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傅斯年、胡適、李宗仁。（網絡圖片）
書，對商人而言是商品，商人對書的佔有目的，為的是在市場上盈利。然而對於學者和讀書人而言，書是進入知識殿堂的階梯和研究學問的資料，也是一份精神財富，又是一種恆久的財產權。私人擁有的藏書，純屬個人專有的權利，任何機構或他人不得隨意侵佔。這在文明時代是一條無需強調的規則，所有社會成員都默認的規則。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基本的規則都遭破壞，那就彰顯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如何低下了。本文談北大三位名人與書的往事，這三位名人分別是，胡適、傅斯年、毛澤東。客觀地講，將毛的姓名添入民國時期北大名人之列，這對北大而言是玷污。毛當年只是靠楊昌濟先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當過月薪8元的助理員而已。
先談胡適。胡先生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公認的旗手，終生與書作伴。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北平朝不保夕。胡適為保存自己的藏書，將全部書籍（包括中英文平裝、精裝與線裝書），以及資料（日記、書信、書稿）打包裝箱，存放在天津的浙江興業銀行倉庫。此後北平雖淪陷，但胡適藏書未遭日寇洗劫。抗戰勝利後，胡適遷居北平東廠胡同一號。未久，全部藏書也完好無損地運回新寓所，存放在後院5間書庫內。緊接著國共爭奪天下，中共在東北依仗斯大林的支持，及對已降日本關東軍的收編，軍事實力大增。1948年9月，中共第四野戰軍在遼瀋戰役中獲全勝，並迅速佔領東北，國軍敗北。中共四野沿明末滿洲鐵騎的路徑揮師南下，與華北野戰軍配合，對北平形成夾擊之勢。12月北平被圍，守城國軍不願重蹈長春被圍的覆轍，又懾於共軍氣勢，加之著名學者張東蓀作為第三方介入和談，傅作義已有率兵投降之意。
1948年底，蔣公準備退守，搶運學人的計畫開始執行。12月15日，在傅作義軍隊的竭力護衛下，胡適與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等學者，乘坐從南京派來的專機飛離北平南苑機場。臨行倉促，胡適只能帶走乃父遺稿與自己少量手稿，另加一部甲戌本《石頭記》。其餘大量書籍、手稿、日記、書信等資料，只能封存在東廠胡同的寓所。
胡適南飛後不久，伴隨著中共入主北平，北平的高校也淪入中共之手。春風得意的吳晗，以接收大員的身份開始掌管北大、清華。再接著，北大圖書館郭松年在未經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帶卡車到東廠胡同的胡適寓所，將全部書籍、手稿、資料等裝入102只木箱，運往北大位於沙灘松公府的圖書館。整個過程中，郭松年沒講清楚是替胡適保存，還是奉命充公。到了1954年，為了「批判胡適」的需要，一個比北大來頭更權威的機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出面，由紅色史學家黎澍帶人從北大圖書館直接搬走胡適藏書中的全部書信、日記，當然同樣也未辦任何手續，未提供任何法律憑據。繼而黎澍等人很快編選出《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胡適日記選》、《胡適書信選》等資料，出版後供全國各大學師生批判胡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批判未能撼動胡適，卻至今使胡適在大陸的形象日趨可敬可親。值得一提的是，曾經奉命勸說胡先生留在北平為新政權服務的吳晗，文革開始卻成了遭開刀祭旗的第一人。吳晗曾經是胡適的學生，師生之間少不了書信往來。由於《胡適書信選》在各大學的流傳，吳晗被加上「追隨帝國主義走狗」的罪名，以致成為壓死這個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4年後中宣部資料室撤銷，黎澍調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時將竊得的胡適資料也帶到研究所。1962年，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玉在會上宣布，放置在北大圖書館的胡適藏書中，105種善本古籍交北京圖書館收藏，另有1924件胡適書信歸近代史研究所，剩下部分由北大圖書館保存。自然，這一程序同樣不必辦任何手續。胡適全部私人藏書資料，在大陸一分為三：北大、中科院、北京圖書館各佔1/3。其實在中國，一切都歸中共所有，北大屬中共的、中科院屬中共的、北京圖書館也是中共的。胡適的全部藏書與資料，都成了中共合法所有，這比中共在土改時期搶田地、搶財產、搶女人更簡便。
再談另一位北大名人傅斯年。傅斯年是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五四」後赴歐留學7年，回國後以著名歷史學家與學術界重要組織者稱道於世，後期任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嗜書如命、博學廣採、學貫中西、精深淵博，又恃才傲物。1920年初，傅與好友俞平伯同赴倫敦大學，主修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化學、物理、數學等課程，且對英國史學、文學與政治學也有濃厚興趣。後又轉入柏林大學文學院，得與陳寅恪、俞大維、趙元任、羅家倫、毛子水、金岳霖等學友相聚。在柏林大學傅主修比較語言學，開始接受蘭克（Leopold von Ranke）實證主義史學思想，同時也承繼明清樸學家的研究路徑。這段時間內傅斯年還選修了經濟學、地質學等課程，其藏書之廣博，由此可略知。
