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任民主黨議員AOZ推出的Green New Deal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2月20日訊】一個幽靈，社會主義的幽靈，一百多年前從歐洲飄到歐亞大陸，再到亞洲，造就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然後終於化為灰燼；但是，這個幽靈並沒有因此而消失，如今它已經來到了美洲大陸。不久前的2月5日，川普(特朗普)在2019年國情咨文中宣布，「在美國這邊，讓我們感到警惕的是那種要在我國施行社會主義的呼聲……今夜，我們重新堅定我們的決心，永遠也不會讓美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實，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曾經在一批國家實踐多年而宣告失敗，但它依然像個幽靈般地誘惑著那些沒有品嚐過社會主義專制滋味的人們。
一、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理念，主張生產資料（產品、資本、土地、資產等）由社會共有、民主控制（維基百科）。社會主義的口號本身只是一種空想，只有當它化為一系列政策，才會逐步制度化、體系化；而全面推行社會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就是形成專制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上個世紀出現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形成了這樣的政治經濟制度；而在上世紀末的轉型過程中，這樣的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拋棄了。對那些出生於80年代以後的世人來說，無論他們住在哪裡，是亞洲還是美洲、歐洲，對社會主義制度都十分陌生；他們往往也不瞭解，為什麼上個世紀末期社會主義制度會突然崩塌。只有瞭解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才能明白，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也只有懂得了社會主義制度墜落的必然性，才有能力辨識社會主義幽靈的蠱惑性。
單純的社會主義口號只是誘惑人心的宣傳手段，它本身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深刻內涵；它的思想源泉其實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理念和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教條。社會主義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們提出的那種空想，最後演變成一套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最早是由蘇聯完成的，世界上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寫進國號的就是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俄文縮寫是CCCP）。以後，隨著蘇聯向世界各國輸出無產階級革命，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漸漸在東歐、亞洲乃至古巴發芽長大。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多半都是在蘇聯指導下建立的，也都以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制度框架為樣板，因此，它們的制度框架同根同源。
簡單來概括，蘇聯模式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專制的政治高壓、通過生存壓力來實施的洗腦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對應於這三個組成部分，有兩個社會科學領域裡通用的英文概念，「極權主義國家（totalitarian state）」和「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前者指政治制度和洗腦制度，這是一種「國家擁有壓制社會的全部權力並試圖盡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動空間的政治制度」，政治領導人對民眾的政治、經濟活動、思想和價值觀念以及日常社會活動等採取嚴厲的全方位控制，把自己的意志和願望強加給全社會，不允許國民有任何違反領導人意圖的思想和舉動。這套政治制度用日常化的監控和懲處來製造恐懼，迫使民眾因害怕而無條件地服從。
「國家社會主義」指的是公有制和計畫經濟據支配地位的經濟制度。任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前，都是私有制為主，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社會主義只有消滅了私有制，才能走向共產主義，所以，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先後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以生產資料國有制為主的財產制度；與此同時，這種經濟制度還實行經濟管理上的中央集權和計畫經濟。所謂經濟管理上的中央集權，就是把經濟活動的決策權集中到中央政府，設立一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經濟管理體系，經濟決策由政府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執行實施。所謂的計畫經濟，就是全國從下而上每個單位都制定有關生產和所需人、財、物的計畫，然後分別歸口、逐級上報，最後由國家計畫委員會統一匯總批准；然後，國民經濟計畫的各項指標以文件形式下發給各級管理部門，再進一步分解、下達到企業；經濟計畫指標下達後，不許輕易變更，上級部門按計畫執行情況考核下級單位的業績。計畫管理的僵硬特點在於，它不可能充分考慮每個生產單位的具體情況和可能的客觀條件變化，只簡單地按照上年的計畫執行情況給下一年的計畫任務加碼；同時，為了計畫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響計畫數字的經濟參數（如物價、工資、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變，因此，所有人的工資、所有物價都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定。
二、混與惰：社會主義經濟的典型特點
社會主義經濟之下，普遍出現了「大鍋飯、低效率、高浪費」這三個制度特點。在中國大陸有個人們的習慣用語，「最近混得怎麼樣」。這個「混」字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產物，也代表了人們日常行為的特點。由於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裡，企業的利潤全部上交政府，工人的工資由政府規定（中國大陸從50年代後期到文革結束的20年裡，工人工資基本上沒變），所以，幹活的業績與個人收益毫無關係，「干好干壞一個樣」。改革以前實行的「大鍋飯」制度決定了工人、農民都有「混日子」心態，幹活時不出力，結果自然是生產效率低下。前蘇聯有一句工人們經常講的話，很有名，「他們假裝給我們發工資，我們假裝給他們幹活」。中國也一樣，無論是改革前企業的工人，還是人民公社生產隊裡的農民，幹活磨洋工是常見現象。1987年中國有過一次企業調查（《廠情．人情．心情：中國職工心理大調查》），結果發現，幹活百分之百出力的只佔12%，而出一半力的佔三成，有14%的工人上班毫無工作動力。至於國有企業的浪費大，不僅因為員工在工作中不關心節約材料，廢品率也高，還因為「世界上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很多工人都從企業拿東西回家。
