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就沒有怎麼經歷過父母陪伴的孩子們，現在自己也成了父母（Pixabay)
【看中國2019年9月9日訊】對於城市居民來說，留守兒童似乎是個靜止的概念。他們永遠長不大，生活在偏遠的農村山區，是社會動盪的因素，是被侮辱與被侵害的對象。
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第一批留守兒童早已經不再是兒童。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
2011年，有學者在農村調研中發現，在某些地區，一半以上的新生代留守兒童的父母兒時有過留守的經歷。
「留守」會代際傳遞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假以時日。不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現象來推知答案。
比如說，哪種孩子最容易失蹤？
第二代留守兒童已經出現
城市中產父母往往對丟孩子過度擔憂，但實際上，他們的孩子並不處在危險的中心。
根據「寶貝回家」網站數據，在失蹤兒童中，農村戶籍佔92.95%——幾乎相當於全部；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加起來，又佔其中的一多半。
其中超過7成的兒童在失蹤時身邊沒有任何成年人陪同。在公共事件發生後，這些心大的家長經常受到網友的指責。
孩子離開視線五秒鐘就緊張得要死的城市家長們，大概沒辦法理解「為人父母」這件事，在不同人心中的意義有多麼不同。
中國的失蹤兒童中，多數不是被拐賣的，而是自己走掉的。
不同來源的數據都顯示，超過一半的失蹤兒童屬於離家出走，被拐賣的比例低於一成。10到14歲是兒童失蹤的高峰，其中離家出走的佔據了大部分；威脅更小孩子的主要因素則是走失、家庭糾紛和溺水。
將二者疊加，搜索「留守兒童離家出走」，可以看到極多觸目驚心的個案：安徽13歲孩子半年出走7次；山西孩子出走誤入高速險些被撞；重慶孩子懷揣三封家書出走，警察抓到時已經成了慣偷，等等等等。
媒體給出的出走動機也是五花八門，有的是尋找父母，有的是家庭矛盾，有的是自己外出謀生。還有的，就像那個出走7次的孩子，周圍人將他的行動解釋為「喜歡離家出走」。
在中文網際網路上，「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論調甚囂塵上。不過，按照這個邏輯，可能更應該被追責的是這些孩子的父母家人。
但父母們又該追責誰呢？他們自己也和孩子們一樣無助。
讓我們跟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算一筆留守兒童的帳。
1984年是中國糧食獲得創記錄的大豐收的一年，產量從去年的3億噸提升到4億噸。同年，《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發布，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了。
由於手續繁瑣、「盲流」眾多，在這一時期，最常與農民工聯繫起來的關鍵詞是「清退」。
198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安徽十萬多農民工返鄉務農》，裡面寫了現在看來堪稱魔幻的場景：幹部帶頭清退自己安排的親友，半年就勸回了10.24萬人。
直到1989年，在北京「擅招農民工」還是被禁止的。當年，北京估計遣返了20到25萬農民工，可見當時進城務工的隊伍已經初具規模。
也就是說，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出生在70年代後半到80年代初，在90年代長大成人。
如今，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人近中年，中國的農民仍然沒有擺脫進城打工的命運。除了少數能夠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之外，大多數一代留守兒童長大之後仍然需要靠打工為生。
2012年，有媒體對1200多名青年進城務工者進行了調查，發現這些人中，26%在童年時期父母都曾外出打工，32%有父母有一方外出打工。
也就是說，接近六成的打工者本身就是留守兒童。現在他們接近婚育年齡，又將帶來新一批留守兒童。
本就沒有怎麼經歷過父母陪伴的孩子們，現在自己也成了父母。
留守的代際傳遞
許多人認為，留守兒童是個「偽問題」。
這種觀念的典型代表是中國青年報刊發的文章《理性是評論的力量》。作者寫道：「我們這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兒童，很少跟爹媽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在忙工作，誰也沒覺得有問題。」
且不論「爹媽忙工作，在幼兒園住了三個月」的孩子和真正的留守兒童是否有可比性，在作者的刻板印象中，留守兒童只不過是和父母分離而已。這種現像在城市兒童中也不少見，憑什麼你就有資格哭慘了呢？
讓我們仔細辨析這種觀念。
首先，與直覺相反，許多留守兒童並不缺乏物質生活條件。
知乎上有個著名的問題，曾經被媒體廣泛引用，叫「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後是什麼狀態？」
截至目前，這個問題共有721個回答，多數是已經長大的留守兒童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這些答案中的留守兒童們，生活狀況大多並不貧困，吃穿不愁。
