，楊益言的女兒小誼讓代表團用循序漸進的方法向「楊老」報喜。
我這裡稱呼「楊老」，沒有格外尊重的意思。直接用的是字面意思：「楊益言確實老了」。老作家享有高幹的特殊待遇。88歲的高齡加上糖尿病和腦血栓，走路需要兩個保姆左右護持。
楊老對武勝縣政府把他的舊居改建成「陳列館」很為讚揚，表示願意捐出部分手稿並為陳列館題字。老人一高興就破例應邀參加晚宴，舉起一杯紅酒向代表團致意，弄得武勝縣政府代表們感到榮哉幸焉。
《紅岩》的出版，造就了一本教育青年繼承革命傳統的教科書，被列為紅色經典。然而《紅岩》的作者們卻命運多舛。
參加小說初稿《禁錮的世界》和《在烈火中永生》創作的劉德彬，曾經是江姐丈夫彭詠梧的直接下級，與江姐頗為熟悉。他分工寫「江姐」、「雲霧山」、「獄中春節狂歡」諸章節。劉德彬有較為深厚的文學功底。他塑造了豐滿的江姐形象。不幸的是劉德彬在反右鬥爭中立場不穩犯了嚴重錯誤，並下放到長壽縣農場勞動。重慶市黨委決定劉德彬不在新改編的小說《紅岩》署名。劉德彬滿懷不了情，含怨而終。
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比「革命」還革命的革命，比紅還要紅的紅色。《紅岩》相形之下變成黃泥崗了。紅衛兵挖掘了黃泥崗下隱藏的黑石頭。因為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曾經是國民黨第16兵團司令，儘管羅廣斌自述是白公館、渣滓洞大屠殺的「倖存者」，黨組織卻一直認為這是一個歷史疑點。文革中北航紅旗和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直接宣布羅廣斌是叛徒。他被關入牛棚5天後跳樓自殺（或他殺），留下地上一癱鮮血，空中一片疑雲。
楊益言在被捕進渣滓洞時還只是一個進步青年，在入獄後不久被家人花錢保釋出獄。雖然出獄的情節和「英勇」不沾邊，但也和「叛徒」挂不上鉤。文化大革命中楊益言也受到衝擊，在黔川山溝勞改了4年，接受審查，最後總算是有驚無險，全須全尾走出勞改營。
三個作者都是白公館、渣滓洞的倖存者。在熱烈擁抱新中國之後，一個被迫害死於非命，一個被限制使用壓抑終生。只有一個劫後逢生。看來在共產黨統治下歌頌共產黨這個保險買賣，也不一定百分百保險。討好了劉主席，很可能得罪了毛主席。吹喇叭不能光含糊地吹對了黨，也得吹對了派，吹對了人，還是一項滿複雜的藝術。
文化大革命雨過天晴，黨的上層合流，黨的基層重整。《紅岩》革命經典的地位再一次被肯定。楊益言的頸項成為懸掛這一巨大花環唯一倖存的脖子。在重慶唱紅打黑的日子裡，楊老進一步閃耀登場。可以預見在楊老的有生之年，他會一直是顆閃閃的紅星。
然而楊老也有他最大的遺憾。他的5個女兒中，有一個已經在美國定居。他第一次申請出國護照簽證時，被美國領事館拒簽，拒簽理由是小說《紅岩》醜化了美國人。沒想到美國人這幺小肚雞腸，竟然記恨於一個作家。隔了幾年，楊老就換了一個過去的舊名字申請簽證，誰知仍以同樣的理由拒簽。你不能不服美國人的情報工作做得這麼到家，居然連他過去的舊名字都知道。楊老十分氣憤和尷尬。赴美願望破滅，看來只有遺憾終生了。
記仇的美國人，毫無人道呀！
二、《紅岩》的主題和結構性內傷
1965年1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召集京劇劇本《紅岩》的座談會。楊益言進言：「這改編劇本寫的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鬥爭，敵特的頭子是美帝國主義特務，改編劇本要注意揭露這個最兇惡的敵人。」江青應聲叫：「好！」當場指示：「請中宣部通知全國作家注意寫反美題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美關係開始惡化。隨後中國支持金日成完成統一朝鮮的夢想，雖然結交了金氏這個白眼狼，卻惹翻了美國「野心狼」。中美走向徹底敵對狀態。共產黨需要給中國人洗腦：要徹底消除在抗日戰爭中美國盟友留下的大好印象，另外植入山姆大叔一副醜惡的帝國主義嘴臉，煽動仇美情緒，製造抗美援朝戰爭的民意基礎。
50年代中國高調反美，大聲親蘇。60年代之後，毛澤東爭當國際共運領袖，既反美帝，又反蘇修。蘇聯的臉譜需要按丑角重新勾劃，老美的臉譜依舊保持凶相。
楊益言在江青面前，表現了自己緊跟國際形勢，自覺反美的政治覺悟。《紅岩》的作者們在創作開始，就已表現過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了。
