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肺村的新年:被奪走了呼吸,也要熱鬧地吶喊(組圖)

作者:陳湘平 發表:2018-03-02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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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肺病
幫助塵肺病人維權的張海超(剝洋蔥people)

【看中國2018年3月2日訊】(一)

「我們也看得開,要死就死了。得了這個病,是你命不好」,李祥雲喘著氣,輕聲念叨著。從去年開始,他就喘不上氣,沒法走上坡路了。

李家所在的村子背靠大山,五十米一坡,鮮有平地。李祥雲女兒說,小的時候,她會和小夥伴爬過山坡,到山裡面去玩,有溪水、有鳥蟲,風景絕好。但是患病以後,李祥雲再也沒有上過山。李家地基高,哪怕是從公路走到家裡,都是一個考驗,只能耐著性子,蹣跚而行。

鄰居的爆竹放完,除夕夜終於安靜了片刻。李祥雲調大電視的音量。電視裡主持人的祝福語,像是要藏住他重重的呼吸聲。從門口漫進來的煙塵讓他愈發不過氣來。他裝上制氧機和吸氧管,腳步蹣跚地緩慢挪動,多走幾步就像要倒下的樣子。

2009年,李祥雲在湖南職防院檢查出塵肺病II+,2017年再檢查,已經是塵肺病三期。之前,和他一樣查出三期的,現在只有兩三個還在世了。

李祥雲突然掰著手指,清楚地報著他們的名字。一聲聲,像是集結的號子,喊一嗓子,便激起彼此艱難頑強的生命。

「我現在幹活也干不起,慢慢等吧」,他穿了一件紅黑相間的風衣,戴上帽子嘆道。

李祥雲今年56歲,家裡兩夫妻和一對子女。大嫂阿英患有腎結石,每天在家帶孫子,照顧李祥雲的生活起居。女兒27歲,是醫學院的研究生,去年剛畢業,在省會醫院當兒科醫生。

他兒子現在四處打工,跑過深圳、湘西、福建,每月能掙三四千。早在十六歲的暑假,他就跟著大哥出去當小工。阿英嫂還記得,「我老公下去搞爆破,他就在上面拉風管、提水。做了兩個月,回家的時候,手上那個泡啊,他拉那個風管拉不動」。她攤捧著雙手,彷彿眼前還是當年兒子滿手水泡的樣子,「他回來跟我說,哎呀,老爸做那個工很辛苦的。」

現在兒子已經工作七八年了,依然沒有勞動合同。父親這輩沒見過勞動合同,到了兒子輩還是沒有。說起兒子,開朗的祥雲大哥眉頭一皺,「我要跟他說一下這個事情」。

2013年,身體好一些的時候,祥雲大哥在一個紅白事樂隊裡打鼓,一年能掙個三四千。樂曲和研究是每人交2200塊請師傅來教的。喝酒抽煙燒水做飯,祥雲大哥一點不落地招待師傅在家裡了一個月。

樂隊裡幾個知道李祥雲有塵肺病,都很照顧他,「走在路上,他們會幫忙拿鼓,我走得慢,有一次他們等了我半個小時」。

「之前可以搞菜、打掃衛生,現在什麼也做不了,孩子也帶不了,什麼也不願意做。」為了打發時間,大哥也會和村裡人打打麻將。

最近,大哥的心臟和胃相繼出了問題。醫生說是缺氧導致的,女兒花3800元給買個制氧機。現在每天早上吸兩個小時,晚上吸兩個小時。「有的時候好一些,有的時候什麼也沒好」。

空閑的時候,他會拿出女兒買的收音機,每天都要聽上兩三個小時。裡面有六七百首歌,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遍遍播過去,吸氧的時候聽,睡不著也聽。李祥雲看電視節目說,五音和五臟有關,「多聽音樂,對身體有好處吧」。

祥雲大哥一邊播著音樂,一邊手指在腿上打著節拍,像是數著自己撐過的時光。「塵肺三期大概可以維持五年左右,具體能活多久,要看當地的醫療技術水平及患者求生慾望」,這是呼吸科專家給出的意見。

26萬的職業病賠償款,這些年來蓋房子、兒子結婚、女兒讀研究生,已經所剩無幾。由於簽過一次性付清協議,不會再有多的錢看病了。根據省裡的政策,交1000元能看1萬塊錢的病,能夠住十幾天醫院。但這對於病情嚴重的李祥雲仍是杯水車薪。

