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從左至右）合影。（網絡圖片）
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選編了兩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戚本禹生前曾與擔任過江青秘書的閻長貴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做過深入交談，對文革時期的一些歷史史實做了解釋與澄清。並披露了一段劉少奇鮮為人知的整人黑歷史。
戚本禹（1931～2016），山東威海人。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閻長貴，1937年2月生，山東省聊城市人。1961年人大哲學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是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1975年5月被宣布釋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紅旗》雜誌社擔任編輯。閻長貴主要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退休後寫了一些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見過幾次面，談到「文革」中的一些問題，茲擇要整理如下。
一、關於《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及開展大批判的一些情況
閻長貴（簡稱閻）：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戚本禹（簡稱戚）：搞批判，或者說搞大批判，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傳達主席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至於寫什麼題目主席沒說。我是搞歷史的，就選擇了批《清宮秘史》。王力、關鋒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就是他們後來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的那篇《<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姚文元原來打算批劉少奇的文化思想，後來改寫《評陶鑄的兩本書》。我為了寫批《清宮秘史》的文章，「大鬧懷仁堂」即被稱作「二月逆流」的那次會都沒參加。
閻：你在文章裡說劉少奇講《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劉少奇不承認啊？
戚：他說過的，這是胡喬木報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沒否認這點。（筆者按：北京電影製片廠《毛澤東文藝思想》第3期第29頁有胡喬木關於電影《清宮秘史》的檢查，說：「我在管理《人民日報》工作期間，曾經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國聯軍、光緒皇帝而污蔑義和團運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應當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劉少奇說它（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影片的反動觀點，不讓批判這部電影。」確實沒看到胡喬木作古前否定這個檢查。）放的電影有些鏡頭剪去了。你看電影劇本這點很清楚。八國聯軍進北京，珍妃跟光緒說，不要走，留下來，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們鬥。主席說，這就不對了，這就是賣國主義。
對我寫的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說「寫得很好」，一方面又親自做了修改，還親自加寫了極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主席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強對義和團中「紅燈照」的敘述和描寫，他在我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裡增加幾句。」這個問題，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連歷史上一個人名寫錯（按：即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主席都提出來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不僅如此，總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我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那都是討論過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指他。江青極力主張點鄧小平的名，我根據大家的意見，用「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陸定一在「彭、陸、羅、楊案」中早點名了，在這篇文章中明確點周揚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見。陳伯達要點胡喬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陳伯達堅持，雙方妥協，用了「胡xx」，這叫半點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個大人物的主張，點這些人的名，我能這樣做嗎？我敢這樣做嗎？
關於文章署名問題也進行過討論。我希望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總理說，在外國社論或編輯部一類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覺得她認為我有害怕的意思，別人沒說什麼，我也就收回了這個意見——因為文章是我寫的，署名當然是我。這樣以來關於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說一點，在這篇文章中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問的八個問題，是在林傑提出的幾個問題的基礎上加以增加、擴大而成的。說實在話，這篇文章雖然是我寫的，但這並不是個人行為，主席看過和修改過，還經過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過。如果能查檔案的話可以看到總理在這篇文章上留下的筆跡。我這樣說，絕不是想推脫責任，而是說明實際情況。到現在為止，我對寫這篇文章，當然有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和汲取，但我並不後悔，當時我是積極地自覺自願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榮和高興。在這篇文章中我說《清宮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動文人」，這是不對的，他還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閻：是否請你談談成立「大批判組」搞大批判的情況？
戚：為了從思想和理論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義錯誤，在1966年秋冬從《紅旗》雜誌調了編輯楊永誌，從解放軍調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個理論組，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選編了兩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的任務後，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於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的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個單位的代表，整個教育樓幾百人的位置都坐滿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有陳伯達、關鋒、我，有沒有王力、張春橋、姚文元記不清了，成員有10人，具體是：楊永誌、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員之一嗎？在這次會上講話的有陳伯達、關鋒和我。內容主要是要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
閻：對，我是成員之一。我因為擔任江青的秘書事太多，「大批判組」的事我基本沒管。具體負責組織工作的是楊永誌，辦公室彷彿設在北京師範大學。
記得就是在這次成立「大批判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並說是不是稱「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漸而迅速地在報刊和社會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化語。「大批判組」成立後寫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印證，不足以服人，請再加考慮。毛澤東十一日下午五時」，「退陳伯達、江青照辦。毛澤東八月十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97頁）
「大批判組」還組織和寫了什麼文章沒印象了。