在中國農村家庭，每多一個人出去務工，這個家庭的留守成員人均收入可以增加3.8%到28.8%不等。並且，越富裕的農村家庭，家人出去打工對於留守成員的人均收入提升就越大。
也就是說，留守兒童的物質生活條件，比同樣情況下父母都在家務農要好一些。他們的健康狀況和生長發育水平也不比非留守的同齡人更差。
不過，看到不貧困就認為沒問題，是打著理性的旗號罔顧事實，無視社會結構性因素在代際傳遞中的力量。
貴州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中，四兄妹居住的是獨棟小樓，家裡有50多斤臘肉，生活在當地不算貧困。不過，在自殺前，四個孩子的生活狀態是如此虛無，以至於連續一個多月不與外界接觸。
畢節曾是留守兒童新聞的高發區。2012年，5個孩子在垃圾箱裡窒息死亡；2014年，一學校12名孩子被強姦；2015年，又有校長性侵6名留守女童。
然而，頻發的事件並沒有影響噹地父母外出打工的熱情。
畢節地理位置偏遠，從90年代開始鼓勵勞動力輸出，到新聞事件高發的2010年左右，許多村落幾乎家家都有人出門打工。
根據《新京報》記者陳傑的說法，事件中的孩子大多是二代留守兒童。與普通父母比起來，他們有留守經歷、「心靈存在缺失」的父母對孩子更為淡漠。
留守父母會怎樣影響二代留守的孩子？這種經驗會不會代際傳承？社會學在這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現有的結論認為，有留守經歷的父母雖然情感上更不情願與孩子分離，但情感因素並不影響他們「讓自己孩子留守還是流動」的決策。
並且，與自己的父輩相比，他們傾向於更早地離開孩子外出打工。
在「海淀媽媽」「順義媽媽」帶著孩子學奧數、學英語、學高爾夫、學馬術的時候，在隔壁的中國，一群從留守到打工的青年人，能帶給自己遠方的孩子什麼呢？
對他們而言，寒門難再出貴子並非一句空話。
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它似乎是個死結，也與貧富關係不大，並不是單獨進行經濟援助、靠捐錢捐物就能解決的。
每一個留守的孩子都不一樣
留守兒童一向被當作問題兒童，被標籤化、臉譜化，承載著城市對鄉村的刻板想像。他們往往被認為更脆弱，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
不過實際上，留守兒童的心理疾病，總體上而言，不比非留守兒童更「多」。
有學者匯總了國內諸多關於留守兒童心理狀況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人際敏感、抑鬱、焦慮、敵對等九個指標上，雖然都高於非留守兒童，但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既然如此，我們還有必要為留守兒童提供針對性的幫助嗎？
這樣思考的問題在於，它忽視了個體差異，將留守兒童靜態地看待，當作一個同質的整體，從而生硬地得出結論：留守兒童要麼是問題兒童，要麼不是；要麼需要幫助，要麼不需要。
實際上，留守兒童是一個相當異質化的群體，具有共性也具有個性。
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中國的留守兒童是一個900萬至6000萬人的龐大人群，來自東中西部，橫跨嬰兒到高中學段。
每個留守家庭遇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誘拐遇害的章子欣來自千島湖旅遊區，而貴州畢節的悲劇全部是兒童自發或熟人作案。前者是熟人社會瀕臨解體的東部鄉村，後者則是面臨空心化的封閉社群。
這些社群中，每個個體的孩子需要的關心和幫助也大不相同。他們的問題不是一個數學題，而是一個語文題；他們不是靜止的塑像，而是動態的、成長的一個個鮮活的人。
公益項目「藍信封」已經開展了十一年，通過志願者向二百多所學校的13533名初中學段留守兒童通信，為他們提供成長的心理支持。
「藍信封」的傳播團隊成員說，就像任何孩子一樣，留守兒童的成長煩惱是高度個性化的。
在「藍信封」的通信對象中，有的孩子沉溺於成為大明星的念頭，無法自拔；有的處於情竇初開的年齡，跟同學爭風吃醋；有的遭遇了校園霸凌或者其他的侵害。
如果說這群孩子作為留守兒童，在心理上有什麼共性的話，他們共同的傷痕就是不願提及自己遠方的父母。
在微信讀書上，藍信封發布了一本免費的電子書，叫做《愛我，請理解我：中國留守兒童書信訪談錄》，在保證隱私的前提下，收錄了部分通信。
書中的四個主人翁情況各異——擔心考不上大學的男孩，聽力障礙的女孩，單親家庭的少年，中考發揮失常的少女——不過其中最揪心的部分，還是孩子和遠方父母的關係。
這些打工的父母，有的望子成龍卻不知如何切入孩子的生活，有的對孩子放任不管，有的只注重豐富物質生活，忽視孩子的成長需求。
「藍信封」的工作人員們也說，他們見過的留守兒童大部分願意分享生活經歷，但一提到父母，就很難敞開心扉。
長期的陪伴、心理的支撐、榜樣的引導，對於留守兒童而言，比經濟援助更有意義。他們需要的是自己的「解憂雜貨店」。
「藍信封」有4.5萬名通信志願者，來自中國700多所高校。根據工作人員的估計，這些大學生志願者中，大部分有農村生活經歷，約有一半自己也有留守的經歷。
這些哥哥姐姐會在一到三年的期間，跟一位匹配到的初中學弟學妹持續進行通信，作為傾訴的對象，也提供了另一種代際傳遞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從留守生活、農村生活中突出重圍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