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星袁立（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月15日訊】1
下午四點四十，上海下著小雨，天色昏暗。還沒有到吃飯時間，餐廳一個客人都沒有。袁立進來了，揚聲叫道：「楊語？」她的聲音很清脆。前一天，電話裡也是這樣的聲音：「楊語嗎？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告訴你地方。」沒有助理，也沒有經紀人。這是熟悉的面孔，也有過去角色的影子，杜小月，歐陽蘭蘭，《牟氏莊園》裡的姜振幗。但這些都無法描繪現在的袁立。她穿黑色的皮衣，拉鏈拉到脖子，更像個職業女性。這提醒我她現在的身份：袁立公益基金會的理事長。來餐廳之前，她剛在朋友圈發了救助的名單——基金會正在開年終總結會議。
這家餐廳在新天地，袁立的朋友說好吃，她來鑑定一下。袁立是出了名的喜歡美食，愛下廚，之前的電視採訪中，她有幾次被主持人要求露一手。此刻她迅速而認真地翻看菜單，點了幾個菜。她給自己點了熱紅酒，「好的，加一根肉桂。」主菜點了羊肉，「有lamb嗎？」她問服務生。她不時夾雜著上海話、英語，語氣都相當堅定。
放下菜單，她看向我和同事，先提問道：「你們寫這麼多有人看嗎？現在都看視頻，誰還看文字啊？再說了，現在的人都關心那些東西，特熱鬧的事，誰關心這個（塵肺病）？」她向窗外偏一下頭。餐廳外面，一家奢侈品品牌正在做活動，一群人穿著禮服圍作一團，閃光燈閃個不停。
這些問題都很犀利。對於「熱鬧」和「寂寞」的對比，袁立應該是深有感觸。明星裡面，宣稱關心公益的很多，真正投身其中的卻極少，袁立是其中之一，而且，她非常具體地選擇了塵肺病患者。這也成了她這些年最重要的身份。
所有人都會好奇，她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塵肺病呢？袁立說，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她在網上看到一張照片：一位礦工推著礦車，礦工臉上都是煤灰，車雖是空的，他看起來卻非常累。「像是生活的重擔全壓在他身上」，照片透出的艱辛讓她觸動很大。她記不清是哪一年，卻記得自己在短時間內連續兩次看到了這張照片——這可能意味著什麼。
沒多久，她又看到「開胸驗肺」的新聞。2009年，河南省新密市農民工張海超為了證明自己得的是塵肺病，自己要求開胸驗肺。這些新聞累積起來，讓袁立很想做點什麼，來幫助這些人，她便在微博上搜索公益組織，找到了「大愛清塵」，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塵肺病救助組織。
2015年6月，袁立跟著「大愛清塵」的志願者，去陝西和湖北探訪塵肺病患者。她跟志願者一起，住縣城的賓館，上農村的旱廁，在村裡的小買部吃方便麵。第一天，她拒絕穿「大愛清塵」志願者的T恤衫。後來，人手不夠，袁立臨時上場，當了志願者。
回憶那次探訪，袁立說，她看到了很多痛苦的人。她以前也見過農民，但是，她生長在杭州，杭州的農民很有錢，或是拿到拆遷補貼，或是賣很貴的茶葉，「就這樣，我認識的幾個茶農還很不滿足，覺得自己錢還不夠多」。在陝西和湖北，她看到的農民完全不一樣，他們很苦很苦，又很憨厚。房子很破，家裡有病人，但是他們要請志願者們吃飯，拒絕收錢。袁立說，不是苦難，而是他們的真誠和樂觀打動了她，「這個苦放我們身上我們可能就趴下了，你明白嗎？」
從陝西回來，袁立接受了不少採訪，一遍遍講述塵肺病的狀況。中國有多少塵肺病人？六百萬——袁立甚至還能迅速說出湖南的某個村裡有多少塵肺病人。塵肺病跟哪些職業有關？建築工人，珠寶工人，礦工，一切會接觸到粉塵的職業，大多數是農民工。塵肺病人的生活狀態怎麼樣？許多人工作時沒有簽署勞動合同，索賠難，因為呼吸困難，晚上跪著睡覺，「跪著走向死亡」。還有人自己給自己漆棺材，袁立拉著他的手，安慰他，那人就哭了。
