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文學教研室十名新人，九人被打成「右派」。（網絡圖片）
1952年畢業留校工作，是幸運還是不幸？北京大學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風標，一切衝突都首先在這尖端放電。總之是階級鬥爭不斷：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鎮壓反革命，鎮壓胡風集團，接著又是肅清反革命……這一場運動傷透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絕滅。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成了右派。
記得1955年夏，我頭腦裡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實在繃得太緊，眼看就要崩潰了。我不顧一切，在未准假的情況下，私自回到貴陽老家。再見花溪的綠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為人，不再只是一個政治動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錦榮歸」，總希望帶我到親戚朋友家裡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憊，我太厭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於山水之間，縱情沈迷於兒時的回憶。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階級鬥爭的關鍵時刻，臨陣脫逃。從此，領導不再讓我去做什麼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則十分樂於有時間再來唸書。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奮，向科學進軍的一年。我竭盡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課，大學四年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大學畢業後，我就選定現代文學作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歡這門風雲變幻、富於活力和挑戰性的學科。我的老師曾勸告過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學，研究那些死人寫的東西。至少他對你的分析不會跳起來說：不對，我不是那樣想！現代文學可難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著的人就會為維護個人聲譽而說東道西。但我沒有聽他的話。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陸續留下的青年教師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學教研室也有整十名。當時人文科學雜誌很少，許多雜誌又只發表學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輕人的文章很少有機會發表。我們幾個人一合計，決定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雜誌，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我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並擬定了文章標題；大家都非常激動，以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後來又在刊物名稱上討論了很久，有的說叫「八仙過海」取其並無指導思想，只重「各顯其能」之意；有的說叫「當代英雄」，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創造的那個才氣橫溢卻不被社會所賞識的「當代英雄」別卻林在大學年輕人中正是風靡一時。會後，大家分頭向教授們募捐，籌集經費。
這時，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他警告我們立即停辦。我們還莫名其妙，以為先生不免小題大做，對共產黨太不信任。
我不「認罪」
然而，歷史自有它的詭計，這一場運動傷透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絕滅。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成了右派。
因為，圖謀辦「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擺脫黨的領導，想擺脫領導，就是反黨！況且我們設計的刊物選題中還有兩篇大逆不道的東西：一篇是《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再探討》，擬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等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邏輯，這當然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說，標題是《司令員的墮落》，作者是一位十六歲就給一位將軍當勤務員的軍隊來的學生。這位將軍因罪判刑，伺候了將軍半輩子的勤務員，很想寫出這一步步墮落的過程，以資他人借鑒。按反右邏輯，這也是誣蔑我黨我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這樣，1949年後文學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個成了右派。右派者，敵人也，非人也！一句話，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竟成了右派頭目，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每月十六元生活費，下鄉勞改。
在北京遠郊的崇山峻嶺中，我們從山裡把石頭背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我盡全力工作，竟在勞動中感到一種煥發，除了專注於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讓石頭從肩上滾下來，大腦可以什麼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處倒頭一睡，千頭萬緒，化為一夢。我越來越感到和體力勞動親近，對腦力勞動逐漸產生了一種憎惡和厭倦，尤其是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
這幾年，正值全國範圍內無邊無際的大飢餓，我們每天吃的東西只有杏樹葉、榆樹葉，加上一點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後來，許多人得了浮腫病，我卻很健康。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會享受那種勞動中的舒心和單純，另一方面也是得益於我是女性。
男右派們有很多，他們只能群居在一間又陰又黑的農民存放工具的冷房裡；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雜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們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貧農翻身戶，老大爺大半輩子給地主趕牲口，五十多歲，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財，才有可能娶一個老大娘過日子。遺憾的是老貧農卻劃不清界限，老兩口竟把我當親女兒般看待，我也深深愛上了這兩個受苦的人。老大爺給生產隊放羊，每天在深山裡轉悠，山上到處都有核桃樹，樹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幾個核桃，有時也撿回幾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幾天，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這些難得的珍品。老大娘還養了三隻雞，除了應賣的銷售定額，總還有剩餘讓我們一個月來上一兩次雞蛋宴，一人吃三個雞蛋！
由於我不「認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遲遲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親，雖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剛滿週歲的小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