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天，產房出現一個第二胎分娩的產婦，因子宮頸裂傷大出血，平時遇到這種病例，應立即縫合止血。但在這個非常時期，紅衛兵干將趙湍慧不會做縫合術，產婦因失血過多死亡，留下一歲多的女兒和出生三個多小時的兒子。屍體送往太平間時，產婦的母親、丈夫等十幾人哭得聲嘶力竭……當時我被關在牛棚，隔著窗戶看的很清楚，事後當時在現場的助產士、護士也告訴我說：「能救活的產婦死了，真令人痛心」。
中國共產黨黨內人士一般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共產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其實不然，其結果適得其反。
由以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全方位的階級鬥爭，其實是派系鬥爭、失去人性的鬥爭、破壞性的鬥爭、無恥的鬥爭。在此期間普遍的批鬥、遊街、抄家、破壞古物，破壞了生產，經濟損失很大，同時也毀壞了歷史等文化遺產，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損失，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
詩云：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請看下文是多麼兇惡，不是百凶，而是千凶萬凶!
一、失去人性的兇惡
前文敘述了「牛鬼蛇神」遊街、批鬥等情況，很多情況令人驚心動魄，這是在第一階段的最初行動，是社會大亂的開始，從此毀壞了道德、滅絕了人性，兇惡的世人罕見，傷天害理史無前例。
1966年8月26日，遊街後我服毒自殺未遂，遺留下藥物性肝炎;我遭受過批鬥和抄家之苦。更可悲的是家屬受到連累，我唯一的兒子1955年10月19日出生，1968年11月22日被軍代表栽贓、逼供以現反革命進入冤獄，開封第一監獄;兒子三年冤獄刑滿，直至1974年才徹底平反。因兒子的冤案、我上訪北京多次，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勞動教養所。因是虛造罪名，我丈夫上告北京，於1974年才得以平反。以上四件災難性悲劇，接蹱而至，我在《高潔的靈魂》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並附有我兩人的判決證書、平反證書、各級消毒證書等照片，此處不再贅述。
抄家是一波跟著一波，全國無處不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子。
有文獻記載：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反動權威人士也難免被抄家。8月與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戶家庭被紅衛兵或自稱紅衛兵的人員抄家。紅衛兵在一個多月內獲得了十萬三千兩(約5.7噸)黃金、三十四萬五千二百兩白銀、5500餘萬人民幣現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就有84,222戶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戶為教師或知識份子，紅衛兵除獲得了大量的金銀珠寶外，還獲得了334萬元美金、價值330萬元人民幣的其它外幣、240萬民國銀元，以及3.7億元的人民幣現金或憑證。據1966年10月的黨中央工作會議文件稱，至此全國的紅衛兵僅黃金就獲得了一百一十八萬餘兩(約65噸)，並將這稱為充公「剝削階級」的不義之財。其實這些財物多數進入了紅衛兵的個人腰包。
二、無辜進入勞動教養所
