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意思是說：「治理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謹、認真地辦理國家大事，而又恪守信用，取信於民；節約財政開支，而又愛護百姓，役使百姓，要注意不誤農時！」
當時，八百家大約有車一乘。千乘之國，也就是差不多有四百萬人口了。治理國家本來就是天下最大、最難的事情，況且還是千乘大國。在這裡，孔子表達了其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即大事可以化小，難事可以變易，只要能抓住問題的關鍵，從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務實務本，就能把國家治理好。
「敬事而信」指的是「敬國事」和「取信於民」兩個方面。作為一個治理國家的統治者，出於對江山社稷負責、對百姓負責、對自己的歷史聲名負責，都應該嚴謹地處理國家大事，都應該做到取信於民。只有嚴肅認真地對待國家大事，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擁戴。
關於取信於民，在《論語．顏淵》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老百姓信任統治者。」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去掉其中的一項，那麼在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不得不再去掉其中的一項，那麼剩下的兩項中去掉哪一項呢?」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麼國家就不能存在了。"在孔子看來，治理一個國家，應當具備三個起碼條件：食、兵、信。而這三個條件當中，取信於民是最重要的。由此可見，孔子對「信」的重視程度。「節用而愛人」指的是「勤儉節約」和「愛護百姓」兩個方面。勤儉節約，不鋪張浪費，才能不斷積蓄財富，不斷發展壯大，進而達到國富民強；也只有勤儉節約，不鋪張浪費，才能減輕百姓的負擔，也才能實實在在地體現出對百姓的關心和愛護。
隨著時代的發展，全球的能源和資源越來越緊張，特別是我國的人口資源之間的矛盾最為突出，很多社會問題，追根溯源，最終都指向了這一矛盾，成為短期內無法徹底解決的矛盾。因此，從國家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家庭和個人，「節用」都有著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節用」不僅是「愛人」，也是「愛國」、「愛人類」、「愛地球」。「使民以時」指的是徵用民工、民力，要在合適的時間，要在農閑之時，雖然表面上看，只是一個時間選擇的問題，而實質卻體現了統治者應「以民為本」、遵循自然規律的思想核心。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只有做到「使民以時」，才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物質財富，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每個家庭、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潛能，也才能真正體現「愛民」的思想，百姓也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愛」的實際意義。
孔子在這裡所闡述的治理國家的三個方略，都指向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為本」，即主張治理國家要對百姓負責，要取信於民，要勤儉節約，減輕百姓的負擔，要尊重人民的生活和勞動規律，合理利用民力等等。
但縱觀歷史，俯拾身邊，封建帝王也好，現代的企業的大小領導也好，在「創業」階段，都極力主張和實踐「以民為本」的思想，但在「功成業就」後，卻很少考慮「以民為本」。因此，國家就有了興衰變化，帝王就有了「蓋棺難定」、「功罪難評」的普遍現象，歷史就有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發展變化，單位、企業就有了「創立」、「發展」、「興旺」、「發達」、「萎縮」、「破產」等現象。這到底是整個自然界發展的必然變化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變化呢，還是「人之所為」、「人之過」呢?這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這裡要著重指出：治理國家的三個方略，都指向一個核心思想，那就是「以民為本」！而且自始至終，都要做到以民為本！它是核心嘛！現在，有許多共黨官員，都喜歡以自己為核心（或中心），這是本末倒置，是狂妄自私！共產黨一貫標榜「為人民服務」，你以自己為核心，就是為自己服務，並且強調全國人民、乃至全界人民，都為自己一個人服務，什麼一帶一路，由邪黨帶路，妄想把全世界帶入黑窟，你做這樣的核心人物，可真是黑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