人生的苦難有很多種，但是塵肺病不同，袁立覺得，塵肺病是人為造成的，由於用工單位惡劣的條件，出了問題之後又不願意負責，尤其是那些沒有合同的農民工，「你不尊重他的生命，你把他看成最下面一等人是不是？他就是抹布是不是？」袁立說，「我覺得上帝造出來，他也是尊貴的人，不可以這樣。」
2009年7月30日，河南新密市劉寨鎮老寨村，張海超向記者展示自己做手術的傷口。2013年，張海超進行了肺移植手術，如今是一名公交車司機。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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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上齊了，袁立雙手交握，低頭禱告。禱告完畢，才開始吃飯。
袁立招呼我們開動。我遲疑了一下，問她要不要拍照。「我現在吃飯都不能拍照，我甚至都不敢去旅遊了，怕人家說我是不是拿了公益基金會的錢去吃去玩，」袁立說，「我覺得生活受到了嚴重的監督，好嚇人。」
2014年，她從美國回來，開始關心公共話題，也和一些熱心公共事務的媒體人相互轉發。對她的讚譽和謾罵都很極端，很長一段時間內，她都是很容易引起爭議的公共人物。有時候很難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攻擊她。她很快地回答：「就是信仰吧。」她又說，「他們都說孫神棍已經被趕走了，就剩下一個袁神婆了。」
以前，袁立參加慈善晚宴，捐錢像是履行義務。她不在意錢最終去了哪裡。後來，她開始有意識地在網上尋找公益組織。她捐助了一些組織，困惑也隨之而來，甚至曾經發生過公開的爭論。
「公益基金會裡面，有一個現象是容易自義，就是我做好事情了，來崇拜我吧，我是領袖。我覺得不能因為你做了點好事情自義。做了就是做了。」袁立說。（作者註：自義是自以為義的意思，在基督徒的語言裡，這被用來形容一個人在做了好事後產生的道德自滿。）
2015年底，袁立在party上遇到一個律師朋友。她跟朋友聊起自己想做公益，又不知道怎麼做，朋友告訴她，可以申請成立一個非公募基金會，只要兩百萬就夠了。但是得抓緊，到2016年9月，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開始實行，在省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基金會註冊資金門檻將提升到800萬元人民幣。
2016的夏天，袁立開始註冊基金會。那時她還住在杭州，基金會的註冊地在上海。她不停地在杭州和上海兩地之間往返，有時坐出租車，有時坐高鐵。陌生的專業名詞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她面前，「執行費」，「管理費」，「超過比例」。平時買菜從不點算找零的袁立，現在忽然要算募捐、管理費，工作人員的「五險一金」之間的比例關係。
夏天過完，那年11月14日，上海袁立公益基金會正式成立，註冊資金兩百萬元人民幣均來自袁立。她鬆了一口氣。閑了半年，又接到民政局的詢問：「你怎麼還不開工？再不做你就要關門了。」
袁立很驚訝：「做公益還有任務？」她以為錢在基金會裡放著就可以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原來《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於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基金餘額的8%。也就是說，袁立得在2017年內把十六萬元給花到塵肺病人身上。