「洗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病情的發展。這項手術一次要花兩萬多,可職業病防治醫院的醫生不建議他做。「要其他功能完好才能做,之前去洗肺的現在都死了」,祥雲大哥關掉收音機,開朗地笑了笑。

塵肺病
祥雲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二)

1994年,李祥雲跟著親戚離開家鄉,來到深圳蛇口的工地打工。「不出來,在家搞不到吃的啊,一個人四分地」。

外出打工的十五年裡,李祥雲大部分時間是在地底下工作。陪伴他的只有直徑不到一米二的天空。日復一日,他在地下的花崗岩層鑽出炮眼,裝上炸藥爆破,打出幾十米深的樁孔。這些孔洞裡灌進鋼筋水泥,就是一棟大樓的支柱。

那時的李祥雲覺得,「風鑽」是一項簡單、不需要什麼技術的力氣活。相比工廠,工地流動性大,做幾個月,工程結束就去下一個地方,比較自由。收入也比在家高太多,李祥雲就干了下來。

只是風鑽會產生大量的粉塵。在狹小的空間裡,這些粉塵日積月累聚集到肺泡裡,肺部慢慢纖維化,最終喪失功能——這就是塵肺病。按照行業規範,工人在作業時需要使用特種勞保用品。但工地為了省錢,只發一些醫用的一次性口罩。「我們到下面打完風鑽上來,鼻子裡的灰好厚一層」,李祥雲回憶道。

90年代,李祥雲覺得工人過得像「逃荒一樣」。那時候,深圳會不定期檢查暫住證。一旦被查到無證就要被送到銀湖、東莞、樟木頭的收容所裡去。「一進去就會被打,他們要搞錢,一個人要交800塊錢才能出來」。

在梅林的爆破公司工作的時候,警察來盤問,「我熟悉了,就說是跟著老闆做工的」。有的工友新來,說自己是剛來的,就會抓走了。邊防證過期了,還得翻山進深圳。

那幾年,也是住宿條件最差的時候,頂多能住上油氈房。曾經,李祥雲在梅林關外的車頂上睡了5、6個月,「9個人擠在一起,蚊子可以把蚊帳叮穿,早上起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紅點」。

十年間,深圳無數的地表在他爆破的洞口平地而起。1997年,香港援建深圳,他修了北環大道、深南大道、梧桐山。2003年,他在地底50米給香格里拉大酒店做爆破。2003年,他修了世界之窗那段地鐵。在寶安的一個工地上做風鑽。「手都打腫了,一天只有70塊錢」,工地上李祥雲一天至少工作8、9個小時,「有事情做的時候恨不得你日夜幫他做」。

2003年,阿英嫂在同一個工地裡做飯,她回憶那個時候大哥身體就不太好了,(塵肺)病就是在那個時候得的。但問起李祥雲那個工地叫什麼,他想了想說:「做了那麼多工地,哪裡還記得。」

2003年前,李祥雲一年做1-2個工地。2003年後,深圳建設起來了,大哥一年做2-3個工地。「那會兒最怕打颱風,一來什麼都吹跑了,白弄的」,碰到颱風,有時候幾個月都開不了工。

2006年,李祥雲終於考到了爆破證,開始給老闆管理工地。「在地面上搞了一下,不然的話早死了」,大哥嘆道。

建築行業裡,一項工程通常有多層轉包。開發商把工程報給不同的建築公司,再轉給勞務公司,勞務公司下面還有不同的包工頭。在不同的分包環節,李祥雲能拿到一兩百元到三四百元一天。有時候一個月3000元,有時候一個月6000元。可如果留在農村做泥工,一天只有5、60塊。

相對高的工資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有一年,李祥雲在湖南修西寧鐵路,用50cm的導火索炸石子,一天點十幾次。有一次,他還沒跑到防空洞,炸藥就爆炸了。回過神來的時候,李祥雲覺得「左耳裡面有個蟲子在叫」。

即便祥雲把一條命懸在一根稻草上,眼看著深圳一天天崛起,躋身一線城市,可自己的工資卻總是拿不到。因為風鑽工資是按工作方量計算,項目結束後才拿錢。

「老闆沒拿到錢,就由我們這些做工的去幫他鬧,把錢拿到手了,他就再給你工錢」。而有的勞務公司老闆則希望工人鬧過,能幫他多要點錢。就這樣,祥雲哥經常被拉去公司堵大門,「一堵,公安局、勞動局、派出所都來了」。

2003年,修世界之窗地鐵站時,大半年過去了,工人們等到臘月二十六都沒拿到錢。工頭其實已經拿到了錢,但就是拖著不肯計算方量,有的工頭被人打了,最後是根據180元/天/人給的錢。

