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學校的受害者又絕不限於教師，受害者中還有一部分中學生。（圖片來源：李振盛博客）
文革之初，紅衛兵奉旨造反，教師被學生暴打致死的現象屢見不鮮，北京尤甚。其中影響波及全國的受害案例，是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卞仲耘。網際網路上的信息顯示，打死卞的主凶，都屬太子黨，這使人們對處於弱勢的教師，更增添幾分同情。所以凶手中雖有人向卞的家屬道歉，但未獲認可。
卞仲耘是1938年參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共的老幹部，在學校是專司掌控教師思想的總支書記。在文革前，她在學校是足以呼風喚雨的最高領導。卞在1957年扮演何種角色，毋須在此贅言。因此卞與純粹在課堂內以授課為業的教師相比，區別不言而喻。事實上，真正在課堂授課的教師中，有的因被劃為「歷史反革命」；有因出生於地主家庭；也有因被劃入「右派份子」或「漏網右派」，還有的因「不滿現實」或因「反革命言論」者。他們慘遭迫害死於非命，社會反響卻無法與卞仲耘的死亡相提並論，其中原因又在哪裡？我同情那個年代的教師，更大程度上是對底層授課教師的同情。
然而我更想指出的是，文革中學校的受害者又絕不限於教師，尤其在文革中後期，受害者中還有一部分中學生。這一事實，長期來被我們這個社會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但願下文中我所揭示的史實，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與回憶。
我在大學畢業的年份正處於十年浩劫，專業早就被打破，我自己甚至不明白究竟學到多少專業知識。直至上世記70年代中後期起，約有10餘年的時間我在上海的一所中學教數學，有機會目睹中學生自文革中後期的所謂「復課鬧革命」起始，慘遭打擊的真相。「復課鬧革命」時期，工宣隊進駐學校領導鬥、批、改，學生必須每天到校接受無產階級政治教育，上午第一節課是「天天讀」。「天天讀」當然是讀毛澤東著作，包括「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馬克思主義第三個里程碑」；「十次路線鬥爭」；「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等，此外代數、幾何合併為數學，文革前教材原有系統性被推倒，內容支離破碎，此謂「為生產鬥爭服務」；語文課則以歌頌毛澤東及其革命路線為主；物理課改稱「工基」；化學課改為「農基」等等。
因1966年開始全面停課大串聯，十幾歲的少年失去讀書機會，流散在社會上，不同程度地沾染了不良習慣，最顯著的是一部分男生開始吸菸，公開打群架的比例上升，少數男女生之間，開始有相互吸引的傾向。一名中學生如果在校外曾經吸菸，又與女生可能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噯味，在大多數教師眼裡就是流氓阿飛。我記得文革結束後不久，北京有作家在小說中揭示，中學教師將西洋小說名著《牛虻》視為黃色小說，此類現像在上海同樣非常普遍。那時教師只須認真讀《毛選》，經常向黨的基層組織或工宣隊匯報思想，就可獲賞識或成骨幹，而西洋小說屬「封、資、修」，少數人想看也只能冒風險偷偷看，一旦被發現便成了異端。如果學生偷看「封、資、修」，往往被視為「階級鬥爭新動向」，也就是「資產階級同我們爭奪接班人」，還要揪出幕後「長鬍子的人」。
總之，文革中後期的「復課鬧革命」，教師似乎獲得一點主動權，因為劉少奇已成死老虎，「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無人再提及。教師頭上那頂「臭老九」的帽子雖未摘除，但他們的主要職責，已經是在工宣隊領導下「同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如此口號聽起來有點神聖，也令教師中的左派受寵若驚。這與文革之初有明顯區別，文革之初學生迫害教師，是因為有最高指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如此微妙變化，使得無論前期教師遭受打擊，還是後期學生遭教師迫害，都可以用階級鬥爭理論作出解釋，由此變得合情合理。十六、七歲的少年，對異性開始產生興趣，在一個正常社會裏，不應被視作罪惡，也談不上「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我覺得那種對異性情感的外露，對中學生而言，雖在年齡上欠合適，但卻是純潔的。比起現今官員藉助權力迫使年輕漂亮女子當二奶，不知要清白多少倍。少數青少年即便偷吃禁果，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在那時，這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就是爭奪接班人的鬥爭。
在我曾經任教的那所中學裡，78屆學生中有一女生懵懂中與男生發生了性行為。這件事究竟怎麼會被學校教師悉知，我不清楚。大凡積極「同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教師，對此類「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更敏感。我給這女生所在班級講數學課，因而此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至今記得那女生的姓名。
