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現場記者希望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示意圖/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8年5月13日訊】今年我和楊曦又去了趟映秀，距離上次去有八年。
3月，蜀地山上的野櫻次第開了，十年前這裡的櫻桃成了我們趕路的糧食。
當年從聚源中學廢墟裡救出來的高瑩是我們此行最想見的人之一。
她家在都江堰聚源鎮相對偏僻處，卻能吃到在其他城市要徹夜排隊的火鍋，近乎被我們一桌包了全場。她聽說我們不做記者了很高興：「不做記者好啊，我不喜歡採訪，不喜歡記者。」
左圖：2008年5月13日，高瑩被救出來。右圖：2018年3月，高瑩和她的弟弟。（圖/楊曦）
十年前，我們看著她從廢墟裡抬出來，微笑著安慰扑將過去的媽媽。她因此被冠以「微笑女孩」的稱號。隨後被送往廣州截肢治療，之後又被送去學習幼教和音樂。在幼兒園幹了一陣，因為腿腳不便，高瑩「還是覺得累」。她並沒有如眾人所願成為幼兒教師或音樂老師。
終須回到尋常生活
十年前，我和楊曦是報社的攝影和文字搭檔，如今結婚也有八年了。期間我們換了幾個工作，把我們的生活空間變成了一間民宿，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也一直在漸漸改變。
起初父母和師長都多有不解，大致是送你們倆讀完研究生，竟然做「開一間小店」這種毫無門檻的事。
記錄了汶川地震後7天7夜真實場景的張良在《汶川地震168小時》中說：「地震慘烈景象給一線消防員帶來普遍心理衝擊，九江消防參加映秀救援的30多人，超過一半的人後來選擇退役。」
10年前第一批趕到震中報導的記者，還在「服役」的已是鳳毛麟角。10年光景，調查新聞幾乎完全消失，一個個鮮活、緊迫和慘烈的現場，都消失在自媒體夜夜笙歌的「10萬+」裡。
對我們來說，倒不是地震的慘烈讓我們放棄了轟轟烈烈地生活，從2008年到2010年之間高頻度的地震採訪，一直影響著我們對生活的態度，與此同時我們的職業道路也越走越窄。
2008年，智能手機還未普及，新浪微博還沒出現，微信創始人還在優化QQ郵箱。人們的網路興趣還是在開心網偷菜、搶車位。
那一年，新聞記者對現場還抱有信仰，彼此間談論職業理想也並不覺奢侈。
5月12日地震降臨時，我們與大多數同行一樣，兩眼一抹黑要衝向震中。車開不了就徒步，山路滑坡就越嶺，甚至也顧不上生理期，穿過了張良所說的「死亡之路」，反正黑燈瞎火就進了村，回頭一看才知道一天走了三四十公里，那時也並無計步數晒朋友圈一說。
對於一個剛入行兩年的職業記者而言，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職業驅動，像警察抓小偷，圖書管理員整理圖書一樣，做的都是份內事。
但是，剛從地震現場回來，我就被安排進了典型行列，要給領導做報告，要加入一個宣講團到各地祥林嫂一樣說地震，為此還要封閉式訓練：寫演講稿，做PPT，反覆背誦，該落淚時落淚，該鼓掌時鼓掌……
我去封閉處不過一兩次，已被裡面的訓練模式震驚，比我在地震現場看到的更不合乎情理。好在一場及時的感冒發燒，當我流著鼻涕，啞著嗓子站到訓練營領導面前時，不等開口，就被解放了：「啊，你這樣會傳染我們團員的，你不要來了！」
當時的心情，像飛出籠的小鳥忍不住要多扑扇幾次翅膀，我是蹦跳著離開的。但是，此後的宣傳任務仍然頻繁。
2008年5月14日，趙佳月徒步進映秀。（圖/楊曦）
楊曦在「死亡之路」上拍下我休息的那張照片，被作為宣傳照出現在地震後的各種場合。如果拋開宣傳，那是一張我喜歡的照片，但是之後我們倆都刻意迴避它，害怕別人當面提起它，在它被無限放大之後，成了我們心中扭曲的形象。