困難在於中美技術合作所和殺害共產黨沒有絲毫關係。在抗日戰爭中，美國既和國民黨中央政府有著盟友關係，也和共產黨的邊區政府有著親切友好接觸。集體處決共產黨政治犯發生在1949年，而早在1946年，中美技術合作所光榮地完成了對日情報戰的歷史使命，機構撤銷，所有美國人都已經載譽而去了。在指定時間段，美國人有「不在場證明」。要堅持「揭露」美蔣合謀殺害共產黨人，唯一的辦法，就只有「誣陷」了。硬切美國人的生豬肉──不是你幹的，也是你幹的。
在描寫徐鵬飛審訊許雲峰過程，《紅岩》是這樣把美國人死拉硬拽進去的：
「哼！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可你受不了四十八套美國刑罰！」
「八十四套也折損不了共產黨員一根毫毛！」這是鋼鐵一般的聲音。
「這裡是美國盟邦和國民黨的天下，神仙我也叫他脫三層皮，骷髏也得張嘴老實招供！」徐鵬飛咆哮著。
在成崗被注射「誠實劑」，然後利用其幻覺騙供的一段，這樣描寫中美合作所的美國專家：他長著黃麻似的捲髮，稀疏地蓋住微禿的腦頂，高高隆起的鼻樑異常突出，一雙深陷在眼?間的眼珠呈現混濁的灰藍色。這個白皮膚的外國人，正伸出一隻毛茸茸的手，指點長著一對老鼠眼睛的傢伙。
「藥物起作用了──美國科學界──最新成就！」
這些虛擬的場景，把曾經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盟友，描繪成陰險毒辣的法西斯分子，凶殘可比日本731細菌部隊。而中美合作的「特種技術」貶為美制的刑具和迷幻藥物。
如果謊言具有腐蝕性，楊益言的舌頭應該齊根爛掉了。
《紅岩》再版達到1千萬本，直到今天，楊益言一面繼續向青年灌輸錯誤史觀，一方面收穫反美謊言帶來的利益。反過來對美國限制其入境表達遺憾憤慨。如果楊先生的憤慨有據，那天下的妓女都可以控訴社會不尊重婊子是處女了。
三、利用小說「捧黨」
文化專制的毛澤東時代，文學藝術作品裡哪怕對共產黨有丁點的微詞，那也會被文化警察們嗅出反黨氣味來。「利用小說反黨」是一項掉腦袋的重罪；而「利用小說捧黨」，才是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方針。大躍進失敗後，三年大飢荒引起人們的普遍挫敗情緒，牢騷不滿在滋長。當時的政治急需一批提升共產黨形象的作品。羅廣斌、楊益言的「捧黨」小說應運而生。
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兩次得到特批的「創作假」，在重慶南溫泉招待所裡埋頭打磨他們的作品。中國青年社先後派了幾個編輯給小說修改潤色、拋光打蠟，最後在1961年12月出版。
小說突破回憶錄的侷限，對資料做了超越歷史事實的藝術加工。
為了突出江姐的堅強和忠貞，增加感情的衝擊力，小說讓江姐親眼看到城頭高懸的「丈夫」彭松濤的人頭；獄中江姐本來受到夾手指酷刑，小說改為酷上加酷----往指甲縫裡一根根釘竹籤；在重慶解放前夕，小說工筆重彩描寫江姐線兒長針兒密繡紅旗的感人情節，而實際上用米飯粒和草紙粘制五星紅旗的事情發生在男牢房，與江姐毫無干係；成崗烈士在審訊中高聲朗誦「我的自白書」----這個「自白書」是解放後《重慶日報》副刊編輯楊本泉在辦公桌上品著茶捉摸出來的慷慨字句。這首詩，還做為陳然遺作收入《革命烈士詩抄》，編入小學課本。
雖然冒充烈士遺作，不過詩是好詩，說是「魚目混珠」大為不妥，應該說是摳了魚目，嵌入珍珠。魚的商業價值提高了，不過魚的生命力喪失了。
《紅岩》的革命烈士們表現了了他們原有的和本來沒有的一切英勇行為。
毫無疑問，如果是寫小說塑造人物，把許多美德注入到一個人身上，集腋成裘創造一個完整、豐滿的人物形象，是應該允許的。只要剪裁得法、拼接得天衣無縫、表達流暢自然，那就是成功的藝術創作。
問題出在羅廣斌、楊益言是在寫小說，黨組織卻是把他們的小說當做黨史來灌輸給青年。
在1963年開放的「中美合作所重慶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中，（1984年改名「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按照小說的線索，佈置了相應的解說詞，立下紀念碑刻，混淆史實和虛構，讓小說強姦歷史。
手法一如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展覽無中生有的地下水牢（現在撤銷）。冷月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控訴她自己被關在水牢的悲慘經歷。在那裡，冷月英當眾強姦了劉文彩。
《紅岩》還恪守「為尊者諱」的另一條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守則。