這數額雖不大，但她要救助的塵肺病人都是農民工，得去鄉下找到他們。她和工作人員先坐火車、飛機，轉大巴或中巴，最後可能還要坐摩托車。到了塵肺病人家裡，拿到他們的各種材料，查看他們的肺片、血動脈、抽血的動脈指數，還要聯繫醫生鑑定，給病人發制氧機。有時他們忙活一週，找到的捐助對象卻只有兩個。
「我後來才知道，真的好痛苦，我真的沒有想到，做志願者去下鄉和成立基金會，那真的是兩個概念。」她說，成立基金會之前，她碰到李亞鵬。李亞鵬勸她：「千萬別成立。」回想起來，袁立有些後悔，「他說得太簡單了，我根本沒往心裏去，他如果跟我說得詳細一點，我可能就要想一想了。」
除了工作的困難，基金會也會帶來風險。註冊之前，袁立原本想起名叫「施愛基金會」。但朋友說，這名字可能募不到錢，叫「袁立基金會」吧。用了自己的名字，袁立就緊張起來，她怕砸了自己名聲，只能親自上陣當理事長。「我可不相信人家」，她說，而且，她管就不需要工資，可以省下一筆行政費用。
當了兩年基金會的理事長，她才知道基金會的操作有多難。質疑的聲音時有出現。面對這些聲音，袁立想到自己曾和很多質疑者一樣，對公益完全不瞭解。現在她才知道，公益基金會的細節太多了，操作太複雜了，而大部分人很難瞭解這些細節。袁立的選擇是，把基金會的報表做清楚，也就不解釋那麼多了。
袁立基金會的辦公室在上海浦東的一棟辦公樓內。辦公室不大，朝南，有一個鐵皮文件櫃，兩張沙發和四張辦公桌。除此之外，就是隨處可見的綠植，還有佔了一整面牆的三幅地圖。綠植，一張沙發，還有鐵皮櫃頂上的一幅裝飾畫，都是袁立從自己家裡搬來的。另一條沙發則是對門辦公室的舊物，「人家不要了，我們覺得挺好的。」
每天上午十點半，袁立到辦公室上班。她的「工位」靠窗，桌上沒有電腦，擺了一排基督教書籍。公益基金會的事務，無論大小，袁立都要親自過問。「工作人員可能不是故意要出錯，是不小心的。可是被人用‘放大鏡’一看——你是在騙錢吧？」袁立說。
基金會有十個工作人員，會計，出納和三位法務員工不常來，除了袁立，日常上班的還有三個年輕人。她們在辦公室同袁立第一次見面時，建議袁立坐公交車。「這幫人太沒眼力見了，」袁立說，「她們真的沒有經歷過演員，覺得我可以跟他們一起坐公交車，當然我也可以坐，也沒有什麼。但是有一些事情還是要稍微顧及一下，比如坐地鐵、擠公共汽車。咱也不是說沒錢，幹嗎要這樣？而且公共汽車又慢，但是又覺得，別跟他們廢話了，跟他們講這個也太累了。」
無論如何，基金會堅持了下來。2018年，他們完成了合計2547964元的善款支出，給623名塵肺病患者的孩子付了學費，發放了215臺制氧機，給34名塵肺病患者提供了醫療救助，給74名極為貧困的塵肺病患者提供了生活救助。這些救助對象大多集中在湖南。他們分散著居住在山村裡，單靠工作人員挨家尋訪，工作量實在太大。在過去的一年裡，基金會在鄉下和縣城找志願者，給他們培訓，又通過志願者找志願者，終於在當地有了支小小的志願者隊伍。其中有的是一期塵肺病人，有的是塵肺病人的家屬或遺屬。袁立下一步的計畫是，在四川建立志願者隊伍。為此，她特意買了一張四川省地圖，掛在辦公室的牆上。
過去的一年，袁立幾乎每個月都會下鄉探訪塵肺病農民。她說，農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基金會，他們以為袁立和工作人員是政府派來的。有些農民認出她，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稱呼她「豆（杜）老師」。
我問她：「和第一次下鄉的時候相比，現在有什麼不一樣嗎？」