「他們原本也是工人,做了工頭以後慢慢有了房有了車,就看不起工人了」,李祥雲曾經碰到過一個很凶的福建老闆,「只要你在工地上做,你要是不出力,他就打你」。曾經有工人干了兩個月想走,老闆堅決不給錢,「工人一鬧他們就打架了,拖刀斬的」。

祥雲大哥的家
祥雲大哥的家(土逗公社)

(三)

「都是我們在家裡頂的」,阿英大嫂驕傲地說。在她那濃眉雙眼皮的下方,眼珠子烏黑又亮,和笑顏裡那排潔白的牙齒互襯著,分外精神。

90年代開始,男人在外面乾風鑽,婦女成了農業生產的人主要承擔者。即便家家只有薄薄的幾分田地,為了生存,她們也必須去勞作。

除了犁地、打農藥的一些太重的力氣活需要請小工幫忙,其他的農活通通由她們承擔。婦女們還會分工合作,每人負責勞作的其中一個環節,以此來互相幫助。

「犁田(因為是力氣活)我們在外面請人來干,我們女的負責插秧收稻穀,幾家人就湊在一起,商量一下,今天你干多少,明天我干多少,大家分工合作」,說起「插秧故事」,幾個大姐笑成一團。

「什麼都是女人幹的,收稻穀什麼最累了,溫度又高,天氣又熱,割了還要打。」婦女們割了稻穀,再把它們一包一包地挪到脫穀粒的地方,最後還要背回家。一趟又一趟,家裡的生活費就在這樣重累的農活中一點一點地掙下來了。

有次打農藥,阿英嫂把鞋子放在田的一邊,自己到另一塊田繼續打。女兒來送水,只見鞋子不見人,以為媽媽中暑倒在田裡,「她都嚇死了,就在那裡叫呀」。阿英嫂說起那時酷熱的勞苦,眉心皺起一道豎痕。但一提到貼心的女兒,她的眼睛瞇彎起來,身下的小椅微微搖著,「後來看到我,就把我扯回家。」阿英嫂其實還想繼續干,但拗不過女兒的堅決,「明天再打,今天不能打了」。

種田能夠補給部分家用,終究是不夠。拮据的時候,阿英嫂還要靠幫人洗衣服來賒賬,有時甚至連打米的加工費都是賒的。家裡實在急需用錢,阿英嫂只好寫信去深圳,「小孩子沒生活費了嘛,借也要借錢回家。」

實在沒錢寄回來,她只能再到親戚家去借錢。

「借錢比還錢難十倍。借錢的時候都不知道怎麼開那個口,要坐一下說一下拉一下家常,慢慢聊入正題……」對於借錢這種近乎必備的「生存技能」,阿英嫂描述得很清楚。說著說著,她也忍不住笑起來,但神色動作不免帶著幾分拘束和難為情,那是經年累月看人臉色留下來的無奈隱痕。

「借不到錢,哎呀那個心裏不是滋味」。有一次,聊了半晌,親戚看出了來意,連忙說自己家也週轉不開,沒有錢。阿英嫂回家哭了一晚上,一邊流眼淚,一邊盤算著第二天找誰借,「都是我們自己頂,找這個借那個借」。

阿英嫂說,2002年是她一生當中最痛苦難熬的日子。12歲的女兒得了腎炎,一年沒讀書,吃了一百二十多服中藥。阿英嫂也在家照顧了一年。「我老公在下面沒有錢啦,我叫他他都不敢回家。家裡借錢借什麼都是我,他就躲在下面,沒事做也在下面不敢回家,都是我一個人在家擔的」。

說到這,阿英嫂的語氣似乎有點急也有點怨,但隨即又和其他阿姨默契地大笑。大家其實也很理解,風鑽不是時時都有活干,深圳消費又高,「賺不到錢怎麼回家」。

女兒吃了八十服中藥病情還沒好轉,阿英嫂在家「焦得哭」。「想到我的女兒(不知道)要不要救,生怕她治不好,我就在家裡哭,睡不著覺,一天只能睡兩個時」。

每週,阿英嫂總要厚著臉皮,將自己「逼上樑山」,借到了錢才能帶著女兒去看病。而祥雲大哥,掙得錢不夠,又抹不開面子借錢,索性在外面躲了一年。「我老是給他寫信,他老是不回家,回家也沒地方借,他又不願(借錢),男子愛面子。」