重慶的共產黨地下組織133人被捕，在於高層最重要的領導人的叛變。其中有川康特委書記蒲化輔，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重慶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等。
這些高層領導的集體叛變，使得重慶地區潛伏的共黨員被一網打盡，共產黨組織全盤覆滅。毛人鳳自豪地認為這是他主持保密局以來最大的功績。
《紅岩》只是拉出了一個地下交通員甫志高作為叛徒來描寫，彷彿地下黨的一切失敗的原因都在這裡，那是避重就輕、敷衍塞責了。
劉國定、蒲化輔還有貪圖享受、生活腐化、浮誇喜功、挪用黨費等問題。白公館、渣滓洞的烈士臨終託孤，留給黨組織的八條意見第一條：「防止領導成員腐化。」就是指這些主要領導人的生活作風問題。
顯然重慶的上層黨領導不能進入小說描寫範圍，寫他們就等於揭露共產黨的醜陋，破壞黨的形象。羅廣斌、楊益言知道禁區的邊界。給黨輕輕撓痒，那是愛黨的表現。揭示黨的楊梅大瘡，那是找黨的難堪，萬萬使不得。
《紅岩》以謳歌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為主旋律，重要的英雄人物許雲峰，（原型許建業）只不過是個重慶市委委員，用他來代表地下黨的最高領導並不權威，不過那也沒有辦法。
因為比他地位更高的幹部都端不到台面上來了。
羅廣斌、楊益言把重慶市地下黨大失敗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描寫成共產黨員展示革命意志的群英會。作者把文化專制環境下文人成名成家、升遷發跡的路子摸了個賊明白。「捧黨」是那個制度下文人的不可偏離的守則。
四、《紅岩》的後續故事
在羅廣斌、楊益言夜以繼日地撰寫稿件的時候，飢荒已經蔓延。招待所為了照顧他們，每人發一個黑饅頭作為加班夜餐，他們感到實在餓了，才掰一小塊慢慢咀嚼──在他們咀嚼黑饅頭的時候，在重慶雲陽縣，一個婦人被餓死了。四川省有上千萬的人口飢餓而死。我特別提到這個婦人是因為她和《紅岩》有關聯。婦人名字叫嚴炯濤，她本來可以躋身高幹，享受特別照顧。可命運卻作弄人，她失去資格咀嚼《紅岩》創作組的黑饅頭。
1941年的嚴炯濤還是剛畢業的青年學生，就已經加入地下共產黨。公開職業是「中國茶葉公司」的協理，實際是中共南方局的機要員。1941年黨組織安排她與劉國定扮成假夫妻開展工作，這和江姐與彭詠梧假扮夫妻的情節十分類似。嚴炯濤的組織的關係轉到重慶市，同時擔任市地下黨委委員。而這時候的嚴炯濤已經懷有身孕，而這肚裡的娃娃是南方局一位重要領導同志留下的革命種子。
嚴炯濤1941年11月生下一個男孩，這個孩子取名曉谷，隨養父姓劉。
解放後，嚴炯濤受到黨組織指定的丈夫劉國定叛徒案的牽連，遣返老家雲陽。大飢荒期間，嚴炯濤沒有挺過去，餓死在兒子面前。她臨終前曾告訴曉谷，劉國定不是他的生身父親，但是誰是真正的生身父親，嚴炯濤又閉口不說了。
劉曉谷從小飽受歧視凌辱，少年被迫掇學，吃苦受罪簡直一言難盡。自從知道自己不是叛徒劉國定的兒子，曉谷萌生了一定找到親生父親的念頭。1980年他輾轉找到當年參與母親工作調動的幹部肖澤寬。肖澤寬此時在北京市委組織部工作。肖叔叔覆信肯定了劉國定不是曉谷的父親，至於誰是曉谷的生身父親，肖澤寬稱時間太久，回憶不起來了。2003年肖澤寬去世。劉曉谷的身世，成為一個解不開的謎。至今，劉曉谷一提及此事，傷感萬分。革命者的兒子，得到叛徒兒子的待遇，而且還不知道父親是哪一位大革命家，慘不慘，苦不苦！
還有比這更令人唏噓感嘆的《紅岩》續集。
周居正，四川合川人，1945年16歲入黨，1948年參加「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和組織民變武裝被關押於白公館。與羅廣斌、杜文博同囚一室。1949年9月重慶解放前夕，和羅廣斌等一起製作五星紅旗，準備打著紅旗走出監獄。11.27夜，監獄開始集體處決政治犯。
羅廣斌、周居正等在監獄看守的幫助下越獄，周居正還背著女獄友郭德賢的4歲女兒小波一路逃到山上樹林裡。
1957年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時年二十七歲的周居正已是中共重慶市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員，他相信毛澤東的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他敞開思想在「大鳴大放」中向黨提意見。結果被劃成極右份子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送四川省勞改局「415」筑路支隊勞改。經過近5年時間的飢餓勞累的折騰，終於在1962年初摘掉了「右派帽子」，解除了勞教，但仍不能回家與妻兒老小團聚，而是作為「三類人員」（即勞改、勞教、就業）強行安排到永川縣的新勝茶場勞改營「就業」。