女生被帶到教師辦公室，準備接受「教育」，那時中學教師辦公室按年級組安排。班主任也是女人，首先命令學生「態度端正」。「態度端正」的含義就是老實交待，不肯老實交待，當然是「態度不端正」。只有「態度端正」，才能得到寬大處分。我不知道這一套嚴密的話語系統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這是一套有理、有據，又含威脅的話語，涉及到「同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大是大非」問題。若換在其他中學，估計犯事學生同樣會遭遇這套話語的「教育」。
女生當時忍受著怎樣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一點從未有人在意。從表面看到的是，她滿臉漲得通紅，不敢抬起頭，聲音很輕，似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嚴詞訓斥她的教師，對她作了談話教育後，命令她寫檢查。寫檢查就是老實交待，只有留下白紙黑字的書面交待，只有把具體過程詳細坦白，才算是「態度端正」。女生第一份、第二份檢查被判「態度不端正」，究竟第幾份檢查才算「態度端正」，我不清楚。可憐的少女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將那段本不願啟齒的隱私，連同詳盡的細節在紙上和盤托出。
在一個隱私權受法律保護的社會裏，罪犯不是這個無辜的少女，而是對少女施加野蠻壓力的教師。然而一切都是顛倒的，這個女生只能忍著巨大屈辱，被迫「交待」自己的隱私，以此向教師、向學校討饒，以求得寬大處分。文革結束後，在我的舊宅附近，還發生某重點中學女生（姓施），因教師判定與另一外地男生有「約會」嫌疑，對教師的教育不願「端正態度」，最終在重壓下憤而從新建住宅的6樓跳下自殺，後被學校視為咎由自取，亦無教師承擔絲毫責任。
那時中學教師每週二、五下午不排課，騰出的時間用於政治學習。在政治學習的時候，女生的檢查交待開始在教師中傳閱。為人師表的教師們，興奮地傳閱著女學生醮著淚水寫出的隱私與屈辱。教師們對此種孤本的傳閱，簡直有點爭先恐後，其實與欣賞色情小說無異。這些左派道德家們嘴上高唱「無產階級教育事業」，內心卻帶著強烈的偷窺欲，以此尋求心理上的滿足感。尤其是中年女教師，看完還非得罵幾句，彷彿唯有大罵幾句，才能顯出自己的貞節：「噯呀！實在下著，阿拉那個辰光……」，「啊呀呀！格種拉三，真不要面孔……」（「拉三」是上海市井常用詞，意即墮落女子，或相當於「野雞」）。
至於那個男生，下場更慘。首先是少不了挨男教師的拳頭與耳光，然後也是寫檢查。一個教師，在「向資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的旗號下，對學生行凶施暴，被視為對無產階級教育事業負責。其實以我觀察，那男生甚至不能列入差生行列，沒有校外抽煙或打群架的記錄，課堂上也沒有影響教師講課的舉動。但在革命教師看來，偷吃禁果就是最大的惡。在問及究竟受誰教唆時——這也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男生被迫交待真相：原來是因半夜偶然發覺父母「做那事」。彼時上海住房極緊張，子女與父母同處一室就寢者比比皆是。學校狠抓階級鬥爭，但沒有不許父母「做那事」這一條。最終對「階級敵人教唆」的懷疑消除了，那男學生也被送入工讀學校。
現今青年一代不知文革中後期曾有工讀學校這段歷史，工讀學校近似於勞教所，上海每個區都有若干所工讀學校。一名青少年學生，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學校出面，就可被戴上「失足青少年」的帽子，就可被強行送入失去自由的工讀學校。工讀學校的老師打學生，幾乎是公開的。這些實為職業打手的教師們自己不讀書，完全不學無術，他們的工作就是管教學生。凡被送入工讀學校的學生，意味著前途徹底喪失，並成為個人檔案中永不能抹去的污點。我不排除工讀學校也有品質差的學生，但未經法律程序而取消一個青少年的自由，卻是一個社會的人權問題。文革結束後不久，工讀學校被官方悄悄自行解除，但至今未給予社會、未給予受害者們一個公開、明白的解釋。
1980年代中期我回到自己的專業，也永遠告別了中學，但我不會忘記，文革中後期的所謂「復課鬧革命」那段歷史。對於那個年代的中學生而言，這是一段黑暗的歲月。即便受傷害最輕的學生，他們在最適合讀書並接受知識的年齡段，也是在一片「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革命」的喧囂聲中，渾渾噩噩地迎來自己的青春，又渾渾噩噩地葬送了青春。至於上文中因偷吃禁果而使身心俱受傷害的學生，以及許多類似遭遇的學生，還有更多被強行送入工讀學校的學生，他們尚未在自己的傷痕上認真撫慰過，卻過早地已被社會遺忘。現今他們的年齡已離60歲不遠，如同比他們更早的「老三屆」一樣，也許他們在高唱紅歌後，甚至還會冒出一聲「青春無悔」的口號。
那兩名曾經偷吃禁果的學生，永遠無法為當年遭受的精神蹂躪討個說法，更不會像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那樣到處鳴冤叫屈。默默地承受是他們唯一的選擇，他們只能是那個時代被遺忘的受害者。幾十年過去了，不知他們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