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們好像沒興趣關注和議論這次流感(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4月9日訊】如果真正的新聞注定要死去，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又將會是一幅怎樣的圖景？
在這個信息氾濫到令人不勝其煩的時代提出這個問題，你也許會說我是矯情做作。然而，作為一個從事新聞工作已近30年的「資深」媒體人，我確實思考這個問題有一段時日了。其實，是憂慮。
一
下週，我的中學同學Zhu就要離開上海，返回她在德國亞琛的家了。但這次與以往任何一次回國探親都不同，兩個多月前她揣著滿心的焦慮不安來，如今又將帶著無盡的惆悵與哀思去。
Zhu的父親不幸倒在不久前席捲全國的大流感中。他先前似乎僅僅是患上了一次尋常的感冒，或許與他體質本來就不太好有關，在持續發燒不退後，病情加重成了肺炎，然後是呼吸障礙、肺積水，直至心肺功能衰減，春節前在嘉興一所醫院的重症監護病房去世。
就我所直接瞭解到的，不僅是上海或者嘉興，甚至在一些四五線的縣城，被這場流感奪取生命的大有人在。感染到這次流感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有段時間我周圍的同事親友中隨處可見有咳嗽發燒的。我自己也沒有倖免，所幸不算太嚴重。
可以說，這已是一起範圍和程度都十分嚴重的公共事件了。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無論是傳統的報紙、電視，抑或是如今每天刷屏的網路新媒體，幾乎沒有哪一家花比較多的筆墨提到過近在身邊的大流感。它的預計平均發病率有多少？疾控部門採取了哪些應急措施？醫院的現有治療能力如何？……我幾乎就沒有看到過一條關於這些問題的詳實新聞，更不用說來自現場的第一手報導了。
更奇怪的是，老百姓們好像也沒什麼興趣關注和議論這次的流感，彷彿它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似的。
回想起2003年春SARS爆發，有段時間，幾乎所有人都在目不轉睛地盯著最新的疫情報導和政府信息。那時我們正在籌辦《東方早報》，還專門出過一期關於SARS的48大版專刊，其他媒體當然也不甘人後。
媒體和社會公眾對這次大流感的關注度的渙散，一部分原因大概是，流感畢竟不像SARS會導致那麼高的死亡率，因而還不夠可怕吧？但從壞的一面想，以今天的這種輿情狀況，若是真的再面對一次SARS，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如果說流感尚屬「非典型」案例的話，那麼最近的另一起事件，就足以淋漓盡致地說明，今天的新聞媒體在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報導方面的能力，已經衰退到了何種地步！
今年1月上旬，一艘伊朗油輪在長江口以東約160海浬處與一艘中國散貨船相撞，導致油輪起火，30名水手失蹤。10多天以後，這艘伊朗油輪爆炸沉沒，並造成100平方公里油污帶……
這期間，我看到許多外媒連續報導了此事。但由於事發在中國，事發地又在海上，這些報導大多語焉不詳。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麼大的一起公共災難，全世界媒體都在努力試圖探究原委，但中國國內媒體，除了《財新週刊》等極少數幾家，幾乎不見隻字片語！就發生在上海邊上的事，上海的老百姓好像也無人關心，甚至自媒體上道聽途說的文章及微信朋友圈裡的轉發的小道消息都極少。
撞船事件為何發生？失蹤船員營救和滅火進展如何？爆炸造成油品泄露的概率是多少？泄露以後對東海造成的污染損害程度有多大？……所有這些問題，難道不都是事關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嗎？難道它都不如同期發生的「李小璐出軌」對我們更重要？
這使我想起《世說新語》裡的一條筆記，說有幾個人在一起比賽作「危語」。一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二曰「百歲老翁攀枯枝」，三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最後一人說道：「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旁邊人忍不住驚呼出聲：「實在太危險了！」（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第61條）