周居正喜歡寫作。不但研究馬列主義著作，還研究漢文字改革。在勞教期間曾寫過數萬字的「漢字改革方案」建議，寄給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2年1月，勞教筑路支隊派周居正和魏昭等5人到薛家橋維修筑路損壞的民房。中間休息，大家在一起烤火，閒聊。各自擺談了自己被錯劃為右派後的不幸遭遇，也談了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以及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自然災害」、餓死人等問題。
誰知這次「擺龍門陣」經人舉報，成為「惡毒攻擊黨和毛主席‘三面紅旗’」的罪惡，牽連的人越來越多，成為全國的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先後被捕數百人。
當時的公安廳勞教筑路支隊，一片「赤色恐怖」，隊隊戒嚴，人人過關，抓人逮人隨處可見。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立功受獎」的協迫誘導下，被關押的右派們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與思維。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關押和逼供信，一批人定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其中周居正、楊應森兩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魏昭、陳仲偉、廖廉康三人，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刑；還有四人，判處無期徒刑；14人分別判處十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46名「案犯」由各地公檢法機關處理。
李才義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1964年初，一個天低雲暗、寒風嗖嗖的日子，我們近千名在永川勞改茶場‘就業’的‘摘帽右派’和女勞教到黃泥塘紅茶車間的大壩子裡開會。大家估計又是教導員做‘東風壓倒西風’或‘烏鴉的翅膀遮不住金色的太陽’那老一套的形勢報告。可是到了黃泥塘一看，兩處制高點的山頂上架起了機關鎗，環山坳的公路上也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崗，連平時穿便衣的管教幹部們腰間也別了手槍，氣氛非常緊張。九點半準時宣布開會，原來是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公判大會，一位法官首先宣讀了一串名字，罪名是‘反革命集團’罪，有的判15年徒刑，有的判20年，有的判死刑緩期執行。最後被警察押到前面的是個剃光了頭，戴深度近視眼鏡，中等身材的男子。這人就是周居正。法官宣讀他的罪行，主要是組織反革命集團──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自任總書記；書寫反革命組織綱領──《新民主社會主義論》。最後宣判周居正死刑，立即執行。前面有人看見周居正聽到執行死刑時好像在喊什麼，行刑的公安兵馬上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
周居正個人的不幸，也給家庭親屬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長子周復生受了不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煎熬，用鐮刀割喉身亡；小兒子周復興，受不了精神上的凌辱和折磨，於1968年投嘉陵江自殺；妻子曾昭英（教師）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遊街示眾屢遭批鬥；幾十年來曾昭英一直過著以淚洗臉的痛苦生活。現在年逾古稀，靠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苟活。