1973年7月我被判三年勞動教養。我醫院革命委員會通過外科李護士長的丈夫張立順的後門，將我送到勞動教養所徑山石料場，沒有宣布我的罪名，當然我也不知我犯了何罪。我被抓走之後，我丈夫四處找人瞭解情況。他還要每月去勞動教養所看我，那裡不通汽車，他要步行十幾里路，若遇到兇惡的女人周敬宜值班，她會不讓我丈夫見我，而帶來的食物也讓女流氓們搶吃了。
我在勞教所和其他人員住在一起。這個地方關押著36個女犯人，其中多是青年女人，有34個人是因為賣淫、偷盜罪關進的，只有一個姓張的中老年女人是因言獲罪，她罵廠長、書記是惡霸被定罪「反黨」。一天，李風華(工人亂搞男女關係)小聲告訴我說：「勞動教養，是最高的行政處分，還有公民權，只是暫時被剝奪，你讓家人給幹部送點禮，她就會對你好些」。
這裡在押的女流氓，舉止輕浮，袒胸露乳，說下流的話;可是主管女號最兇惡的幹部周敬宜，卻偏愛那些女流氓們。女流氓陳愛蓮是給周敬宜送禮換來的大紅人，她在女號中稱王稱霸，奪取她人的食物是經常發生的事。我們出工是砸石塊，一次下工時，我餓得走不動，行動慢了，陳愛蓮用砸石頭的鐵錘在我頭上打了個疙瘩，至今我左鬢上還留有杏核大—塊骨質增生的結節。
住處是很長的四間房，睡的是一個大土坑，每個人都頭向外，佔地面積僅能容下一人平臥，燈光暗夜間不熄，對面白牆上寫著大黑字：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生活每天三頓飯，每人吃玉米麵饃，一點白菜或蘿蔔，看不到一點油星。每十天半月或節日改善生活時，也僅是在菜碗裡多了三、四片豬肉。那些女流氓們搶著吃，我拿著饃之後，先分下半塊放在衣兜裡、留著夜間鋨了吃，也免得被她們搶走了。
我在勞動教養所徑山石料勞教場那裡住了13個月後，醫院把我接回去了，革命委員會什麼也沒談，要我正常上班，我沒有同意。我去公安局問個說法，為什麼判我勞動教養三年，才知道原來是因為給未婚女人打胎(當時各醫院都設有計畫生育門診，有專人主管人工流產，說明人流合法化了)。公安局給我一個證明上面寫著「打胎構不成違法」。不久後，在我整理退回告狀的材料時，見周恩來辦公室批示說：「這位婦產科大夫如果是女性，放人」，這時我才明白，醫院軍代表抓我的報告寫的是：「我強姦婦女致懷孕，人工流產消滅罪證」。
我是個女人，怎麼可能強姦婦女致懷孕?這個罪名太荒唐了，肯定是有壞人造謠。從此我天天找公安局張局長說理，要求處理造謠人，一天他拍著桌子說：「這個軍代表無端的找麻煩，讓公安局為難……」因此事無法處理，很快我被調到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要我1974年4月上班，接管婦科病區。那裡沒有產科，我也不想幹產科，因為婦產科太容易被捏造事故，風險太大，我決定改行治療婦女生殖細胞癌，走上了一條坦蕩的道路。
高耀潔從勞教場回家後與丈夫合影
三、如狼似虎的兩個隊
1968年秋，工人宣傳隊進駐我們醫院，歡迎大會要求全體職工參加，革委會主任謝夢謙(在文革深挖階級敵人時期，他臥軌自殺身亡)和工宣隊負責人(我已記不清他的姓名)在大會上大講毛澤東比爹娘還親，歌唱毛澤東，「只有共產黨給我們希望……」。
大會開了一個多小時，臨散會時，工宣隊員李修武揚起皮鞭在我身上毒打，美其名曰給「牛鬼蛇神」一個眼色看，把我打翻在地。皮鞭把我的衣服打爛了多處，在我背上、臀部、大腿多處留下一條又一條的青紫血狀癍痕……這是我永生難以忘記的事件。
醫院工宣隊由鄭州市紡織機械設備廠的工人組成，是一群耀武揚威、無知、無法、缺德的無賴，他們只知道為個人謀利益，把他們的關係人(農村的助產士)調到大學附屬醫院當大夫。這些人沒有中專文化，卻膽敢對中醫學院工農兵大學生胡說八道地講課。
例如，有一次學生張學友問我：「高老師，婦女帶避孕環懷孕，生下的嬰兒發現避孕環長在小孩的腿上……」一會她又說：「避孕環如果長在臉上更麻煩了」。我聽了很奇怪，我問她誰告訴你的。張學友說：「田大夫在講課時說的，她說‘這個事例是她處理的’」。我們同學們聽了覺得很可怕，今後我們工作了，要遇見這樣的病例怎麼辦呢?
