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無「好人」（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4月4日訊】說來慚愧，我這個插隊知青，充其量不過是個「可教育好的子女」，一度卻對那些「四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女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再從他們身上沾著晦氣似的。
「滑皮阿三」自不待說，他本人系地主，脾氣又臭，往往在外面挨了鬥，回家就拿老婆出氣，摔盆砸罐，鬧得雞飛狗跳，雖然同住吉水塢，我很少跟他說話。土錢是阿三堂侄，也是地主兒子，但性格隨和，父母死得早，從小學會低著頭做人，通常運動倒不來搞他，跟他還可以聊幾句，特別是晚上睡覺，兩邊房間只隔一層板壁，他會說些農村趣聞和故事，為我解悶；不過在人前，我仍會有意無意與他保持適當距離。
隨著歲月推移，這種界限終究變得模糊了。因為我發現，全隊二十幾戶人家，除了隊長家、還有兩戶貧雇農，可謂純金足赤、無隙可擊，其它哪怕是一般的貧下中農，鏤根刨底，籐牽瓜連，都可以找出一點瑕玼。比如，某某人自己三代都是貧農，可是有個姨父當過保長；某某人雖說是下中農，但從前在鎮上牲口行做過牙人，依老話說是「白相人」，言外之義就是地痞。老疤是移民，是雇農，但從前在莫干山給上海的洋人資本家看房子，老疤嬸還給洋人資本家當過「相幫娘」(保姆)，這在當地農民中是極為稀罕的，不來找你，沒事，一旦找到你頭上，這段歷史怎麼解釋得清再說，老疤的大女兒嫁給了本隊富農的兒子阿苗，他這個雇農就得大打折扣了。而事實上，阿苗堪稱本隊最老實巴結的男人，起早落晚，牛筋馬力，大家都說他夫妻倆是「做煞坯」。
我們隊分三個自然村，由最裡面的山腳數出來，吉水塢是地主窩，不必說了；中間是梅園，一個富裕中農門下分成了三戶；靠外面馬路邊的汪口戶數最多，沒有地富分子，但有幾戶社會關係複雜，多多少少都有「小辮子」可抓。有的本人是清白的，根正苗紅，但運動中亂說話，被社隊幹部在群眾大會上點名「敲打」過，從此政治面目也帶上了污點。
有個叫來法的，算是貧下中農，但生性膽小怕事，私心較重。一次生產隊倉庫發現少了兩張蠶匾，隊長追查，大家互相猜疑，猜來猜去，疑點集中到來法身上，來法有口難辨，分別到幾個隊幹部家裡訴說，那天來到我家(他把我這個記工員也當隊幹部了。此時我和兩個弟弟已經蓋了新屋。)，說著說著，卟咚一聲就跪到了地上，抹著淚，啞著嗓子喊：「亞雯姑娘，我是冤枉的啊!……」我趕緊攙他起來，說：「來法叔，你別這樣，事實總歸說得清的。」他還在求情：「你要替我說說啊！」我暗自想，我能幫你說什麼呢？再說，我又不知道誰偷的，也不敢斷定就不是你偷的。過了些日子清理倉庫，重新清點，蠶匾一張沒少，此事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後，來法變得愈加沉默寡言，總是耷拉著頭，見誰都不抬眼皮。倒是他那個十五六歲的小兒子厲害，經常為了爭一個工分、爭一秸稻草，和人家吵吵鬧鬧，尖嘴利舌，不依不饒，生怕再像他老爸那樣吃虧。
那年頭，隔三差五搞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運動一來，大隊就召開社員大會，全大隊集合起來有三四百人，所以大隊裡最宏偉的建築就是大會堂(其它大隊也莫不如此)。但凡批判大會，上級統一佈置，即便本地沒抓著「現行」，少不了也要請四類分子上去站臺角；有的會議不屬於鬥爭性質，而是正常的「抓革命，促生產」，實在不需要設立「活靶子」，社隊幹部就會像訓壞蛋一樣地對全體社員「教育」一番，本大隊一位曾經當過脫產幹部的副支書做起報告來特別鏗鏘有力，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棺材頭上踢一腳，死人肚裡有個數!」那個警告意味遠比今天的警察訓小偷來得嚴厲。所以，那時莫說是在運動風頭上，莫說四類分子不敢亂說亂動，就是平時，就是貧下中農，也沒人敢亂說亂動。人人變得知趣、識相，只要自己不是運動對象，舉拳頭、喊口號，誰也不落後。
今天運動斗這個，明天運動斗那個，斗來斗去，好人越鬥越少，壞人越鬥越多。四類分子是死老虎，鬥起來沒勁，逮個現行的，群情更激奮。