很長時間，我們不敢面對別人眼中的自己，迎著強加的名聲和升職，以及身邊人不理解的目光，在跑了兩年「映秀線」後，我離開了這家報社，希望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逆流，順心
但是又不死心，離開後還想做點純粹新聞，試著聯繫當時被視為最敢言的報紙。在與版面負責人約了多次後，他與我約談的地點，是他與當時另外兩位同事一起燒香的寺廟。
在他們的敘述中，三人燒香的理由各異：一位因為升遷被阻，一位因找了有夫之婦差點被打，一位因被派下鄉。等到主編約見時，則指著一摞寫著《XX改革再出發》的報紙說：你來以後可以多寫寫這樣的題。那一刻，我去意已決。
與此同時，離家近一點的某大型BAT公司正在招兵買馬，我很快入了職。在這家準備IPO的公司裡，我的職責是企業公關，這意味著從一種宣傳模式，進入另一種宣傳模式，對我都像是有失自我的一種黑暗進入另一種黑暗。
但卻迎來身邊人的欣羨，因為獲得的原始股很可觀，而我並不懂，也就不太在意。
同一年，我們辦了場婚禮，來了好多報社的同事。
有同事寫了詩，大家一起在婚禮上誦讀：「明天，我們還可以騎馬射箭上天山/搖船去秦朝辦報紙/一百八十個版我們的頭條是佛……」每個人都讀得涕淚俱下，猶如交通不便年代的一次畢業散場，好像再難相見。後來這些同事大多離開了報社，奔向創業大潮。
此前約燒香的那位同仁發來消息：「張無忌媽媽說：女人都是騙人的。」十年後，他和他的同事們都從當時那家「最敢言」的報紙轉投了這家BAT公司，他們笑稱，可以在這家已經上市的公司組建另一個編輯部。
在這家公司的十個月間，我變著法又去了一次映秀，其實無非是找藉口回去看看那些人，心裏念著新聞，所以不到一年，我又很沒出息地回到雜誌社做起了記者。
沒幾年，那家公司上市，果然兌現驚人。再一次，迎來很多人的不理解，他們說我錯失了幾千萬，父母也有點生氣，說我總是逆潮流而行。我還是很無知的樣子，潮流在哪渾然不知，只知要從心而行。
橫財與橫禍
說起來有點矯情，我對自己的認識是，不具備駕馭大財富的能力，連正常理個財都不會，「橫財」對我來說很有可能等同於「橫禍」。
我們雖然也懂得財富的意義，但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著，既要讓自己生活富足，又不至於招致橫財或橫禍。你可以說這是無能者的藉口，但的確也是一種處世原則，即便暫時用來阿Q下也好。
離開報社前我心裏想的是：總編輯他老人家每晚睡得好嗎？為什麼我總看到他們一夜白了頭？
離開這家公司前，我心裏想的是：那位被奉為財富之神的老總，他自由嗎？幸福嗎？
有一次在報社接投訴，說某高檔小區旁邊有一群撿垃圾的流浪漢擾民，又髒又臭，還大聲說話。我去到現場，就被流浪漢嘻嘻哈哈唱著歌的祥和場景感染了，我意識到：流浪漢比我快樂！我沒有寫這個稿子，想著投訴人大概也是跟我一樣嫉妒他們的快樂吧。
都說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事實上綿延數千年的「學而優」世俗教育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在西方，大學畢業選擇流浪四方的年輕人大有人在。一位朋友的弟弟從義大利讀完計算機碩士回國，先到藏區寺廟裡與喇嘛生活了一年。你看得到，這些選擇，都是在追尋他人所不能瞭解的意義。
社會發展到今天，越來越呈現它的豐富多元和參差百態，而我們強大的世俗標準依然是一條簡單粗暴的單一生產線。最近熱播的青春劇《後來的我們》，雖然講一個單薄的愛情故事，但男主角一步步走向世俗評判，將「家」理解成「房子」，把「幸福」單方面理解成物質富有，使他最終失去了女孩。
「何為良好生活」
