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70年代前書報刊出版業蓬勃發展（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7月19日訊】（接上文）
上文說1941年香港人口已到了160萬，但經過了三年另八個月的日治，到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萬人。
不過，下一個人口的漲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湧進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過220萬人，光是49年就來了超過80萬人。
這是個事實：歷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而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故此，說法治、自由、安定、繁榮為香港人主觀上最核心的傳統價值是可以成立的。
這一輪移民潮的另一個事實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為大陸政權的易手，或者說白一點是為了逃共產黨而來到香港的。這大概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一次有大量的內地人為了避共逃到香港來，49年之前的土改還不見得太多地主富農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殘酷大概嚇怕了很多人。這些香港新移民在對中共的態度上，故此較接近同期遷臺灣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華僑有很大差別——後者往往反而較親近「新中國」。
因為大陸人大量湧至，殖民地政府放棄了實行超過一百年的政策，即華人不管是大陸人還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與大陸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設立了邊界，沒有合法簽證的大陸人不得進入香港。
不過殖民地還留了一條，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陸人，只要不被抓到，到達市區後就可以在香港居留。這叫抵壘政策，取意壘球賽中跑至下一壘時只要及時觸壘就可過關。因此，很多大陸人偷渡來港，有些冒險從廣東遊泳到香港。
62年大陸三年災害後期，大批廣東及十二個鄰近地區的大陸人，漫山遍野的跨境從陸路湧入香港，當時許多香港居民熱淚盈眶的帶著乾糧飲料到邊界去接濟他們，甚至引領他們到市區，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們遞解回大陸前，也會給他們吃一頓熱飯。中文報章一般稱之為難民潮，香港居民當時把這些同胞稱為難民、難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許多香港居民那時候還記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這個心態不到20年後已經改變。大陸文革結束後，在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萬大陸人湧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80年取消抵壘政策，以後不管他們到了香港的什麼地方都將是即捕即解回大陸。
自此在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陸來客再不是難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給了大陸來的新移民一個別稱叫阿燦——阿燦是當時一出收視頗高的港產電視連續劇裡，一名行為好笑的大陸客的名字。
這時期香港人口500多萬，居民的分別心和對香港的歸屬感也增強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別於大陸人及其它地方的人。下文會再談到這點。
在70年代末有一個移民群體，在香港的論述中常被忽略。他們曾是東南亞或北美澳紐的華僑，50年代為了愛國回了中國參加建設或求學，文革期間吃盡苦頭，文革後容許他們帶著家人離開中國，先到香港，等待簽證，但是他們之中有一大部分發覺原居國家不讓他們回去，惟有在香港定居。他們很多受過高等教育，但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只好屈就，進入工廠，擔任技工或中層管理，充實了香港工業的技術含量。到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有一部分憑多年在大陸建立的關係，轉營中國貿易。這個群體對香港80年代的經濟發展，是有很大貢獻的。不過，我們比較多談到49年前後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較少突出62年難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體對香港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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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49年後香港文化和社會心態的新發展前，我想先簡單的說一下當時世界與中國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這是時運，也是因為它所佔的微妙位置，讓它竟能在冷戰期間左右逢源。
二戰結束，香港與英國一樣，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由佈雷頓森林協議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復的是中介中國與世界貿易的轉口港角色。
但朝鮮戰爭爆發，冷戰加劇，中國遭禁運，香港轉口貿易亦受衝擊。幸好，二戰後製造業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剛好開動，香港得以分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轉移出來的部分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因為當時香港有的是廉價勞工，幾年間的人口暴升成了優勢。
這裡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全世界擁有豐富廉價勞工資源的發展中地區很多，但大多數地區並沒有擠上頭班車，只有極少數地區能靠著這個二戰後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價製成品出口而脫貧。這裡面原因太複雜，我想說的是香港雖然碰上這個機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當時全球分工和世界貿易的規模遠沒有現在大，僧多粥少，訂單很可能過門而不入，誰都不會無故施舍給香港人。這時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緊了現在看起來是當時惟一能讓這樣的地方在一代內集體脫貧的機會。