阿英嫂記得,那年當地的月工資才十塊,可她那一年就借了四千塊多,向親戚借了個遍。所幸女兒終於救回來了,康復後也可以回學校繼續唸書。

一年在生死之間兜兜轉轉,看著母親一邊邊祈求親戚的善意來為自己續命,從鬼門關逃出來的女兒立志要做一個醫生,幫助像她這樣的人。「我的命是醫生救的,我長大一定要當個醫生。」

(四)

李祥雲查出塵肺病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那會兒,他在深圳南澳的一個別墅工地打工。一天,出門看望燒傷工友,遇到颱風天淋了一身雨。回來之後,李祥雲便開始反覆地發燒,在南澳鎮醫院打了一週吊瓶才好。

老婆說他缺乏鍛練,便拉他每天在海邊跑步。「跑了一會兒就不能動了,喘不出氣」,當時醫院病沒有檢查出來是塵肺病。後來,回到老家,「有學生、記者過來村裡探訪,說耒陽的風鑽工人都去深圳了,問我們為什麼不去檢查?」

「我們知都不知道(什麼是塵肺),怎麼去啊」,阿英嫂無奈地笑道。過後,大家陷入短暫的沉默。

李祥雲和幾個老鄉一起到湖南職防院做檢查,確診塵肺病II+。截至2013年9月,據不完全統計,在湖南另一個以塵肺工人聞名的耒陽,有200多人曾在深圳做風鑽工,其中119名確診為塵肺病。在2009年之前,已有18人先後離世。2009年至2013年,37人已故,至少9人死於自殺。

耒陽塵肺工人引起社會關注後,當時村裡十多個查出塵肺的風鑽工人去了縣裡申請職業病賠償。最後縣政府說:你們先去鬧,我們後面再來。隨後,幾個地方加在一起,151個工人到深圳待了一週多。

到了深圳,李祥雲才發現這邊說法和縣政府不一樣,要求走法律程序。凡是有購買保險的,哪怕只買了一個月,都由保險公司負責賠償。能夠拿出有廠牌或者爆破證的,就走勞動仲裁程序。沒有無勞動關係證明的,由市政府給予「人文關懷金」。

李祥雲2006年剛好考取爆破證,能夠走勞動仲裁程序,領到了賠償。「當時很多知名人士聯名給中國衛生部發聯名信,一個多月後就搞定了,不是他們,沒有那麼快。」

祥雲大哥去深圳那段日子,留守在村裡的妻子們還得給他們寄生活費,一個月一千。「兒子打工的、讀書的也沒有錢,基本都是借的,有的借了一萬多塊,有的借了兩萬多」,阿英嫂和幾個大姐開始傾訴起來,「只有親戚才借得到的」,「別人都不敢借的」,「別人怕你不還」。

塵肺
最苦的就是農民工(土逗公社)

「中國說法制健全,其實也沒那麼健全」,李祥雲說,「最最苦的就是農村的、農民工。」

2009年後,所有工地在招工時都要體檢,查出有塵肺病的不要。出工地也要檢查,有塵肺病公司就賠償,沒有的話,以後有病他們也不管了。「但實際上一個工程才1、2個月,塵肺病潛伏期很久,不可能馬上檢出有病」。李祥雲沒法工作,只好回家養病。

孫子是一家人的開心果。鄰里都說爺孫兩個長得很像。李祥雲雖然帶不動孫子,可小孩子卻總愛和爺爺在一起。「他自己要坐小車在地上跑,總要拉著我跟他一起坐」,李祥雲輕輕嘆了口氣,望向孫子,眼睛又笑成一條線。

屋外的爆竹煙火漸漸平息,晚會上濃妝艷抹的男男女女唱著:「長安街出發到美麗鄉村和邊寨,歡天喜地的節拍,讚讚……」

一旁的孫子跟著電視裡的音樂拍起手來,「讚讚……讚讚……」。這個節拍就像是李祥雲打過千百次的鼓點。婚喪嫁娶、喜樂悲苦,都是這樣熱熱鬧鬧地走過。而隔壁的兄弟,生前也曾以這樣的節奏,一聲聲劇烈地咳著。

「過一天算一天,開心一天,也沒有辦法」,面對來客,他總是這樣笑道。

臨近零點,村裡的爆竹聲準時響起,擠走了電視晚會裡明星的聲響。

這一夜,李祥雲的兒子在門前鋪開鞭炮,點著引信,「噼裡啪啦」,像是被剝奪了呼吸的人們在吶喊。

也是這一夜,很多人嫌太吵,摀住了耳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土豆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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