在經濟管理上，由於計畫管理部門習慣於在企業和地方政府上報的資金、物資申請報告上打折撥給，下級也習慣於虛報所需數量，最後必然出現資金和物資的「短缺」；同時，由於下級無償獲得資金、物資，因此財務預算是軟的（即「預算軟約束」，欠債不必還，虧損不處罰）。因此，社會主義經濟的政府部門和企業充滿了惰性；除非有來自上面的特殊壓力，這些機構也和員工一樣，每天處在「混日子」的狀態中，自然談不上創新動力。
三、墜落：社會主義經濟的宿命
雖然社會主義經濟天生管理僵化、低效率、浪費大，當局除了用政治高壓懲罰少數政治表現「不好」的人，卻無法改變這種狀態，直到發生了改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契機。這種契機一般來自高層的政治變化。
共產黨國家建立政權之初，往往都是集體領導，如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這種領導模式早晚一天會演變成個人獨裁，其原因既與高層政治衝突有關，也與社會管理需要有關。宣稱要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必然會面臨民主國家的抵制，因此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並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民眾出於對政治高壓的恐懼，日子再艱難都不敢抱怨，當局即使用低工資也照樣維持官員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從。但黨內和高層內部不免會出現對政策的批評，於是經常性的政治清洗就成為統治手段之一。
一旦獨裁者死亡，高層便出現權力真空。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地指揮過去只聽命於前領導人的這架監控機器；同時，對前任的個人崇拜也無法轉移到繼任者身上；更危險的是，死去的獨裁者原來信任的那些僚屬，手中不但掌握各種權力，而且也掌握著可以令新領袖和政治局新成員感到危險的秘密或把柄。因此，為了穩定政局，高層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成員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也給老百姓一些經濟實惠，從而建立起權力後繼者的權力正當性，赫魯曉夫和鄧小平就是這樣做的。在此過程中政治精英的腐敗會死灰復燃，勃列日涅夫與江澤民、胡錦濤都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
當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從個人威權擺動到集體領導時，往往會出現一系列改良現象，目的是改善蘇聯模式的效率。這樣的改良不觸動蘇聯模式的兩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極權主義國家」和「國家社會主義」。比如，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但並未實行政治上的開放；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並未改變國家對農產品的統一收購和定價政策，計畫經濟的根基依然穩固。
若單純從政治角度考慮，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給民眾增加福利、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但「花錢買穩定」會大量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八十年代的中國有一句流行的話，很能反映民眾的心態，即「拿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它說明瞭改良體制對改善經濟效率的效用十分有限。赫魯曉夫下臺後，蘇聯放棄了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上的進一步改良，經濟局勢漸漸惡化，最後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20年後戈爾巴喬夫想改也無能為力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也出現了類似狀況，各種改革措施提高了職工福利，卻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虧損越來越嚴重，到了1996年，銀行系統終於全面虧損，有限的銀行自有資本金被企業壞帳迅速吞噬，工商企業的經營惡化即將拖垮金融系統。1997年朱鎔基被迫下決心對企業改制，即從全民所有制轉變為以企業幹部為主的私人所有制。這個舉措雖然挽救了經濟，卻拋棄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支柱——企業國有制；隨後，計畫經濟也壽終正寢，連國家計畫委員會也取消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可分為兩個二十年：前一個二十年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內逐步改良，不觸動大鍋飯，不觸動全民所有制這個鐵飯碗制度；後一個二十年完全否定了前50年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砸大鍋飯，砸全民所有制企業，恢復企業私有制。所以，1997年以後，中國實際上是改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來延續政權（關於國企改制過程中的嚴重社會不公問題，請參見我2016年刊登在《中國人權雙週刊》上的文章，《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本身不具備可長期延續的生命力，不改良不行，而改良則早晚會要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命。不管是採行局部改良，還是實行向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墜落都是不可避免的。朱鎔基的企業改制不但砸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鍋，也砸了馬克思主義的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中國過去20多年來的現實表明，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再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繫了，但上層建築並未發生改變。這說明，經濟基礎其實未必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的經濟改革最終宣告了馬克思主義核心原理的破產。
四、社會主義幽靈為什麼在美國出現？
美國各階層和不同年齡群當中，對社會主義興趣最大的是年輕人。《紐約時報》去年7月3日的《民主黨正在社會主義化嗎？》一文提到，「對於許多年長的民主黨人來說，哪怕立場非常自由派的人，談論民眾對生產資料的控制，都是會引起反感的事情；它在年輕人當中更受歡迎。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8-34歲的民主黨人當中，61%的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大衰退、教育成本的上漲、醫療保險的不可靠和工作場所越來越不穩定，以上種種結合在一起，令年輕人在物質上產生了痛苦的不安全感。他們沒有共產主義普遍失敗的記憶，但資本主義的失敗就在他們身邊。」
其實，過去幾年來美國經濟已經明顯復甦，而之前出現的某些經濟問題引起部分社會群體的不滿，本來是常見現象，並不能證明資本主義的失敗。這一代喜歡社會主義的年輕人都是美國大學校園左傾思潮教育的產物，他們在課堂上聽到的很多學派、觀點，都有源自歐洲的新馬克思主義思想背景。正是這樣的思潮排斥了不同觀點的學術流派，而把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引導到憧憬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了。究竟社會主義政策，乃至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否是個選項，其實，要從長年實行過經典社會主義制度的那些國家的歷史中尋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