弱者的哀吟，喚起民間沒有泯滅的愛與同情。原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刑庭庭長、離休幹部吳先生，向周居正、魏昭親屬伸出同情之手，無償地向她們提供法律援助。吳先生花了幾年時間自費跑遍不少縣市，走訪健在的當事人，對全案進行複查。又以律師身份閱讀了所有卷宗，最後感慨地說：所謂周居正反革命集團案完全是莫須有罪名！原判認定的犯罪事實多屬刑訊逼供、誘供和指明問供的供詞。全案查獲的惟一「鐵證」，就是周居正筆記本上的那篇題為《新民主社會主義論》的文字，這篇文字，並不足形成任何罪證，應從根本上推翻。
曾參與複查過周居正案的法律界人士均認為：不論周居正等組織《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的事實是否成立，此案都不構成反革命罪。
周居正當年在白公館、渣滓洞的獄友孫鋼、杜文博、劉德彬、郭德賢、傅伯雍等也聯名給最高人民法院和主席寫信，呼籲複查周居正案。但當年此案的立功者硬是頂著不辦，堅持「維持原判，不予平反」。
邪惡總想堵塞所有通向正義之路，而良心總是再給一次爭取公道的力量。正義和邪惡的搏鬥繼續到了元年，沒有結果。
周居正衝出了白公館渣滓洞，掉進了新社會的勞改農場，冤死在無產階級的專政之下，塵封在改革開放時代。
五、專制才有政治犯
專制者都痛恨政治反對派，都抱有恨不得把政治反對派肉體消滅的陰毒心理。它們操縱司法把反對派界定為罪犯，這就是中國政治犯的來歷。國民黨對於首要分子通常採用槍斃的辦法。共產黨除去槍斃之外，還有餓死的辦法。在新疆、四川永川、甘肅夾邊溝、遼寧錦西煤礦、黑龍江興凱湖，北京清河等，都有數以千百計的右派份子在勞改農場被餓死。
政府草菅人命，聽任其自消自滅。
國民黨還給政治死刑犯一些有限的表達自由。例如臨死還可以在腳鐐嘩啦伴奏下唱支國際歌，喊一聲「打倒國民黨」，高呼「共產黨萬歲」。共產黨的言論封鎖嚴苛，到死都不讓你出聲。周居正被毛巾堵住嘴，那還是文明的待遇；王佩英的嘴巴用石頭撐滿，下巴脫臼，還在脖子上勒了繩子，做了消聲的雙重保險；到了張志新就發展到割斷喉管了。共產黨不忌諱使用法西斯手段，只是怕出「政治事故」，如果臨死前犯人喊一聲「打倒毛澤東」，那監督行刑的官員就死定了。
國民黨的政治犯監獄，相對很少有冤案。就白公館、渣滓洞而言，關進去的都是貨真價實的共產黨。許多共產黨員，是因為組織地下暴動被捕，他們要動槍動炮造反。按照現在的說法，那是恐怖份子。既是政治犯又是刑事犯。楊益言只是個進步青年，還沒有資格住在那裡，很快保釋出獄。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政治犯的家屬較少受到株連。而在共產黨統治下，他們的家屬自然劃為另類賤民。在嚴厲的戶口制度下，家屬走到中國任何一個角落都逃避不了被歧視、凌辱的地位。子女失去讀書機會，家庭破裂、妻離子散是很常見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還發生地方政府操縱紅衛兵把四類分子滅門虐殺的慘案。
共產黨界定的政治犯，不僅包括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士，也包括共產黨內部的非毛派別。嫌疑人不必有組織和有行動，只要有反對言論和異見思想就可以構罪了。私人日記、朋友通信都可以入罪，這就造成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告密盛行，文字獄大興。從30年代的江西殺AB團，到延安整風、肅反，一直延續到反右，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都有冤殺虐死的代表人物。劉敵、肖大鵬、許繼慎、王實味、傅作恭、林昭、遇羅克、王佩英、方忠謀、張志新、王申酉等等。僅是革命隊伍內部的人，被處死者已經不下十萬人。至於曾經屬於國民黨舊政權的人物，罪不當殺而殺了的，就更難統計。
如果國民黨鎮壓共產黨革命者的鮮血染紅了渣滓洞的岩石，共產黨冤殺的人頭，可以堆滿歌樂山。
《紅岩》描述了國民黨在潰逃之前歇斯底里殺害革命志士的經過，引起讀者的憤慨。但是憤慨之後很容易讓人們聯想更憤慨的史實：共產黨曾經更為殘暴地對待政治犯和至今仍然廣設的文字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