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9年11月4日訊】1932年9月3日，蘇聯西伯利亞一個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莊附近的樹林裡發現了兩個男孩的屍體，其中較大的一個是巴甫列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15歲，是少年先鋒隊員。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檢舉過父親，富農特羅費姆.莫羅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據報紙報導，莫羅佐夫家的人是因為怨恨巴甫列克揭發他父親而將他殺害的，同時遭害的還有他9歲的弟弟。因此，這是一次階級報復的殺害。調查一開始，蘇聯報紙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確定為一樁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範少先隊員，而殺害他的人則是「富農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個很偏僻的村莊，離烏拉爾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東北350公里。這個村莊的附近有一些勞改營和流放「富農」的「特別居民點」。吉拉西摩夫卡村是個窮地方，窮的人家只有一頭牛，富的人家也不過有兩頭牛。全村只有9戶人家擁有俄國人喝茶用的那種茶炊。村裡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學，只有一位老師，13本書。就像在西伯利亞西部的許多別的村子一樣，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獨立性很強。19世紀的時候，他們從俄國中部移居西伯利亞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們對蘇聯的農村集體化運動牴觸很大，1931年8月村裡建立集體農莊時竟然一戶也沒有報名，蘇聯報紙因此將這個村點名為「富農窩」。
巴甫列克的父親特羅費姆是一個很勤快的農民，日子算是村裡的中等水平。在蘇聯內戰期間，他受過兩次傷。村裡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兒子揭發他的時候，他已經擔任了三任的村蘇維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檢舉說，他父親把假證件賣給特別居民點的富農。
報紙上宣傳說，巴甫列克是優秀少年先鋒隊員，但其實吉拉西摩夫卡村裡當時並沒有少先隊組織。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學，巴甫列克成了積極份子，他喜歡檢舉鄰居們的「錯誤行為」，好多年以後村裡人還是稱他為「爛貨」。巴甫列克恨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拋棄了家庭，和別的女人去過了。據報紙報導，1931年11月，特羅費姆在村裡學校受審判的時候，衝著他兒子大聲叫喊，「我是你父親啊!」巴甫列克對主審員說，「是的，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現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親。我現在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少先隊員。」特羅費姆被送到很遠的北方去勞改，後來被槍斃掉了。
巴甫列克檢舉父親以後，膽子更大了，又開始檢舉那些對集體農莊有怨言和私藏糧食的鄉親。他9歲的弟弟費沃多(Fyodo)也學他的樣。村裡的人都不喜歡這兄弟倆。他們的親爺爺謝爾蓋．莫羅佐夫不准他們進他的家門，其他的親戚也勸他們不要再幹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說莫羅佐夫家的人殺害這兩兄弟，其實並無實在的證據。巴甫列克和村裡一些別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過爭執，所以村裡人懷疑是那些少年殺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剛剛由當地報紙報導，就立即變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說是他爺爺謝爾蓋干的，巴甫列克的母親和表兄伊萬．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這麼說。最後，莫羅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為「富農家族」，於1932年11月受審。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為策劃者，堂兄多尼拉和爺爺被定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為將巴甫列克兄弟誘入樹林的協從罪犯。審判一開始，起訴官引用了斯大林關於在全國強化階級鬥爭的講話，凸現事件的政治性質。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餘四名人犯都被判處死刑，由行刑隊槍決。巴甫列克的表兄伊萬原本就是一個積極份子，因為在事件中表現出色，加入了共產黨組織。
巴甫列克很快成為蘇聯報紙宣傳的英雄和人民學習的榜樣。1933年秋，高爾基呼籲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紀念碑。高爾基說，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親可能是你的精神敵人，不能放過這樣的敵人。」巴甫列克成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電影、故事、詩歌、傳記、歌曲都稱頌他的高度覺悟和對黨的忠誠。他那大義滅親的英勇壯舉成為所有蘇聯兒童學習的榜樣。
巴甫列克的事跡宣傳影響了整整一代蘇聯兒童的道德意識，由意識形態規定的國家利益高於變得高於一切家人朋友間的親情和信任關係。背叛和出賣這些關係不但不再是羞恥的事情，而且更成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進的表現。忠誠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個人為對象，現在個人的對象被抽象的國家、人民、黨、無產階級所代替。切斷了個人與個人間信任和親情的聯繫，個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孤獨，前所未有地依戀和隸屬於抽象的集體，害怕被這個集體拋棄，害怕被它排斥為異己或敵人。這種惶恐和不安又使許多個人更加不擇手段地劃清一切「壞」的個人關係，以爭取「進步」來表現對集體的忠誠。