我近來經常覺得，我們的社會正越來越陷入這種「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境地。
人們常說，股市是國民經濟的晴雨表。其實，新聞業就是整個社會的晴雨表或布谷鳥。在今天這樣大規模、開放的陌生人社會，人們每天都在和不認識的人、不熟悉的事務打交道，比以往更需要瞭解全世界、整個國家，以及自己生活的城市和社區的狀況：它現在是個什麼樣子？有些什麼樣的優勢和缺陷？正面臨著哪些問題和挑戰？……高質量的新聞媒體通過對各種事關重大公共利益的新聞事件的及時報導和深入分析，為人們解答上述這些問題，從而勾勒出一幅社會的概貌。沒有這樣一幅概貌圖，人們將無所適從。
就好像氣象臺應該向居民報告明天是晴天還是下雨，是颳風還是打雷。如果它不做這些正經事情，而是喋喋不休地告訴我們：范冰冰喜歡在雨中與情人接吻、汪峰愛在大熱天吃涮羊肉……那麼，我們又將如何安排我們明天的出行？
但這就是今天中國新聞媒體的真實寫照。
二
可以說，除了像《財新》週刊和《新京報》這樣的極少數，今日中國已經很少有真正稱得上合格的新聞媒體。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真相！
不久前，當我把上述感慨發表在微信朋友圈以後，立刻就收到了許多朋友的留言。其中絕大多數是反駁，有些從語氣看得出來還相當不快。箇中滋味想必不少人大概也能夠猜得到一二。
套用一句人們常說的話，我並不是外賓，也不想裝外賓。我自己就在新聞行業裡度過了半生，還有多少人比我更瞭解我們這個行業的窘境。我並沒有責怪中國的媒體及媒體中人的意思，責怪他們就是在責怪我自己。我只是想要指出這樣一個需要重視和憂慮的客觀事實：在這個新媒體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的生機蓬勃的新時代，中國的新聞生產及新聞產品的質量變得更糟了，而不是更好了。
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首先在於傳統媒體不可挽回的衰敗。
我必須立刻要承認，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在總體上也是不合格的。因為它們存在的根本理由就不是為了報導真正的新聞，報導真正的新聞只會讓它們吃力而不討好。然而，在傳統媒體業經濟上興旺的年代，它們中總有一些不安分的個體懷著各種動機，甘願冒著巨大的風險，千方百計突破重重障礙，試圖努力挖掘一些能夠引起公眾普遍關注的大新聞。他們可能懷有崇高的新聞職業理想，也可能是想要一戰成名，以便在日後名利雙收……
隨著時代和技術的變遷，傳統媒體所依賴的「內容-受眾-廣告」模式日益不再能夠支撐它龐大的成本支出，變得難以維繫，傳統媒體也不可避免地衰敗了。經濟上的雪崩式滑坡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削減開支使優質內容的新聞更不可能產生，降低成本使越來越多這個行內的優秀人才流失，而它們又使傳統媒體的受眾也越來越萎縮，自然廣告收入就更少……
這已是另一個更加專業的問題了，我在這裡無法詳細討論。反正目前的概況就是：大多數傳統媒體即便沒有停刊關門，也都是在勉強維持，其中有些甚至還不得不靠變相的有償新聞來獲得一點令正派媒體人尊嚴盡失的嗟來之食。
既沒有錢，更沒有人，指望今日的傳統媒體再能夠產生像「三鹿奶粉」案這樣的報導，自然是不切實際的。
那麼，看起來一派繁榮的新媒體又如何呢？
首先，在目前的條件下，非機構類新媒體沒有從事第一手新聞報導的操作空間。嚴肅新聞尤其如此，哪怕它們有這方面的意願。其次，它們絕大多數是個體戶，面臨著比傳統媒體更大的直接經濟壓力。可以說，政策和市場的雙重枷鎖，牢牢地束縛著新媒體人從事真正有意義的重要新聞報導的職業理想。這迫使他們不得不去削尖腦袋追逐那些能夠迎合受眾非理性情緒的無聊的所謂熱點，這些熱點都是轉瞬即逝。
如果你本人就是一個「公號狗」，在費力而提心吊膽地挖掘伊朗油輪爆炸沉沒事件的前因後果，與肆無忌憚地傾瀉對「李小璐出軌」的情緒化吐槽之間，你會選擇哪一個？答案不是一目瞭然的嗎？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誰應該對「新聞之死」負責這個問題上，媒體與社會大眾之間似乎還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共謀關係。
的確，過去所有這些事關重大公共利益的真新聞也都很難去報導。但它們一旦報導出來了，往往總是會轟動一時。十年前，我《東方早報》的年輕同事簡光洲不就因為報導了「三鹿奶粉」事件而在一夜之間家喻戶曉嗎？現在的新情況似乎是：即便有人冒了巨大風險，做了許多艱苦努力，將一個真正有意義的重要新聞報導出來了，大多也會很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信息垃圾中，產生不了什麼應有的社會反響。
