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發布的2019年國家經濟自由度指數
【看中國2019年2月2日訊】對於經濟問題，我一向關注，但基本上只看不說。為什麼？因為我是外行。在學理知識上，我既沒受過正規的科班訓練，也沒下苦工夫去惡補過。此外，我也幾乎沒在經濟領域中摸爬滾打過。1990年秋我在秦城監獄坐牢時，倒曾如飢似渴地讀完了薩繆爾森的三卷本《經濟學》，還數度發出過「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長嘆；但光憑這點底子，不足以使我具有置喙的自信。
1989年春夏至今30年來，我寫了300多篇文章，其中唯有1993年8月和2015年7月的兩篇，是議論經濟問題的，題目分別是「也論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和「賭場資本主義，還是圍場社會主義？」。1993年8月，針對中國官方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給出的「科學論證」，我指出：「社會主義」與真正的「市場經濟」在本質上不能相容。2015年7月，在中國股市歷經斷崖式暴跌之後，我斷言：中國的股市，決不是資本主義賭場，而是社會主義圍場。我現在動筆寫下的，是我有生以來關於經濟問題的第三篇文章；其寫作衝動的激發，源自我讀到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2019經濟自由度報告」。
1月25日，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按慣例發布了上述年度經濟自由度報告。報告將中國（大陸）的經濟自由度列入「基本上不自由」層級，排在第100位。而香港的經濟自由度一如既往地高居榜首，臺灣的經濟自由度排名則首次躋身前10位。
我認為，這樣的排名是客觀的，可信的。因為我清楚，中國經濟「基本上不自由」的定性，正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黨國綱領和國策的如實體現。所謂「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應當說，「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基本點，決定了中國的經濟自由度能夠大幅領先於「完全不自由」的朝鮮等國家。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基本點，則決定了中國將長期滯留在「基本不自由」層級，實難前行邁上一個新的台階成為「適度自由」的國家，更不可能進而達到香港和臺灣所具有的亮麗、驕人的經濟自由度。
根據四項基本原則，中國改革開放要錨定和實現的，不是民主憲政國家的完全市場經濟，而是彰顯「中國智慧」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必須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即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而國有經濟，又必須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上述兩個寫入憲法的剛性約束，使得私企和外企壓根兒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平權主體，同時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之宣稱如果不是淪為一張完全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的話，也必然會被充分注水而大打折扣。試以經濟自由度指數所涉12項指標中的「投資自由」和「金融自由」而論：在私企和外企明擺著受到中國憲法、法律和法規歧視性對待的情勢下，投資自由度的十分糟糕難道不是題中應有之義嗎？而由於國有經濟「依法」獨家掌控了中國的金融業，則金融自由度的特別差勁也就絲毫不會出乎人們的意料。
針對中國經濟自由度長期不見持續改觀的狀況，美國傳統基金會國際貿易和經濟中心主任泰勒．米勒直率地坦言道：「在政策變化方面，我不認為我們看到中國做出了重要的改進。」但是，米勒接著善意地表達了他的期盼：希望看到中國的經濟自由度分值能夠提高10到12分，甚至15分，這樣便能進入「適度自由」的第三層級。不過在我看來，米勒先生的希望多半是會落空的。因為中國經濟自由度的提升空間，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所限定的。而「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和「國有經濟為主導」這兩條本質特徵，則居於官方「不該改、不能改的」核心部。
米勒先生還希望中國能看到，美中貿易爭端中美方提出的要求，其實將惠及中國經濟，促使中國實施改革。有人認為，米勒是在居心叵測地忽悠人。但我認為不是，米勒是好心好意地在說大實話。的確，如果將美方對中方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要求付諸實施的話，定能惠及中國經濟，增進國民福祉，並使中國的經濟自由度產生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然而在這件事上，好心並不管用，甚至還會被當成驢肝肺。這是因為，美方的上述要求是排在官方「堅決不改」名單前列的。趙家人太明白了：那些以自由、平權和公正為主體訴求的「結構性改革」，明顯危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憲法地位，危及必須確保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危及「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安身立命之處。一句話，危及趙家至上的特權原則和趙家的根本利益。
在經濟領域中，存在品種多樣的各式排名。而在各類排名中，我最為看重的，乃是經濟自由度排名。因為我確信，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我的上述信念，既是出於自然天性，也是出於對《論自由》一書的作者約翰．密爾、《自由的歷史》一書的作者阿克頓和《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的作者阿馬蒂亞．森所持見解的高度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