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反對性侵遊行(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5月14日訊】當好萊塢電影人哈維．韋恩斯坦因為性騷擾被調查、身敗名裂之時，我還以為「我也是」運動已經到了「大團圓」結局的時候。
現在回望，那時候一切才剛剛開始。
可能是因為缺乏相關經驗，我似乎默認，一場社會運動應該在揪出一兩個「幕後大boss」之後便偃旗息鼓。然而，從2017持續到2018年的夏天，這個幽靈依然在全世界各地徘徊。不止一條最近的爆炸性新聞都與這場運動有關。它洗牌了好萊塢，衝擊了聯合國，休克了諾貝爾文學獎，甚至波及到了這場運動長期以來堅定的支持者——紐約州總檢察長埃里克．施奈德曼身上。
這一連串故事的曲折、罪惡、衝突，遠超小說。
與事發前的韋恩斯坦一樣，施奈德曼是美國著名的自由派人物，一個女權主義的呼籲者。在5月7日《紐約客》發表長篇報導稱他對4名女伴有過身體暴力、性侵等行為之前，這位紐約州執法機構的最高長官一直是「我也是」運動的支持者，他曾對韋恩斯坦採取法律行動，還在社交媒體上為說出性騷擾真相的「勇敢的女性與男性」喝采。
此前，瑞典媒體揭露過另一樁性侵案：有18名女性表示，法國攝影師讓．克勞德．阿爾諾曾對她們實施性侵或性騷擾。這名攝影師的妻子是瑞典文學院院士卡特琳娜．弗羅斯滕松，夫婦倆拿著瑞典文學院的資金，運營著該國數一數二的藝術機構，因而在文藝界頗有權勢，受害者敢怒不敢言。
這也是「我也是」運動中許多案件的某種共性，最為駭人聽聞的並非「有人性侵」這件事本身，而是權勢與姑息構筑成的，讓受害者無力掙扎的世界。
在這場運動中，大眾發現，韋恩斯坦的「咸豬手」在好萊塢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卻一直順風順水地出入於名利場中，控制著女明星的命運；在前美國奧運體操隊隊醫拉里．納薩爾被送上法庭之前，他對體操隊員的性侵已經持續了至少20年，也受到過投訴，卻沒有一條真正被重視。
這一次，瑞典文學院對性侵醜聞的反應，可以說，也是相當老派的。
他們切斷了與阿爾諾運營的藝術機構的聯繫，但決定保留弗羅斯滕松的院士身份，也不起訴她和她丈夫。
可是，有些東西已經徹底改變了——圍觀群眾似乎不再那麼老派，不再能對這樣的事情輕鬆放過。瑞典輿論沸騰，相關責任人不得不辭職，文學院內部對此持有異議的院士也紛紛與此切割，16位院士走得只剩下10位。於是，上週五瑞典文學院不得不對外宣布，「2018年不會再有諾貝爾文學獎」。
「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英國《獨立報》記者簡．梅里克對此發表評論說，「它顯示著，‘我也是’並非僅僅是2017年的一股潮流，而是難以再被阻止的、永久改變世界的力量。」
長期以來，針對「我也是」運動的爭議都很大。一群手裡毫無證據的受害人——大多數時候是女性，也有少數的年輕男子——通過在社交網路上嘰嘰喳喳，就形成了能讓知名人物身敗名裂的輿論，聽起來怎麼都更像個瘋狂的恐怖故事。在我看來，它能在歐美獲得像現在這樣的生命力，還是因為聚沙成塔的講述者們披露的那些細節，刺中了西方社會某種結構性的不平等：加害者掌握權勢，對任何事情都顯得把握十足，他們會對敢於拒絕的人說出「我要讓你在這個行業裡待不長」，會對大眾表示「我就是法律」。而受害者必須要面對的，是懷疑，不被相信，失去事業的風險……以及知情人的沉默。
韋恩斯坦身敗名裂了，但那個寬容了他數十年的社會環境可能依然如故。這些年裡對他的行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人，並沒有受任何影響。他們很可能正在對另外的一些不公平視而不見。這就是我們社會應有的模樣嗎？
「你幾乎得像警察辦案一樣去做事：有沒有保留可能沾著對方DNA的衣物？有沒有當年的日記？你當時是否跟家人、朋友或者什麼別的人說起過這件事？在這個國家，要做到這些非常困難。」澳大利亞「我也是」運動相關組織的一位發言人在上週六悉尼的一次女性作家對談活動中提到了受害人常見的困境。另一位調查記者也提醒現場的聽眾：能被媒體揭露的性侵案件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因為需要達到的標準太高了。
「許多人沒有這種證據。」她說。
抑或，這個社會本身就認可一點：公眾對女性被揩油這件事，和她們會經歷的難過、悲傷、噁心，沒什麼共鳴；相比之下，有名望的大人物聲譽會受影響，是一件更要緊的事情。
「我也是」運動的群眾基礎，大概就是，有千千萬萬個普通人，不再能接受這樣一個社會了。
導致諾貝爾文學獎停頒的那篇性侵報導，是由31歲的瑞典文化記者瑪蒂爾達．古斯塔夫森寫成的。「自古以來，女性為自己作證，與掌權人物對峙，就會付出代價。」她最近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採訪時表示，「她們有時候會被忽略，有時候會惹禍上身，有時候會被羞辱，或者被暴露。女性能夠像現在這樣發出聲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可以改變世界，可以撼動瑞典最強大的文化機構。這真是很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