香港不像其它一些未發展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採，，也不能依賴農作物的種植出口業，只能靠勞動密集而且帶競爭性的小製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扶助工業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而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開工搵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二戰前的工商業基礎、華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工夫、移民資本家的資金，在艱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can-do﹝搞定﹞精神大概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同時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及澳門的一些走私客，將禁運物資偷運回大陸，參與走私者除了現在知名的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49年前後為了避共剛從大陸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徵——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除了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口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的是要維繫大多數港人——本來部分港人是避共而來，恐共之心可以理解，不過仍要努力爭取大部分人，因為從大陸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系祖國的，至少是心繫在大陸的家鄉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會被內地接二連三的負面事件抵消掉，導至很多香港人厭惡內地政權，連累及香港左派。大躍進期間，港人要寄糖、油這些基本糧食接濟內地親友。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飄到香港，你說香港人特別是那個時期成長的年輕一代看到後，對中國印象會好嗎？加上67年的騷動，驅動了大部分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邊並成為港人認同香港的歷史轉折點。好不容易文革過去，迎來改革開放，97問題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漸靠近內地，八十年代末又來一次慘案，硬生生把港人推開。可以說，從來不是港人沒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而是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所打擊，認同感亦因而倒退。希望中央政府今後不再做損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在這個背景下——在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與92年前的中國之間——我們可以體諒到，跟心系祖國的上一代不一樣，在49年後出生、成長於50至80年代的香港年輕人，除了少數外，為什麼往往不那麼認同大陸——不見得是積極反對，更多是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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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後，各省來香港的人多了，由山東威海的警察到跑單幫的臺灣客，在本地廣東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為矚目。
當然，香港人所說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據1950年上海本身的人口調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蘇人，26%是浙江人，還有各省的人，包括廣東人。
廣義的上海人讓香港的文化氛圍產生變化。他們私下可能操各種方言，但他們的文化產品是用國語的——國語顧名思義在民國時期已經是全國的普通話，而上海在49年前是民國的、國族的、國語的文化生產的獨大中心。
一時間國語文化在香港所佔的份額大增，而在香港製造的國語電影及國語「時代曲」甚至在勢頭上蓋過本地的粵語電影、粵語流行曲，雖然在人口數上操粵語者佔絕大多數。在70年代前，臺灣的書和國語電影在香港亦甚受歡迎，甚至從臺灣輸入的新國語歌也曾風行一時。大陸普通話電影由劉三姐到大鬧天宮動畫到樣板戲，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線上映。至於左派人士及曾在培僑、香島、漢華、勞工子弟等左派學校受教育的年輕人，大概也更會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間的大陸流行文藝。
就是說，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過二十多年的國語文化流行期。
49年後第一波香港原創文化的異彩，往往也是用國語的。
當時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統稱南來文人，他們有滿肚子的話要說的同時也為了謀生而變得多產，報刊評論、武俠小說、歷史小說以至實驗小說都看到他們的筆跡。香港報章副刊具有特色的專欄——每日更新的方塊短文——熱鬧非凡，南來文人與本土文人各領風騷。
我們從報刊出版可以看到當年的盛況。
香港左派承辦了搬到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還創辦了新晚報、正午報，走大眾路線的香港商報，為統戰而辦的晶報，還有外圍友軍的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等。為了吸引讀者，多份左報都設有馬經版。
國民黨也辦了香港時報。
另外，本土的中文報章——有不少當年報頭挂中華民國年號——還有星島日晚報、華僑日晚報、工商時報晚報、成報、紅綠日報、新生晚報、真報、新報、天天日報、快報等等，以至著名的明報、東方日報、信報。
當時還有每天出版的娛樂新聞報、連環圖報、馬經報和情色報。在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報和4家英文報。
左派還辦文化刊物，如文藝世紀、文藝伴侶、海洋文藝、海光文藝、青年樂園、小朋友。另有各種圖書出版社包括商務三聯中華。
美國政府也通過在港的美國新聞處、亞洲基金會等渠道灑美元營造軟實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亞洲畫報、人人文學、祖國、大學生活、中國學生週報、兒童樂園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聯出版社等。
另外民間也辦文化雜誌，當然更多是通俗雜誌——文藝新潮、詩朵、熱風、當代文藝、西點、伴侶、星島週報、良友、青年知識、家庭生活、婦女與家庭、無線電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創世紀、大人、大成、南國電影、娛樂畫報、銀色畫報、香港影畫、藍皮書、香港青年週報、明報週刊等，及明報月刊、展望、盤古、萬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這隻數到60年代。在1979年，香港有近300種刊物。
我這裡不厭其煩的寫了一堆當年的報刊名，是想說明香港在70年代前書報刊出版業的蓬勃及其光譜之寬，可以說是百花齊放。這些都是以後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的資源。
這裡補談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上文說到魯迅在1927年來港演講，共作了兩講，當時在場有一名香港教師叫劉隨，本身也是詩人兼書法家，把演講筆錄下來，留存至今。五十四年後，即1981年，劉隨寫了一篇演講回憶錄，裡面說到文化沙漠：「我們曾向魯迅談及香港這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的，並且還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
可見沙漠一說，在1927年已出現，是那個時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魯迅雖然對香港殖民地的印象並不佳，可是他在當年已對文化沙漠這說法不以為然。不過，正如說香港開埠前是個荒島、是條漁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調子事隔多年後還是會煞有介事的被一再覆述，反映著說話者對香港的認知，其中說這話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