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變黑幫（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10月27日訊】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梁瑩和她涉嫌學術不端的操作火了。39歲的她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青年學者計畫，先後在蘇州大學、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在北京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做過博士後。
從頭銜上看，這應該是以為學術拔尖的教授。可就是這麼一位學術明星，她署名的超過120篇中文文獻，包括她的碩士、博士畢業論文，竟然慢慢從論文資料庫裡刪除了。陸媒記者發現，這些論文裡至少有15篇涉嫌抄襲和一稿多投，甚至有的文章只是他人論文的縮減版！
因為覺得自己中文論文水平比較低，梁瑩便聯繫數據公司撤了稿。她向陸媒記者表示，自己早年確實不清楚學術規範，而強調學術規範是2005年開始的。梁瑩向陸媒記者表示：「你這樣查，全中國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導都有問題。」
除了涉嫌學術不端，陸媒還批露了梁瑩授課敷衍的行為。學生反映，梁瑩經常佔用課堂時間處理私事，讓研究生甚至自己的父親代為講課。近年來，她還玩起了「翻轉課堂」，讓學生做展示、自學，自己在下面玩手機。學生在評教時給她打低分，她還威逼利誘班長交出給自己打低分的學生名單。
事跡隨著媒體報導在網路流傳後，南京大學隨即成立了調查組。越來越多的人也站了出來，揭露自己身邊的「梁瑩」。學術不端、糊弄教學的老師在今天的高校裡並不是個例。
論文工廠的老闆也是大學教授
錢曉亮曾經在一個論文公司兼職過半年。「當時招聘廣告上說公司是什麼專注於‘科研成果轉化和企業孵化’，看起來挺牛的，就投簡歷了」。
「那家公司是幾個大學老師一起開的，去的時候我還以為是一個那種科研機構，開始工作了之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這樣」。錢曉亮開始工作後，發現原本說好的學術編輯工作，其實是整理來自全國各地的論文，把它們調成統一的格式。
「我當時一看覺得不對啊，雖然我不懂信息科技啥的，可是我都能看出這些論文非常的‘水’，為啥還要我改格式，整理信息呢」，錢曉亮沒有料想到，發到自己手裡這些邏輯混亂、格式錯誤的文章居然是來自各個高校研究生和老師的期刊投稿。
這家公司分為國內事業部和國際事業部。國內事業部的旗下和好幾本業內期刊、職業教育期刊有合作關係（甚至有的老師是這些期刊的編委會成員），國際事業部主要組織一些國際會議、承諾能夠被「SCI,EI」檢索。
發表論文的版面費標準（網路圖片）
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錢曉亮發現，這間公司有一大部分員工就是某教授帶的研究生。他們幾乎全職在公司上班，幹著和錢曉亮差不多的工作。「他們就是加入了這個老師的課題組，然後以課題組的名義實際上在老師的公司打工，和我一樣，沒日沒夜幹著重複簡單勞動，一個月八百塊錢」，曉亮笑道。
曉亮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改格式、用谷歌翻譯將中文摘要轉成英文、整理論文信息並上載到公司的系統後臺。整理好的論文會交給「審稿老師」篩選或者提出修改意見，再反饋給作者。「後來，我才知道審稿的也是這個老師的幾個學生，有在讀的、畢業在家的，審稿意見一般就說你的稿子通過了，還有哪裡可以修改，版面費多少」，錢曉亮說。
對於那種過來諮詢發文章，但自己又不會寫的，坐在曉亮旁邊的客服人員還會介紹寫手。甚至，經常有人電話諮詢客服，幾個人一起投稿，有沒有團購優惠。「真的是一條魚都不放過。但是寫手的稿子說實話，看上去要比大部分投稿像那麼回事，至少格式和語句都是順的」。
