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鄉村人民的逸趣，我真是不勝羨慕之至。可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或殘廢的病人了。（網絡圖片）
廣東之韓江各縣依靠其糧食流入為數極大，根據紅軍佔領前的大概估計，每年經過筠門嶺（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韓江的穀米，超過三百萬擔以上，此外尚有土紙、竹、木材、鎢砂及雞、鴨、豬牲口等，每年輸出亦不少；由廣東及福建沿海地區輸入的物資，如：布匹、食鹽、火柴及其他工業產品以供應農村生活的需要，比對起來，出入口足資平衡而有餘，故這個地區，在紅軍未來以前，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鄉村間農民每天從事生產事業外，是過著優閒自得的生活。
我於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後南進中，經過廣昌、石城、瑞金、長汀、上杭等地區，於我們大軍經過時間，常在鄉村的茶寮裡，路邊的樹蔭下，或在鄉村的小樓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樂……等等，鄉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時真是不勝羨慕之至。
可是這個往日寧靜的山區，現在到處都是頹垣敗壁的房舍，及鶉衣百結，臉黃肌瘦的老人和婦孺，或殘廢的病人了。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澤東曾感到蘇區經濟的危機，達到了無法支持的境地，他費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個以保障紅軍戰爭物資供應及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為目的之蘇區經濟建設計畫，提出中共中央會議討論（全部內容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一冊「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但中央領導同志並不重視，而且以：現在蘇區談不上經濟建設為辭，將它擱置，不予討論，但毛澤東仍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報告，並督導實施，結果，是年的秋季，表現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事業等方面，均收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因紅軍戰爭物資，糧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戰突圍時，中央蘇區又是民窮財盡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
「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
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姓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俱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
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她們不要怕，並說我們暫藉此休息片時的，她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為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她們家裡一個舊臉盆，盛了一盆冷水給我洗臉，她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這位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跑來幫她們說情：「她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
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為什麼不替她們證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經說過兩次，村政府主席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
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況我一向是懷著人道主義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申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
前次為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她們想辦法。她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決心，必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的情形向黨中央報告，但終於找不到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