當時，到底有多少蘇聯青少年真的揭發了自己的父母，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是，當時蘇聯報紙刊登的材料卻是不斷給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輩出的印象。有一個叫索羅金(Sorokin)的孩子揭發他父親偷集體農莊的糧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親。還有一名叫西爾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學童向班主任報告，說他父親私藏了馬鈴薯。13歲的普羅尼亞．考裡賓(Pronia Kolibin)告發自己的母親在集體農莊的地裡偷糧食，他的母親被送進了勞改營，而他自己則因為揭發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亞著名的少年先鋒隊度假營度假的獎賞。
少年先鋒隊號召兒童們學習巴甫列克告發父母的「不法」行為，少先隊基層組織派隊員到集體農莊監視農民是否偷盜糧食。《少先隊真理報》定期刊登揭發有功者的名單，表彰他們的事跡。「學習巴甫列克」掀起了熱潮，少先隊號召隊員不僅要揭發父母，而且還要揭發親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發的隊員是缺乏覺悟，其他隊員應該揭發這樣的隊員。在這種氣氛下，家長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說話。有一位醫生回憶道，「我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後，誰都生怕稍微有一點出言不慎，就是在兒子面前也不行。萬一他一不小心在學校說了什麼，輔導員就會報告上去。他們會問孩子，‘你是哪裡聽到的?’孩子會說，‘爸爸說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亞歷克山德．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親就是這樣倒了霉的。亞歷克山德是他村子裡的共青團領導人。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他父親反對合作化。亞歷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記中稱「富農」是「蘇聯最後，也是最大一個剝削階級。」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他父親反對合作化。由於他的揭發，他父親被逮捕並被送去勞改。1933年，在一則日記中，亞歷克山德記載了一段與共青團一位同志的交談，這位同志說，亞歷克山德的父親有「反動觀點」，他不應再擔任共青團領導。亞歷克山德就此在日記中寫道，「我向這位同志解釋，逮捕我父親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蘇立場與他[一次大戰時]在奧地利當俘虜的經歷有關。……他後來喜歡奧地利的秩序，認為他在奧地利見到的那種資產階級小農[經濟]可以帶來農業財富。……他把集體化初期的缺點看成是混亂，而不是暫時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辯證法，有政治覺悟，他就有可能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page]
更多的青少年以「斷絕關係」而不是直接揭發來表示進步。在親人家屬「出了問題」，成為「敵人」之後，一個人自然會感覺到各種壓力，有的會被少先隊或共青團開除，有的進不了大學，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澤爾莫諾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歲，他的父親，一位蘇軍工程師，在列寧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團員，正在接受飛行員訓練。他一心想參加紅軍，但他父親被捕後，他也被定為「異類分子」，並被流放了，成了工廠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給蘇聯主席加里寧寫信，表示與父親劃清界線，並為自己申辯。他寫道，「關於我父親，我稍微說幾句。據我母親說，他是因為表示不滿而被送到北方勞改營去的。我本人不相信這個說法，因為我聽父親對他的妹妹談起過他在北方與白軍作戰的事情。他跟我們講他的光榮經歷。當基洛夫被暗殺時，他都哭了。……但這可能是他的偽裝。……我認為，我父親應該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我不應該因他的緣故蒙受恥辱。我要參加紅軍，我要成為一個擁有平等權利的蘇維埃公民，因為我配得上這個稱呼。我在蘇聯學校接受的是蘇聯精神的教育，我的觀點顯然與我父親完全不同。我對自己被定為異類分子感到很傷心。
與「堅決揭發」不同，斷絕與「有問題」家人的家屬關係是一種既能保護自己，又不太傷害家人的辦法。當時蘇聯報紙上有成千的「斷絕關係」聲明，差不多都是一個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諾夫，斷絕與父親的關係。他以前是一個牧師，多年欺騙人民，謊說有上帝存在。為此，我與他斷絕一切關係。」有不少父母為了子女的前途，提議或者鼓勵子女與他們斷絕關係。1932年，一個16歲的猶太男孩寫信給他家當地的一家意第緒語的報紙斷絕與父親的關係:「我從此不再是這個家庭的成員。我覺得，我真正的父親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團。我真正的母親是祖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蘇聯人民是我現在的家庭。」後來有人採訪了聲明人的妹妹，她回憶道，「當時我14歲，我父親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間裡，對我們說，他的生活方式已經跟不上現在的時代。他希望我們不要重複他的錯誤，不要再遵守猶太宗教傳統。他說我們應該跟學校編黑板報的人說，要聲明過自己的新生活，不再與父親的宗教有任何關係。父親叫我們這麼做。他說，這對他沒有什麼，但這樣可能為我們開創光明的未來。」