因此，傳統媒體的衰敗、自媒體的碎片化與公眾注意力的漫不經心，可能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但我們已經知道，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對真正重要的新聞漠不關心，是會產生嚴重後果的，這種趨勢確實令人強烈憂慮。
三
上個週末中午，我和原來《財經》雜誌及「財經獎學金」項目的兩位老朋友和老同事一起吃飯。談及近年來媒體市場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都感嘆：真正的新聞，未來會成為一種「公共產品」——它不可或缺，但又無法直接產生經濟收益從而維持自身運轉。於是，它就需要有人出錢來供養著。
這種「供養模式」在邏輯上是完全能夠成立的。
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格局的變遷，過去的許多「產業」如今都變成了公共產品，從教育、醫療到經典藝術……在發達國家，甚至農業在很大程度也是靠國家養著的。
這種「供養模式」在實踐上也早有先例。
2004年的這個時候，我受當時的上海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派遣，遠赴瑞典考察學習當地的報業經營管理。在那裡，我看到政府一直對報紙給予直接或間接的補貼。政府這麼做的理據是：報紙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瑞典政府對報紙的補貼，與報紙的內容傾向毫無關係，後者是政府絕對不能幹涉的。我調研過的一家地方報紙的總編輯曾驕傲地說：我們報紙立場偏右，我們評論版每天發表的觀點都為了一個目的：讓社會民主黨政府下臺。然而，這家報紙年復一年地得到社民黨掌控的政府的大量直接經濟補貼。
在我去的前一個財年，它得到的政府補貼佔到它總利潤的將近60%。換句話說，它從它不遺餘力反對的那個政府那裡拿到的錢，比它自己掙來的還要多！
瑞典政府發放補貼的指導原則是看是否能夠促進報紙競爭，從而增加言論的多元化。例如，一個城市原來只有一份報紙，如果有人去創辦第二份報紙，它就將得到補貼；而如果原來那家單一壟斷的報社願意拿出自己的發行渠道讓新報紙分享，那麼它也將獲得政府補貼。補貼的金額既與報紙的發行量有關，也取決於報紙的性質，比如說，綜合性日報所得的政府補貼往往多於週報或專業財經報紙……
除了政府補貼，瑞典許多報紙的老闆不是個人或商業性企業，而是一些基金會。它們當然會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價值立場，但都有一個共同點：辦報紙的首要訴求不是為了賺錢，這就使這些報紙沒有迫在眉睫的財務壓力，有可能做出真正高質量的嚴肅新聞。也就是說，在瑞典這樣的國家，新聞媒體還獲得了大量來自民間的財務支持。而且，由於這些扶持的背後訴求是多元化的、競爭性的，因而就不必擔心這些媒體發出一邊倒的統一聲音。
當然，這樣的「供養模式」放到中國當下的語境中，顯然是不可想像的。伴隨著傳統媒體的衰落，「新聞之死」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它已經造成了顯著的後果，比如近年來民粹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在我看來就與高質量客觀新聞報導衰敗、各種假新聞和無法驗證的陰謀論氾濫脫不了干係。在中國，情況就更加錯綜複雜，一言難盡。
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為了指責這是誰的責任，更沒有雄心和抱負去為它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是的，這種境況既不能怪那個盲人，也不能怪那匹瞎馬，更沒有理由去怪前方的那個深池……
然而我覺得，當我們看到了「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一幕後，我們總是應該大聲指出來。只有更多人關注了，重視了，甚至參與了討論，事態才會有一線希望。如果所有人都說，這不是我的責任，然後任由盲人騎著瞎馬在漆黑的夜裡繼續朝著深池邁過去，那麼我想，結果無論對於中國的新聞管理部門、媒體行業本身，還是對社會大眾，其結果都將是難以承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