袁立的回答讓人有點意外，卻也非常合理：「我只是有點麻木了。以前還覺得蠻心痛的，會拉著他們的手，後來我不怎麼拉，我進去看，是什麼問題，就跟工作人員說怎麼做。再到下一家，越來越快了。」她停頓了一下，又說，「人越來越多，他們的痛苦都是一樣的，沒錢看病了，孩子沒錢讀書了，以前我不懂，現在我知道了，我想多看幾家。」
「那你會擔心自己自義嗎？」我問。
「我們今年才做了兩百五十萬，你覺得有什麼可自義的？」袁立說，「兩百五十萬是我拍戲的幾分之一，有什麼可自義的？」
袁立下鄉時的工作照（圖片來源：作者公眾號/上海袁立公益基金會提供，下同）。
3
2017年12月，袁立再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她參加了浙江衛視的綜藝節目《演員的誕生》，在節目中，她的行為毫無邏輯，前一分鐘還好好站著，後一分鐘就跳起舞來，突然，又毫無預兆地懟起評委。播出之後，很多觀眾說袁立神經病。袁立在新浪微博上發聲，指出這是節目組剪輯的結果，並貼出了和劇組工作人員的對話。
袁立參加綜藝節目《演員的誕生》。
和袁立面對面談話，你會相信她的說法。她精明幹練，反應奇快，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的形象。再談起當時的那場風波，她說：「我真的沒有想到。他們讓你去的時候是非常客氣的。我好久沒有上娛樂節目了，我不知道已經‘水已經這麼深’了，那個水你看起來是很平，旁邊插了一點塑料花，你會覺得挺美，你跨進去，一條鱷魚把你腿咬出血來了。你真不知道底下有鱷魚。」
「這事出來之後，您是不是覺得沒法回到演藝圈了？」
「那不會。娛樂圈只不過是社會的縮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勾心鬥角，有交換，有骯髒的東西。我知道這個世界不夠好，難道我要自殺嗎？不，我還是會回去，但是你要更好地保護自己。」
「以後您還會再參與這種節目嗎？」
「如果這個節目我看了還可以，如果它的價格也可以，為什麼不參加？合同寫清楚就好了。」袁立嘴角微微上挑了一下，看起來有點諷刺的意味。
但是，畢竟她已經不再年輕，在目前的影視環境裡，很難找到合適的位置。她也不喜歡現在的電視劇。她說，她的家裡連電視機都沒有，她也不看現在的電視劇——「以前也不看」。那自己演的呢？「我以前演的戲我只看我的部分，別的快進。（自己演的）有時候也快進，但我覺得我演的戲還是蠻有質量的。」
袁立尤其討厭宮斗戲。她說，換在以前，她絕對會演，而且會嫌角色寫得不夠狠，沒有把對手幹掉，現在可不會了，「你讓我演我也不演」。
我問，那你希望演什麼樣的戲？
「我想拍有愛的，溫暖的。反正宮鬥我肯定不拍，我沒興趣。現在這個年齡，愛情題材我也沒興趣。」
前幾天，袁立坐一輛出租車出門。路上，司機在看金馬獎頒獎。袁立突然想到，自己其實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她也是一個演員。不可否認，她非常留戀紅毯，「因為我是一個來自那裡的人，我是聽掌聲和歡呼聲來的」。相比之下，塵肺病人的救助工作太寂寞了。但是她又想，這些人上去領了一個獎，跟農民工有什麼關係？跟塵肺病農民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而自己確確實實地幫助了塵肺病農民，幫助他們的孩子讀高中，她覺得特別地紮實和溫暖，「我覺得，我們的賞賜真的是在天上。」
晚餐結束了，菜還剩了一半。「這家餐廳也就一般，」她說，「我要發消息告訴我朋友，這家餐廳也就一般。」從餐廳出來，外面還在下毛毛雨，氣溫是上海初冬特有的陰冷。奢侈品品牌的活動似乎接近尾聲，圍著的人少了一些。袁立拉起大衣拉鏈，從人群裡穿過，沒有人認出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