還好老天對人的公平就在於，快樂與幸福都不是能用他人的標準來衡量的，更不可能簡單用社會地位或金錢來衡量。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維度中，尋找著令自己安心的方式。
有一陣，與朋友的問候語是：「最近在忙啥？」後來朋友被問焦慮了，回答我：「我其實什麼也沒忙。人不是一定得忙點啥的。無所事事呆著也挺好。」誰說不是呢？來到這個世界，哪怕只是無所事事呆著，已然足夠。
在一篇關於當年奧數天才付雲皓的文章中，述及了「奧數天才墜落」。作者沒有想到，付雲皓作為一個人，他並沒有義務應廣大「觀眾」的要求必須成為數學大家，相反他更有權利選擇淡出公眾視野，過自己認為平靜安穩的生活，也許在這樣的生活裡，他有著常人無法瞭解的滿足感。
有朋友在朋友圈評說：「幹嘛得‘成功’？幹嘛要一直冉冉升起？人生不是不斷地進階升級……那些站在‘頂峰’的人收穫一頓安心睡眠的又有幾個？作為一個人，神奇地來到世界，居然能體驗榮辱、善惡、盈虧，居然能張嘴吃一顆蘋果喝一杯茶，都是值得拍手稱讚的奇蹟。」
陳嘉映先生在他的《何為良好生活》裡說：「我該怎樣生活」這個問題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問題，而是貫穿人的一生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不是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不是選對或選錯人生道路的問題，而是行路的問題——知道自己在走什麼路，知道這條路該怎麼走：我們是否貼切著自己的真實天性行路……我們一開始不可能通透瞭解自己的本性，這不在於我們還不夠聰明，而在於我們的本性在一開始不夠具體，本性有待在盤根錯節的實踐中向我們逐漸清晰地顯現。
我想起那幾年在映秀，看著地震後的人們勉強維持的婚姻散了，離婚的又複合了，他們在廢墟上唱卡拉OK，打麻將，都像是用盡最後一點時間在感受生命。
此時我們已經在蘇州平江河邊開拓了一片自己的生活空間。每天一早，我們去菜場買菜做早餐。寒冬的清晨，賣菜阿姨把熱乎乎的咸鴨蛋塞到我手中，說：「姑娘，這早上剛煮出來的，還熱著呢！」我捂著暖暖的鴨蛋，是結結實實的生活滋味。
這樣每一天，我們認真種花草，做早餐，感受江南四季風物帶來的不同饋贈。保持讀書、寫字、拍照的習慣之外，楊曦還迷上了做木工。我們想像老農走在自己菜地裡的每一天，大概也是這般踏實安穩。
所以每次有人問我們：「還要開分店嗎？」我們總是笑笑：「不了，不想太累。」我們不想失去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最初意義。
高瑩家小區門前開滿了油菜花，我忍不住拿起手機拍照，高瑩又咧嘴笑：「這很好看嗎？我們每天看著都沒感覺了！」
現在，高瑩在家裡學做動漫玩偶，靠賣玩偶來養活自己。2009年，震後第一次去看她，她說：「我不要採訪，你們就來坐坐吧。」
高瑩的弟弟地震後出生，現在正上小學，已會照顧截肢後走路一直不便的高瑩。高瑩談了個男朋友在山東，談了很久，但是對方父母始終不答應他們結婚。高瑩笑著說：「畢竟我是殘疾人。」高瑩的父母地震後也離了婚，姐弟倆跟著母親，租住在聚源中學原址附近的小區。
高瑩最好的女同學也叫楊曦，沒能從地震中生還，還有她一直暗暗喜歡的那個男生。她把每年去給同學燒紙獻花當成自己活著的責任。她媽媽說：「如果你沒能活下來，不知道會不會有同學給你燒紙。」高瑩還是笑著回：「但是我活下來了。」
金黃的油菜花映襯著她的笑臉，每次見她這張笑臉都沒有變，像十年前被抬出廢墟時一樣，儘管她不喜歡「微笑女孩」這個名，但這張笑臉一直沒有被地震臉譜化。而面對這瑣碎又跌宕的十年，我們也變得更勇敢，更平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