干了兩個月後，錢曉亮調到了隔壁桌的「國際事業部」。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內容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只不過稿件從中文變成了英文。但是那些文章處理起來依然讓曉亮頭痛，「好多文章你一看就是直接谷歌翻譯的」。這些谷歌翻譯的文章，錢曉亮的同事會反饋不通過，然後給投稿人介紹英文的代寫。這樣除了國際會議論文的版面費，客戶還要交一大筆額外的「修改費」。
和錢曉亮一個部門的同事，基本都是高中水平的啞巴英語。後來教授覺得每次開會請翻譯實在太貴了，就每週雇了個老外過來教商務英語。「還開國際會議，我看開國際玩笑差不多，我編過那個會議手冊，全是中國人，請了幾個老外就是國際會議了」，錢曉笑道。
強調科研產出的今天，論文是升學升職的敲門磚，是職業水平的試金石。無論知識水平如何，專業工作者為了評職稱都要寫論文。從大學生、大學教授到中學老師、醫護人員，論文和表發就像是一條通向未來的獨木橋，路只有一條，猶豫片刻便會被人流擠下去。人人都在發表的高壓下自顧不暇，留下開論文公司的老闆教授們聲色犬馬。
有過這樣的灰色兼職經歷，錢曉亮經常覺得眼前看紅牆綠瓦、莊嚴肅穆大學虛偽得可怕，「他們喜歡把樓都刷上紅漆，顯得底蘊很深的樣子，其實裡面可能已經爛透了」。
「所謂的科研，拿著納稅人的錢，根本就不是為了社會生產知識，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生產垃圾。只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買來現成的」。
授課只是費力不討好的副業
本來，教師考評晉升主要看科研成果，授課只是費力不討好的副業罷了。副業上省力，「主業」才能給力。
混了幾年大學，林曉真見過一字一句念教材的老教授，見過抄整節課板書的學術帶頭人，下課防止學生提問腳底抹油的短跑選手，還有酷愛提前一小時下課的「脫口秀女王」。
「很多老師根本不備課，只能用盡渾身解數拖時間」，林曉真覺得很無奈，每年幾千學費只是買來一張要用「自學」換來的證書。
影視劇裡那些課堂上的思想碰撞、那些熱情授業的知識份子，在林曉真的身邊屈指可數。「絕大部分老師都不備課，甚至完全不懂自己要教的課，這樣怎麼會有東西可以講呢？」
教授專業課的老師姓王，同學們管他叫「手錶王」，因為他上課每十分鐘就要看一次手錶。同學們戲稱，「他比我們還盼著下課」。
通常「手錶王」會比上課時間遲幾分鐘到教室，然後不慌不忙地開始點名。一堂60人的課，光點名就要十分鐘。點完名，手錶王會祭出「念PPT講課大法」。當然，PPT是買教師參考教材的時候附帶光碟裡送的，字特別多。「手錶王」一邊瞅著表盤上的指針，一邊把每個字的尾音拖長。
另外一位陳老師是學校裡出了名的電影放映員。他靠著一塊硬碟和學校的百兆寬頻上了幾百個小時的西方美術史。「這個東西不能講太深，你們不懂，就這樣吧」，陳老師對著台下稀稀拉拉的同學，打開了硬碟裡一部兩小時的系列記錄片。而另外一門「建築欣賞」課，那老師乾脆連話都不講，每週直接放倆小時建築記錄片走人。不點名不簽到，有幾節課，他甚至直接播別人的講課視頻，變身網路課堂。
面對這樣的老師，很多人投訴過，卻依舊敵不過評教時分超高的好評率。同學們普遍認為，這門課隨隨便便都有90分，萬一換了個嚴格的老師，就沒這麼輕鬆了。
相比其它老師的沉默，黃教授的聒噪十分搶眼。在一門國際雙語課上，他總帶著得意的笑容，打開了自己電腦裡的相冊，用一口流利的山西普通話，一張張介紹自己在美國訪學時期的旅遊見聞。「上他的課，你總覺得是在酒桌聽長輩吹牛逼」，學生吐槽道。整節課90分鐘，前80分鐘基本在閒聊。
往課程裡灌水只是教授混日子的初級做法！老師為了更多、更快的發表，奮力實踐教學和科研相結合，利用水課這個機會，給科研創造免費勞動力。
劉傑的碩士導師就是個中好手。因為學校圖書館的資料庫過期就得收費，就讓研究方法課的學生下載整理他課題需要的文獻。上百個關鍵詞，攤下來一人負責十來個，就當作一次課程考核了，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訓練。
