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蔣方舟（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8年7月27日訊】近日，有女性匿名發長文爆料稱，曾被某媒體人性侵，隨後作家蔣方舟和知名前媒體人易小荷也表示，曾被其「摸大腿」性騷擾。有媒體陸續接到4名女性爆料，均稱遭遇其性騷擾，其中一人為當時實習的學生。
照理說，這些事如果屬實，很早之前就發生了。為什麼許多女性遭受性侵和性騷擾後當時不願意站出來？很多時候，當事人不可能或不好意思出面指控，現場也不會有證人幫忙，這大概是很多女性面對性騷擾最無奈的舉動。
對此媒體人王志安微博上的評論很有代表性：「就是因為一旦他們這麼做，會有無數渣男出來往她們身上潑髒水：當時為什麼不制止？你有幾個男朋友？是不是給人家發的簡訊讓人想入非非了？摸一下有證據麼？知道誰主張誰舉證麼？公益領袖百大知識份子做的事情了不起，你背後沒有陰謀吧？」
公眾也許應該反思，在面對性騷擾與性侵害時，我們的社會輿論充斥的，反而是對受害者的道德譴責與羞辱：在「注意安全」的規訓外，我們的社會輿論從不缺對「怎麼沒有保護好自己」的事後諸葛亮。我們質疑受害者「為什麼不抵抗」、懷疑她之所以遇害「肯定是自己風騷不檢點」，甚至將性侵犯調侃為「嘴上說不要、身體很誠實」……正如柳岩作為伴娘被騷擾後，也同樣有類似的聲音：「長得安全點就沒事」；正如更早一點，李天一案件後，有人試圖以被侵害人是「陪酒女」為李天一開脫減罪，當時網上不乏這樣的聲音：「誰讓你是陪酒女」「活該，不去夜總會之類的地方不就沒事了麼」。
「性騷擾」是一個法律罪名，但如果法律粗放一下，這就成了「亞文化」。很多人對此不以為意，絲毫意識不到會對女性造成傷害，甚至有將其視為某種「帶葷」文化的心理，或者變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資笑料，很少有人思考自己的親人子女，也許會因此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於是公共交通工具上，酒桌上，上下級之間等，都是「性騷擾」問題的「頻發地」，結果都成了品行問題。於是受害者則大多忍氣吞聲，至多給予當面的斥責和警告，鮮有人訴諸法律。
如今，一些公司招聘公然要求女生會陪酒，老闆指派女下屬陪唱，這些江湖事實在太多，又一律被美化為社交規則。說什麼「性騷擾」，那不過成了咬文嚼字。受了一點不公就哭著找律師，那是美國人的習慣。相反，我們的社會，從不少針對女性的「好心」勸誡：女人不要獨自出門喝酒、不要孤身一人走夜路、不要去偏僻無人的地方、不要單獨和異性出門、不要穿著「暴露」舉止「性感」……然而，世界之遼闊，生活之精彩，為什么女人不能充分自由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命形態，女性一樣有權於這世間自由來去，不被騷擾、不受威脅。那些看似好心的勸告規訓，本身就構成了另一種對女性生活與生存空間的擠壓與限制。
湖南師範大學曾對1200名女大學生進行關於性騷擾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4%的女性遭遇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明確認為遭遇性騷擾就應該嚴厲制止的女大學生僅有56%，默不作聲或者選擇躲避或者逃避的佔到了將近50%，而敢於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說，性騷擾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其中沉默者佔據半數。性騷擾是對不少女性來說難以啟齒，說了也許會對名譽、愛情、生活、學業、工作產生影響，但息事寧人並不是最佳對策，這會縱容騷擾者。
被稱之為「全國首例」的「性騷擾」案發生在2001年7月的西安，30歲的童女士控告其上司對她進行了性騷擾。5個月後，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駁回了訴訟。正是證據的難以取得，成了「性騷擾」司法認定的攔路虎，這也是絕大多數同類案件的共性所在：通常發生在私密的場合，很少有第三人在場，而言語和身體接觸又很難留下證據。即便有證人，想要蒐集證人證言或說服證人出庭作證，也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根據民事訴訟中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無法證明「性騷擾」的發生，就要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再仔細分析一些女性的心理不難發現，在地鐵、公交車等公共場所遭遇性騷擾時，大多數女性礙於面子，是不敢吭聲的，頂多是換個地方站，盡量躲著不懷好意的人。而且，車廂裡人多時，難於取證，也不能把色狼怎麼樣，不少人遇到「咸豬手」，也只能吃啞巴虧。而周圍的人因為事不關己，看到了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少色狼正是抓住了這些弱點，才敢大膽下手，為所欲為。其實，正是這種集體沉默助長了地鐵色狼的氣焰。
當然，打破「沉默的受害者」還需要法律來撐腰。性騷擾缺乏明確的界定以及懲罰較輕下，女性則缺乏了維護自己榮譽的助推力。相較之下，名譽的損失和對性騷擾人很快被放出的後怕，讓她們對性騷擾行為充滿了畏懼，由此說來，修改完善性騷擾相關法律，加大對性騷擾者的懲處力度，為沉默的大多數撐腰，才能形成對性騷擾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