鄰隊張勝喜，是早年從「上八府」遷來的外來戶，一直給生產隊放牛。那年，有一頭水牯牛不知怎的突然死了，宰殺後發現，有一枚釘子雜在尚未消化的草裡，於是定他毒殺耕牛、破壞生產。那時候一個生產隊總共才三頭牛，毒殺耕牛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社隊又派人到他老家臺州調查，因他曾給「三五支隊」當過挑夫，於是又加他一個「土匪」的帽子。那個批鬥才嚇人呢，群眾大會台上撳頭、叉背、拳打腳踢還是小意思，晚上關在小屋裡，逼他兩個膝蓋跪在一堆鋒利的破瓷碗片上，雙腿鮮血直流……可這人就是個硬骨頭，死不認罪。幾次昏死過去，醒來還說他要告到中央去。自然，嘴越硬，苦頭吃得越多。也許，這中間不排除有人挾嫌報復。
他原來是有老婆的，在老家也有兒女，老婆跟他過來，嫌他太窮——你真想像不到，這裡的貧下中農好歹都有瓦房，他住的地方那哪能叫房子，就是兩間低矮跼促的泥牆草皮。最怪癖的是懸空搭了張竹床，在床下泥地圈養了兩頭豬！老遠就聞到一股臭味，大概從來沒人進過他屋。——正好大隊貧協主席癩痢阿毛新近成了鰥夫，老婆跟阿毛搭上，不久乾脆搬去阿毛家住了。張勝喜嚥不下老婆被人霸佔的惡氣，加上眼前遭受的打擊，雖然事後因證據不足，未能將他送進監獄，可他從此就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說要告狀、求人替他寫狀紙。可他斗大的字不識一個，滿口誰也聽不懂的外鄉話，誰肯替他寫狀紙呢？
那是我插隊六、七年後的事了，男友走進我的生活，恰巧他和張勝喜是同鄉，張得知後，就跑來我家，要我男友幫他打官司。他雜七雜八地說了一大堆，翻來覆去就那幾句話，男友還有耐心聽他說完，我卻在私下抱怨男友多管閑事了。當然，男友最終也沒替他寫成狀紙。男友問：你到底要告什麼、又要告誰？告耕牛不是你毒死的，但此事已不了了之，上面也沒作結論，只是讓你吃了苦頭，是底下社員整的，找誰說去？你告「三五支隊是革命隊伍，不是土匪」，下面的確不懂歷史，瞎來，可你只是當過挑夫，也算不上「革命戰士」啊，哪個領導會替你證明？至於你要告癩痢阿毛強佔人妻，但你老婆自願跟他去，現在還幫他說話，不站你這邊，你告了有用嗎？……男友最後還是勸告這位同鄉：算了算了，你都五十多了，在這裡蹲不住，回老家去吧，老家有兒女，還有個照應。
張勝喜後來病倒了，腿上爛瘡有碗口大，終於讓老家兒女接了回去。我的男友(即現在的丈夫)之後調回臺州老家，湊巧認識了張勝喜的堂侄張大榮，得知此人回老家不久便死了。
老張死前有一件事，讓人聽了頗有觸動：40年前，張勝喜和大榮父親一同造房，祖上傳下的宅基一人兩間半，其時他人小能力不足，請求大榮父親幫助，便寫了一張契紙：「借米三擔，十年內歸還，堂間公用；如若歸還不了，同意讓出堂間產權。」大榮父親將這張契紙弄丟了，臨終口頭傳授大榮。現在老張回來，兒子嫌房屋太擠，聽從姐夫挑唆，企圖獨佔堂間。雙方打了一架，村幹部調解，大榮說出父親遺囑，村幹部輪流到老張床前詢問，老張一一據實回答，毫無隱瞞。村幹部問，他們打架，你知道麼？他說知道的，但我說了沒用啊，我一開口，他們就說要把我沉塘。原來兒子女婿早就對他說了，只要他不作聲，一切由他們擺平。他當時就反對：這種缺德事不好做的，我的確欠大榮家三擔米，堂間公用，已經是給他面子了。我原本打算八月再去一趟「下三府」，賣了口糧歸還這筆老賬的。女婿和兒子一再威逼他，封他的口。事後，家裡再無人理他，罵他：「天底下沒見過你這種人！自己要進棺材了，做個啞佬不成，還要吃裡扒外、害兒孫！」他死時，床頭就是一碗吃了幾天的冷粥，其實是餓死的。
丈夫之後說起此事，心裏似有愧意。我亦無語。自我反省，在那個時代，心怎會變得那麼冷漠？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哪還管得了別人？
我想，這種情況大概自古已然，普通百姓在人世間遭受種種不平、不忿，到頭來含冤而歿，無聲無息，就如螞蟻、夭娥度過了一生，世界不會因他們有絲毫的改變。
當年大隊合作醫療站還有個姓楊的赤腳醫生，滿頭銀髮的老中醫，快七十歲了。那真是個好人啊，一年到頭，不論下雨下雪，不是坐診，就是背個藥箱挨家挨戶巡醫，從來沒有休息日。我有了兒子，兒子常感冒發燒，有時半夜裡抱著去楊醫師家，他總是熱情接待，一臉慈祥，細心搭脈、詢問、開方子，從無怨言。他原本是莫干山區衛生院的正式醫生，「清階」時，說他有歷史問題，被開除公職，掃地出門。大概是1974年春吧，有一天，他找我丈夫商量：可不可以給衛生局寫個報告，請求復職？我丈夫說：看目前形勢，正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恐怕寫了也沒用。於是他便也打消了念頭。楊醫師於77年初病故，終於未能等到讓他復職、由拿工分改回領工資的一天……
那年月，大隊、生產隊裡不時會冒出形形色色的新的階級敵人，而城裡的階級敵人也一個個被驅趕到鄉下，於是，農村便成了「藏污納垢」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