值得說一說的，在「大批判組」成立會議後江青叫我寫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她對我說：「你能寫文章，你也寫一篇批判文章嗎？」我說：「沒時間。」江青有點不高興地說：「抽時間嗎！」如果不是江青佈置我寫，當時我是不能寫，也不敢寫的。說心裏話，江青既然叫我寫，我也想寫一篇叫江青看看。這有點表現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劉少奇一篇有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內容的文章來批。你還記得不，大概是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出事，我問你：我的文章是否送關鋒、林傑看看，提提意見，你很堅決地說：不要了！你也沒說原因，我也沒問你。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我是在事後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請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後給《解放軍報》發表——當時江青的女兒李訥正負責《解放軍報》的工作。當我把文章送給陳伯達時，他說不看了。姚文元對我這篇文章做了認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題目《資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改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加了一個「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強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軍報》上發表。江青要我把我這篇文章給《解放軍報》發表，李訥當然滿意，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見了，也一再表示感謝我對軍報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問你一個問題。我在一本書上看到，說劉少奇沒整過什麼人，是這樣嗎？
戚：不是，不是！華崗不是他整的嗎？華崗的兒子華貽芳，是我的同學，他生前跟我說，他原來對劉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劉整他父親華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來了。劉整的人恐怕不止華崗一個人。據說，陸定一就說過，他領導的中央宣傳部就是整人，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到頭來自己也被整了。客觀地說，大概朱老總沒整過什麼人。
二、關於王關戚事件
戚：王力、關鋒出事後，檢查我不能不寫，因為我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特別是和關鋒（閻插話：記得當時你跟我說過：「我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這點，人們，特別是造反派紅衛兵都知道。當時我在造反派紅衛兵面前說話比王力、關鋒說話管用（閻插話：「文革後，我跟關鋒議論，我說『從你們三個人當時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關、戚，而是戚、關、王』。」關鋒不同意這種說法，不知為什麼他後來變了，跟採訪他的人也這樣說）。1967年9月7日主席對我的信即我的檢查做了批示（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12頁）。批示內容是：「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告知關、王二同志。毛澤東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閱後，是你告訴我：江青要我向王力、關鋒傳達，我馬上到釣魚臺二號樓向他們傳達了。從主席的批示看，這本來是當作內部矛盾，不知為什麼到1968年1月份又變成了「抓」？這變，肯定也是主席變的，但究竟為什麼，彷彿還沒人說過。現在的書和文章講到王關戚問題，都是根據《微行》（按：指權延赤所著講述楊成武1967年7～8月隨侍毛澤東到武漢、上海的一本書），那本書很多胡說八道。關於這件事情該書所寫，和楊成武當時跟我說的完全不一樣。楊成武從武漢回來報告總理、江青後，就到我這裡跟我說，他在主席面前說了我許多好話，我還向他表示感謝。他說，主席要我參與處理王力、關鋒的事情。實際上，很多事情也確實是我處理的。比如，把王力、關鋒隔離在釣魚臺二號樓就是我把他們送去的。我把他們送到二號樓後，跟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我回到十六樓會議室匯報了這件事情，誰都沒說什麼，後來總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場。文革後我跟關鋒說到這件事，關鋒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關鋒對江青始終沒有什麼反感。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他們提出什麼要求，辦事組的人也都是請示我怎麼辦或怎麼答覆。說實話，王關戚事件到現在還是一個沒說清楚的謎。你能說清楚嗎？
閻：你都說不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我只能根據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認為，王關戚是「拋」出來的，不是「揪」出來的。
戚：對。而康生、陳伯達等不這樣看。他們把王力、關鋒說成江青「端出來的」，即說成江青的功勞，這不對，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沈重的。康生、陳伯達以及姚文元等這樣說恐怕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
閻：主席為什麼把你們拋出來？是不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你們三個人都是為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拋出你們三人對毛主席來說恐怕也是「揮淚斬馬謖」吧。
戚：主席拋出我們三人，特別是王、關，確實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武漢「七二零事件」後，軍隊很亂，全國到處遊行示威，衝擊軍事機關，喊「打到陳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區的陳再道！」等等，報紙上也是鋪天蓋地這樣的報導和宣傳，主席肯定認為這樣下去不行，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而要解決，就要找人負責，也就是找人當「替罪羊」，這就找到王力、關鋒了，因為他們借「七二零事件」宣傳「揪軍內一小撮」，造成全軍的混亂，他們要負責。
順便有一個問題我告訴你，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主席經常單獨接見他，這是瞎吹；說他經常在主席面前說鄧小平的好話，這是為了討好鄧小平——實際上，他批判鄧小平是很早的，並積極地寫材料。「鄧矮子」就是他說的。鄧小平原來準備用王力，和關鋒處理不同，後來為什麼不用了，這裡面肯定有原因——僅說陳雲反對恐怕還不行。王力給中央遞了很多建議書，據說後來鄧連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給他。這是不是有人向鄧反映了王力說「鄧矮子」的事情。對這個說法鄧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這點。
王力還說什麼，陶鑄成為黨內四號人物是主席根據江青意見定的，這是瞎說；實際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總理商量定的。說實話，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發動「文革」的時候，組織部門都被劉少奇掌握了，當時劉說話，比主席還管用，我在辦公廳工作有親身體會。凡是劉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馬上辦，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為什麼？因為劉掌握組織部，省委書記的任命，組織部說了算，主席是不管具體的。但軍隊是主席掌握的。軍隊不能亂，這是主席的一條重要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則。拋出「王關戚」，後來又搞了「楊余傅」（即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海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這也是一個平衡。楊成武這個人很張揚，樹敵也比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麼喜歡他。
閻：你為什麼被「抓」？
戚：說不清。大概你送錯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導火線，也是我被抓的導火線。
閻：是嗎？我第一次聽你這樣說。
戚：一點也不錯。那封信你沒看清，沒看懂。那個寫信的女演員，原來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帶「草」字頭的。這個字不念「qing」，而念「jing」。這個女演員是參加過「軍統」的。江青生氣、發火恐怕也在這一點。
閻：哎呀，這些我都不知道，不記得了。那封信很長，我由於不斷地接電話和收發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對這封信的內容誤會了。
戚：這封信，當時江青叫我看了。這封信你不該送給她，你送給她以前應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領導嗎！當然，我說這封信是導火線，肯定也不是僅僅因為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經對我積累了很多不滿。而這不滿是什麼？我說不清。
閻：不滿就抓人啊？這是什麼法律？
戚：當時「砸爛公檢法」，已經沒有法律了，江青等領導人說一聲就可以抓人。
閻：像你這樣「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說一聲，就能抓嗎？
戚：一定還要經過主席。主席為什麼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說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