還有的老師一開學就給畫起大餅，說自己在做某個課題，感興趣的可以參與一個子項目，能當期末論文上交。不想參與的話，期末論文題目也可以自選。結果成績出來，做課題的都上了90分，自選的只有70來分。
劉傑的導師平時流竄於幾個跨度極大的二級學科。實驗自己不會做就讓劉傑去蹭課去自學，問學生拿數據的時候心安理得、面不改色。久而久之，同學們發現，有時候學生寫過的題，他過會兒就能發一篇主題相似度極高的。難怪科研如此高產，評職稱跟坐火箭一樣。
最搞笑的是，老師們還窩裡鬥，一開學就私下聯繫搶學生，弄得最後有老師一個學生都沒有。一開始以為他想培養你，內心激動得要死，其實不過是想使役你。
今天的學術界跟販毒團夥差不多
教授們為了論文發表和課題經費奔波。而師命難違的學生，往往淪為教授的廉價勞動力。
畢業於國內Top2高校的研究生小雪表示，導師為了自己發文章費勁心思壓榨學生。他自己一篇文章要憋好幾年，就逼得好多同學延期畢業，充當勞動力，為他的論文服務。但是同學們拿個第五第六作者，根本沒有啥用。自己的研究生還有區別對待。只有順眼的，才給一些好的課題，否則什麼都沒有。為此，很多同學即便看不慣，也不得不去「爭寵」。
科技的進步也讓導師的控制手段花樣翻新。一些理工科導師在實驗室安裝了打卡機，要求研究生每天上下班必須打卡。一名研究生將其所在實驗室工作時間稱為「7-11」模式——即每天工作11小時，每週工作7天，春節和暑假也只能休息一週，工作時長超過了大部分上班族。
許多實驗室，導師不但要求學生打卡上班，還要求學生如奴僕一般，處理他們的生活雜事。2018年3月，研究生陶崇園自殺身亡。其姐姐在網上批露，導師王攀大量佔用陶崇園的學習乃至個人生活時間去給自己做家務事，並讓陶叫他「爸爸」。
2018年1月，不堪導師重壓自殺的博士楊寶德，需要幫導師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等。導師不但要求學生半夜12點前隨時待命，還經常在十點之後找學生聊各種與學術無關的瑣事。
2014年廈大教授吳春明性騷擾事件轟動一時。考據被吳春明性騷擾的女生「青春大篷車」在媒體採訪中指出，吳春明在廈大考古專業可以說是學術壟斷，所有年青教師、學生都必須聽命於他。他還是學刊《南方文物》雜誌「民族考古」專欄的主持人，發稿不發稿他起到很關鍵的作用。吳春明作為一方學閥可以說完全掌握了學生的生殺大權。作為其學生的「青春大篷車」就是在「發表壓力」和「學術權威」的雙重不平等下面成為了吳春明嘴裡的獵物。
教授抄襲、學術不端、性侵、奴役學生。近年來，這些關於高等教育界的醜聞層出不窮。看似聖潔的最高學府，早已成了學閥割據，藏污納垢之地。
然而在學校裡處於弱勢的學生，被導師壓迫以後沒有任何申訴的渠道。導師始終掌握著學生畢業的生殺大權。你的「老闆」就是你最重要的科研指導人、考評者和補貼來源，而師門則直接影響到未來的就業機會。許多學生為了自己的前途，只能選擇忍氣吞聲熬到畢業，獨自面對大大小小的折磨。要麼，只能忍痛退出自己感興趣的學術之路。
Alexandre Afonso（英國國王學院政治經濟學系比較政治學講師）將當下的學術體制戲稱為「販毒團夥」。在販毒團夥裡，收入分配是極度由上端向下傾斜的，而底層的街頭毒販掙得甚至比麥當勞都少，還面臨著被槍擊、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階的人痛打的風險。為什麼這樣的活兒還有人干，而不直接去麥當勞？因為只要隱忍負重，爬到頂端就可以擁有無盡的財富和名聲。
隨著不斷有新的底層研究生進學習而且願意（不得不）被剝削，學術大佬們才能有越來越多的成果，名利雙收，而不用將他們的財富分配給學生。頂層大佬的風光和權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為代價。
作為老師，他們拿著納稅人的錢，不僅學術造假，還奴役學生給自己謀私利。作為教授，他們利用學生的尊重和恐懼，性侵學生，做盡禽獸之事。而這一切的溫床，就是當下這個類似販毒團夥的學術體制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