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有大德而受到上天的護佑。（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春秋早期的宋國，稱得上是一個強國，而作為小國的曹國，卻不肯順服。於是，宋襄公指揮軍隊包圍了它。大臣子魚對宋襄公說：「周文王聽到崇國的道德昏亂，而去攻打崇國，攻了三十天，崇國仍不投降。周文王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然後再去攻打，崇國人感受到周文王的德行高隆，就來到周文王過去所築營壘中投降了。現在，君王（指宋襄公）您的德行，怕還有欠缺吧？就這樣攻打曹國，能把它怎麼樣？還不如先退回國，檢查一下自己的德行，如果確實沒有欠缺，再發兵不遲。」宋襄公就學習周文王的辦法，退兵回國，在國內修明教化，崇德尊老愛幼。
後來，宋國是否征服了曹國，史書沒有續寫、交代。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道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既可以引起一場戰爭，又對戰爭的勝負，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在中國古代，在《左傳》、《國語》這樣的史書中，卻相當多見，上述故事即見於《左傳》。還可再舉一例，也出自《左傳》。
晉國的荀吳，帶兵攻伐鮮虞，包圍了鼓國，鼓國有人暗中前來聯絡，準備帶著城邑裡的人投降。荀吳不接受，不答應。左右隨從說：「不使用軍隊而得到城邑，這樣的好事，為什麼不幹？」
荀吳說：「如果有人帶著我們的城邑叛變，我們肯定仇恨這人。現在別人帶著城邑來降，我們為什麼獨獨喜歡？獎賞了我們所厭惡的（鼓國）叛徒，我們以後怎麼樹立威信？如果（對叛徒）不加獎賞，我們等於失信，又怎麼取信於人？力量達得到，就進攻，達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們不應該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姦邪，這樣做，是在做缺德事，所喪失的將更多!」於是殺了叛徒，整頓防禦措施，繼續包圍了鼓國三個月。
此時，鼓國又有人請求投降，荀吳讓鼓國人進見，說：「從你們的臉色看，你們還能吃上飯菜，姑且回去修繕你們的城牆。」軍吏們說：「能得到城邑了卻不佔取，又勞累軍人百姓，損耗武器物資，回去怎麼跟國君交待？」荀吳答道：「獲得一個城邑事小，讓人民懂得道義事大。獲得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這城邑何用？城邑得到的同時，讓百姓懂得道義之所在，肯拚命而無三心二意，不是最好嗎？」後來，得知鼓國人已糧食吃完，力量用盡，荀吳才攻下鼓國，而不殺一人！
這則故事，至少可以說明二點：一，無論哪種社會事件(包括戰爭)，都是為了實踐和體現道義，是一種道義的宣講過程，如果違背、有損於道義，就不該做。二、戰爭的結局，並不僅僅體現於戰場的勝負，只有從道德高度，將敵對者在精神上摧垮，人心收服，這才是真正的勝利。
同樣，可以確定無疑地說，要推行政治，如果不從道德出發，並最終歸結為道德，就注定行不通，不可能真正得到好處。古人講的「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這個原則，是不可違背的。
孔子視政治中的根本問題，為道德問題，他把它歸結為四個字「為政以德」。(《論語･為政》)為政以德，就是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以道德高下，作為政治好壞的檢驗標準，就是將政治的實施過程，等同於道德的感化過程。
「為政以德」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那裡，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孔子稱為「有道」，孟子稱為「仁政」，墨子的「兼愛」、荀子的「王制」中，也有濃重的道德和政治的成分。
有跡象表明，「德」字在西周時，開始被廣泛應用，且多與政治行為有關，金文中，可頻繁地發現這個被鐫刻得相當醒目的文字「德」，它記載了商紂王如何因喪德而失國，周文王如何有大德而受到上帝的庇佑。在莊嚴的賜封儀式中，周王對大小貴族，總是再三強調保有道德，對鞏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道德與政治密切結合，並非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但被如此系統化，具有如此崇高地位，對維護社會秩序發揮如此重大作用，卻是絕無僅有的，這決非偶然，它與中國古代特殊的社會性質及特殊的歷史進程密切相關。
周族最早是一個小邦，人力物力都遠遜於殷商，逐漸「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步步完成對殷商之大包抄，最後據有整個中原的土地與人民，這不僅僅是戰略的運用，也不僅僅是依據強大武力建立起政治權威，而是一個天下歸仁的過程（「仁義與利益的一致性」）。前面所述文王因崇國德亂，而去攻伐它，又以自身無懈可擊的道德，征服對方的故事以及「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動人傳說，正是這種「為政以德」的智慧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