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上。（繪圖：志清/看中國）
日本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守成時期的明君，不斷研究他的治國思想和策略，並活用於現實社會，這跟《貞觀政要》裡的一段君臣問答有關，而且這段問答，就出在開宗明義的首篇《論君道》。從這段話裡，看出太宗的三大素養：仁、明、武。
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
在《論君道》裡，記錄了這樣一段太宗與房玄齡和魏徵的君臣問答：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身邊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成，哪件事比較艱難呢？」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傑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
魏徵回答：「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於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後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並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成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辛，多次死裡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憂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必使國家陷入危亡的境地，所以知道守成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成這一難事就成當務之急，得考慮和諸公一道慎之才好。」
魏徵認為，守成比創業更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日本漢學家守屋洋在其《帝王學講義》中，對這段話是這樣理解的：「太宗即位時，唐王朝已經擺脫創業的危機，正要進入守成的時期，太宗的話，正是面對這樣的時候，表明自己的治國意向和決斷。」
守屋洋認為，從太宗的回答，可以看出要回答創業與守成，哪個更難，本就是個大難題，兩者都各有各的難處，難的內容不同罷了。不過，創業就如開闢自己獨自的道路來登山，彷彿找不到類似的雷同的經驗和方法，即使想學，也很難學習。但是守成則不同，通過對歷史王朝滅亡過程的分析，大致能找到某種程度上相似的共同點，這樣就能找到一定的方法，避免國家的滅亡。所以，即使是素質一般的人，也能摸索到一定的規律，學到有用的經驗和方法。
因此，他認為，《貞觀政要》這本書，是守成時代的君主，如何吸取歷史教訓，對應政務，處理國事的心得，是歷代天皇和幕府將軍將它視為帝王教科書的最大理由。
高層領導的要責：定方向
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太宗關於守成的心得，我們卻能領悟到一點，那就是高層領導者，必須非常明白自己的主要職責，就是首先明確將來的方向，也就是說，懂得如何帶領大家，將這條國家的大船平穩地駛向正確的目標。要定出大致努力的方向。這就跟現在的企業董事長一樣，必須懂得分析自己企業的現狀，弄清自己的處境，找到自己的優勢和主要位置，定下未來發展的主攻方向。
太宗之所以會有這樣一段對創業和守成的君臣問答，很顯然，源自他所處的位置，一國之君，必須為國家定下努力的目標，否則一旦判斷失誤，就會導致沉船滅亡的危險。可見太宗非常清楚，自己已經不再是父親那一代，而是真正的獲得了一個新的王朝。面臨的主要業務，不再是到處征戰，要征服四方威脅的豪強，而是基本穩定下來，也獲得了百姓的擁戴。於是他不得不思量，如何把父親辛苦開創的，傳至自己的基業，平穩安定地傳承下去。
太宗由於正好處於創業過度到守成的時期，也同時經歷過幫助父親創業的過程，因此，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不僅對創業的艱難和做法十分清楚，也深知，自己即將面對的，是未來如何守住基業的問題，征戰不能用來治國，為此，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慮。可見他是一位非常理性而明智的君王。對自己的要務和責任，十分清楚。那就是一定要根據現實的處境和位置，定出合理的治國施政的方向。此為識時務者。絕不脫離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