1948年底，隨蔣公搶運學人計畫的實施，傅斯年匆忙南下臺灣，不久接任臺灣大學校長，大量藏書與資料只得留在北平寓所。次年數學家江澤涵由蘇黎士返國取道臺灣，江以北大數學系主任與胡適夫人江冬秀堂弟的雙重身份，拜會胡適夫婦。其時逢老朋友傅斯年也在座。傅託江澤涵回北平後捎口信給鄧廣銘，表示留在北平寓所的全部書藉轉贈給鄧。誰知一年多之後，傅斯年竟「歸骨於田橫之島」。鄧廣銘原是傅斯年的學生，後成北大宋史專家。1995年是傅斯年百歲誕辰，鄧應台大歷史系約稿，撰文「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刊發在《台大歷史學報》同年第11期，後又轉載於《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版）。文內提到傅請江澤涵捎口信，將藏書轉贈鄧廣銘的往事。
回北平後的江澤涵發現，在大陸傅斯年已成被聲討的敵人，即便口信及時轉達鄧廣銘，鄧也未必敢以傅氏藏書的合法所有者自居。於是，傅斯年的全部藏書，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充公」了。傅的藏書究竟流散在何處？或在哪些人的手中？大概沒人講得清。
最後談與書的往事。晚年的毛將自己的臥室裝扮成很大的書房，一排排的書櫥內整整齊齊疊放著大量線裝書，讓人感到這是一個偉大思想家的臥房，一個天才學者的臥房。其實，被詡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毛，究竟讀了多少馬克思的書？僅此一點就頗值推敲。第一個將毛吹捧為「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是林彪，而林彪自己從來就不相信毛是馬列主義者。這正應驗了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一句「名言」，戈培爾說：「如果撒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民眾在大謊與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因為民眾自己時常說小謊，而缺乏勇氣編造大謊。」至於馬克思憑空杜撰的那個「共產主義美好明天」的彌天大謊，在上個世記痛苦的試驗中早已被世界人民識透，當然那只能算另一回事。告訴你一個無法抹去的事實，毛的書全是搶來的，下文將提供具體經過。
毛最熟讀的一部書是《資治通鑒》，前後共讀17遍。《資治通鑒》作者係宋人司馬光，標題的意思是：為統治天下者提供一面可借鑒的鏡子。毛知道自己打天下，為的是日後治天下，自然就有了鑽研《資治通鑒》的動力，這也是毛給許多人留下博覽群書的錯覺根源。1945年5月，作為民國政府參政會參議員的傅斯年，曾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六人同赴延安訪問。其間毛與傅有過一次詳談，通過這次談話，傅對毛的讀書形成清晰的認識。事後傅對這次談話並未形成文字記錄，但私下與摯友羅家倫（「五四」學運另一位領袖）卻不止一次地透露過。羅家倫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對此有回憶。《南渡北歸》的作者岳南在臺灣大學檢索資料時見過羅的這篇文章，羅文原載《傅故校長挽錄》（1951年6月15日臺北刊行）。
傅斯年對毛讀書的評價是，毛對描寫江湖好漢、山大王一類低級小說看得非常熟，並指出毛至多不過屬宋江一流。傅真正是學富五車的傑出學者，為人坦誠早為眾所周知，他的話是可信的。當初毛在井崗山時期與當地山大王嫻熟的交往手腕，也可證明這一點。1936年魯迅病逝前不久，馮雪峰赴上海探望時，曾帶來毛澤東當年所填《沁園春･雪》，魯迅看罷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也是：「這是山大王的自供。」
毛澤東晚年臥房內大量古書善本的來源，也可印證傅斯年的看法。1966年文革爆發，8月1日毛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寫信，由此點燃「紅色恐怖」之火，大批知識份子遭瘋狂迫害，抄家之風迅速漫延。門第人家許多金條被紅衛兵在抄家時私自藏入腰包，其中一部分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上散落在地，當然成了「國有資產」。大批知識精英遭抄家後，豐富的藏書與古玩字畫被洗劫一空。這些藏書包括許多善本或海內孤本，與許多價值極高昂的古玩字畫集中在一處，僅對中共中央頂層的少數人開放。在這些少數頂層人物中，光顧次數最多的是酷吏康生與江青。康生在書法上是內行，每次鑽入後選取精品字畫帶走，出門時留一紙條，說明康某人帶回鑑賞，但事實上如肉包子打狗——絕不可能有送還的可能。
江青每次來，事先帶著毛澤東列出的要獲取哪些書的書名。江青進入逐排流覽後，按書單選好的書籍命人開車帶走，自己則留下紙幣，口稱：「我們付費，不能白拿。」江青留下紙幣幾何？6元或7元。試問：這能掩飾公開掠奪的事實嗎？然而這一切，所有在場的人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妥，他們甚至因見到「敬愛的江青同志」而興奮激動不已。這些善本古藉被劫走後，再由專業技術人員消毒、整理，最終堂而皇之擺放在毛澤東臥房的書櫥內。毛在瘋狂破壞中國文化的同時，又要劫取書籍為自己裝飾門面，這是一個尚未引起學者們重視的悖論。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毛在自己藏書頗豐的臥房內會見了總統，藉助電視新聞的轉播，毛將自己作為偉大思想家與天才學者的形象強加給全世界。此時，那些藏書被洗劫一空的知識精英們，有的早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有的尚關在暗無天日的「牛棚」內苟延殘喘。
嗚呼！北大名人與書的故事，折射出一個時代的人鬼錯位、黑白顛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