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中國的廣大基層醫療機構，治療藥品的短缺匱乏程度遠超今人的想像。（網絡圖片）
按：2018毒疫苗案再掀輿論驚濤，近些年來，毒疫苗案件頻發，那麽共產黨統治的稍早時期，毛澤東時代有毒疫苗嗎？那時的「低價醫療」真實情況是什麽樣兒呢？
毛中國的公眾醫療雖然沒有實行「全免費」，但病人看病住院確然只需花很少的錢，絕大多數普通平民都能承擔得起，不存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中國弱勢平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特色怪狀」。
毛中國的多數城鎮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廣大農村則納入「合作醫療」體系。二者的診療付費都是象徵性的。
病人看病住院只需花很少的錢是一回事，但病患者能否得到必需的診治則是另外一回事。
毛中國的廣大基層醫療機構，治療藥品的短缺匱乏程度遠超今人的想像。
上世紀七十年代，像青黴素注射劑這樣的普通抗生素，就是黑非洲的芝麻小國也能敞開供應，可在中國廣大基層醫療機構卻成了難得的奢侈品。
那時的基層衛生院，不但青黴素注射劑遠遠供不應求，連四環素片、土黴素片等毒性大，西方國家早就淘汰掉的廣譜抗菌口服製劑，也成了必須通過關係後門才能買到的緊俏藥品。
那年月每逢盛夏，農村小孩長「膿包」的特別多，本人頭上每逢夏天就要長好幾個大膿包，疼痛難忍徹夜號哭。此類皮下組織的「膿瘍」只要注射一兩支青黴素就能止痛消腫，可那年月青黴素對普通農民來說就像今天北京市平民青年眼中的商品套房，能得到的概率幾乎等於零。結果無數長膿包的農家小孩只好連續十來天忍痛號哭，直到膿包成熟自動破潰流出膿血為止。
有一天我那受過中等教育的媽媽通過同學關係在衛生院買到了八粒四環素片，像中了大彩似的興沖沖跑回家，當即讓徹夜號哭的我服了兩片，第二天早上就開始消腫了，續服兩片後劇痛就消失了……
我記憶中的基層衛生院能敞開供應的藥品好像只有「阿斯匹林片」和治療瘧疾的藥片。
那時大別山區每個萬人左右的小公社有一個「衛生所」，每個千人左右的大隊有一個「土藥室」。公社衛生所和大隊土藥室主要的藥品供應是當地自產的草藥，從野外採挖回來用切藥刀鍘成小段，不經必要的炮製就直接供藥用。這些自產草藥的「療效」多是「想像」的，對患者只能起「安慰」作用，實質療效多數等於零。
大隊醫務室之所以稱為「土藥室」，顧名思義就是只有土產草藥。
因為治療藥品極度匱乏，醫生用於治療普通疾病的藥械主要是「銀針」和「草藥」，稱為「一根銀針治百病」；「一把草藥走千家」。
那時的醫生經常出診，出診箱裡通常只備有阿斯匹林片和銀針，無論患者得了什麼病，首先就是給對方扎銀針，關係好的則給幾粒能退燒的阿斯匹林片。如果需要開處方去衛生所取藥，基本上都是開的地產草藥。
因為治療藥品的極端匱乏，除了官員以外的絕大多數普通平民患病後都得不到必需的醫治，所以醫院死人的概率特別高。當時病死率最高的是兒童，新生兒夭折則是普遍現象。在藥品奇缺的廣大農村，差不多有半數左右的家庭都發生過新生兒夭折或兒童病死慘劇。我童年的村莊有二十戶人家，有幾個小孩的家庭基本上都要病死一個或夭折一兩個。
毛中國的廣大農村公共衛生極端落後，多數農家兒童只進行了「天花」的預防接種，麻疹和腮腺炎則任其自生自癒。所以絕大多數兒童都要經歷「出麻疹」和「腮腺炎」的劫難，不少兒童因此喪生或毀容致殘。
因為公共衛生投入很少，千奇百怪的致病菌在農莊批量孳生，癩痢頭、紅眼病、粗脖子成為廣大農村的普遍景觀。
除了粗脖子、紅眼病和癩痢頭等普遍景觀外，呆、傻、克汀病的患病率也特別高。我們大隊有兩千多人九個生產隊近30個村莊，除了我們村外，其餘各村都有呆傻，三隊一個不到一百人的村莊有呆傻十多人，每天齊刷刷地站在村頭過道兩邊對過往的行人傻笑，構成一道特別滑稽的風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