我聽了之後哭笑不得，這真是無知者在開玩笑、說笑話。
我立即告訴同學們，婦女懷孕早期，胎兒從三個胚層開始發育，如果在子宮腔內接觸了避孕環、即造成自然流產，避孕環不可能進入胎包內，絕不會長在胎兒身上;若避孕環體積小或位置不正，有的婦女帶避孕環懷孕，分娩時避孕環會隨胎盤排出，這是科學，你們放心吧!你們永遠也不可能遇到你問的這樣的病例。
更可悲的是軍宣隊進駐我們醫院。他們是支左派的主力軍，他們狠抓政治思想，從軍宣隊入駐醫院後，每晚政治學習開始必須先唱毛主席的讚歌，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千好萬好沒有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是中國的大救星」、「毛主席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等歌曲。
醫療業務上搞的一塌糊塗。許多護士改職為大夫，給她處方權。他們沒有醫療知識技術，完全是應付病人，醫療質量嚴重地降低，大小醫療事故多不勝數……
一天，產房出現一個第二胎分娩的產婦，因子宮頸裂傷大出血，平時遇到這種病例，應立即縫合止血。但在這個非常時期，紅衛兵干將趙湍慧不會做縫合術，產婦因失血過多死亡，留下一歲多的女兒和出生三個多小時的兒子。屍體送往太平間時，產婦的母親、丈夫等十幾人哭得聲嘶力竭……當時我被關在牛棚，隔著窗戶看的很清楚，事後當時在現場的助產士、護士也告訴我說：「能救活的產婦死了，真令人痛心」。次日軍宣隊負責人姓龍的還表揚婦產科搶救產婦及時，很辛苦。真是沒有人性!
1966年12月，毛澤東又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後來稱為「老三屆」)上山下鄉，從此知識青年下鄉的運動開始，又毀懷了一批青年人的前途。
四、史無前例的紅衛兵
有文獻記載：由於得到毛澤東對「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級政府黨委試圖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視為鎮壓革命，於是對於紅衛兵的管制全面撤銷。有大量「革命師生」從紅衛兵身份從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鬧「革命」。
8月18日至11月期間，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共8次，總計超過1100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徹底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還出現兩派紅衛兵的鬥爭，由文鬥變成武鬥，雙方都出現人身傷害，甚至致人死亡。
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此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同時進入武鬥高潮。紅衛兵具體死了多少人無文字記載，中國紅衛兵墓園很多，只有重慶紅衛兵墓園保存完好。
紅衛兵不但在國內四處流竄，擾亂社會穩定，有些年輕的紅衛兵還跑出國外。2007年3月我來美國領獎時，遇到一個的士司機。他是河南開封人，我問他你幾時來到美國。司機說：「1967年10月紅衛兵串連時，我們在北京受到毛澤東等接見。我們十幾個人回家時走錯了路，本來應該乘向南開的火車，我們坐上向北的火車，等現時己到外蒙古國了」。
「我們這夥人全是初中生，最大的15歲、最小的12歲，我13歲。因言語不通，天氣很冷，我們進入了運貨的火車內避寒，後來全睡著了。待醒來時發現已到蘇聯，我們怕當地抓人，於是四處躲藏。這時，我們自帶的乾糧也吃完了，也沒錢買回家的車票。我們開始流浪乞食、偷食，成了難民，到處流浪。很多人因此生病、死亡，經過阿富汗等國到加拿大時，只剩下5個人還活著。那時我己17歲，為了吃飯我給停車場洗車。後來我學會開車，賺了錢我買了的士，自己經營賺錢多了，娶了個中國妻子。她是不識字的難民，生了兩個孩子，現在大兒子己大學畢業了，現在我家的生活還不錯。」
這個例子說明當年紅衛兵的亂跑造成很多悲劇。這個司機有幸生存下來了，而他的多數同伴在這次行動中已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事實是非常悲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