揭發家人，斷絕與他們的關係，換取榮譽、信任和光明的未來，巴甫列克式的「大義滅親」成為蘇維埃兒童的新精神，也成為蘇維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發者心裏，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連累的恐懼，不能不說還有一種真實的羞恥感和榮譽心。他們以「壞蛋」父母為恥，以努力爭取「進步」為榮;以舊家庭為恥，以新集體為榮。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歲，她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親和叔叔被逮捕後，安娜被卡考夫大學和共青團開除，定為「異己分子」。她到處找工作，為了養活母親、祖母和一個還是嬰兒的妹妹。她在一個養豬場工作，後來有人說出她父親被捕的事，她丟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寫信給蘇維埃代表、政治局委員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與父親斷絕關係，央求邱巴幫助她家。她說，如果她不能在蘇聯過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帶著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絕對是忠誠於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個把災禍帶給家庭的父親：「我不知道我父親和他弟弟犯了什麼罪，也不知道他們被判了幾年刑。我感到羞恥，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無產階級法庭是正義的。如果他們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應得。我對父親完全沒有女兒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為蘇聯公民對祖國、對教育我的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義務。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斷和1億7千萬無產者的聲音，為這個判決感到歡欣鼓舞。我父親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徵召到鄧尼金的隊伍裡，當了三個月的白衛軍，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勞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這些。……如果我觀察到他有反蘇聯行為的跡象，就算他是我父親，我也會毫不遲疑向內政部人民委員會報告。邱巴同志!請相信我：我以稱他為父親為恥辱。人民的敵人不是我的父親。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壞蛋、敵人，無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親。我堅信，無產階級、列寧的共青團、列寧和斯大林的黨會像愛護自己女兒一樣愛護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給我幫助。」
以當蘇維埃人為最大的光榮，對於沒有前蘇維埃記憶的青少年，要比對有這種記憶的前輩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從小就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萊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經歷了好幾個孤兒院的生活長大。據他回憶，孤兒院一直教導他們，蘇聯是最好的國家，蘇聯的兒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這個國家的父親。「要是我們出生在別的國家，我們早就餓死、凍死了。……他們是這麼教的，當然我們也是這麼信的。孤兒院怎麼教，我們就怎麼信。我們的所有關於世界的想法都來自蘇聯的政權。」
米哈伊很欽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機會揭露敵人和姦細。當他加入少先隊的時候，他感到特別光榮，覺得真正踏進了蘇聯社會。在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為生養自己的父母覺得抬不起頭來。其實，他對父母並沒有確切的記憶。他只記得四、五歲時，以前家裡的一位保姆到孤兒院來看他，告訴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敵」，已經被槍斃了。她對他說，「他們本該像對你父母一樣，也把你槍斃了的。」米哈伊從此一直感到十分羞恥。參加了少先隊，他才算擺脫了這種羞恥感。他感到，斯大林像父親一樣在關懷他，一切的幸福都是來自斯大林，「我們有得吃，有得穿，有學習的機會，可以去少先隊營地，還有新年樹——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為青少年的蘇聯新一代，從小受到的就是絕對相信斯大林和蘇聯政府的教育。他們相信，報紙上登載的都是真實的，報紙說好的一定是好的，報紙說壞的一定是壞的。這種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為蘇聯敵人的年少年相信，錯一定在他們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運氣好，偶爾也會遇到一片小小的綠洲，年紀小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後來記起來，卻是終身難忘的記憶。伊娜.蓋斯特(InnaGaister)小時候就讀莫斯科的第19中學，學校地處莫斯科中心地帶，附近住著不少蘇聯領導人。這所學校的學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學不遠處是莫斯科實驗學校，許多官員的子女都在那裡就讀，但誰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會被強迫揭發父母，或者被開除。但伊娜的學校氣氛則不同，老師們盡量保護學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開學時還是去上學了。她一直不敢告訴老師家裡發生的事情。她回憶道，「我們都是聽巴甫列克的故事長大的，」所以很怕學校要她揭發父母。最後她鼓起勇氣對老師說了實話。老師說，「好了，那又怎麼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師不但不替她聲張，還用自己的工資替她付了學費。19中學有不少像伊娜這樣「人民公敵」子女的學生。伊娜記得當時班上有一個很頑劣的男孩，他寫了一份班上25個「托派分子」(「人民公敵」子女)的名單，貼在班級的牆上，遭到很多同學的憤恨。伊娜還記得一件與圖恰切夫斯基元帥被審時有關的事情。當時的蘇聯學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敵」圖恰切夫斯基的圖像從教科書裡抹掉。伊娜回憶道，「有的男孩醜化教科書裡的圖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臉上加上鬍子或在他頭上畫上一對犄角。我們的老師格裡高羅芙娜(Rakhil Grigorevna)對他們說，「我給你們每人一張紙，好好地把紙貼在書裡圖恰切夫斯基的臉上。貼的時候要小心一些，因為今天他可能是一個壞人，一個人民公敵，但明天他和別的人又會回來。我們可能又會把他們看成好人。到那個時候，你們可以把紙從他沒有醜化的臉上揭掉了。」伊娜記得她這位老師，因為她讓伊娜看到，即使在極端險惡無情的環境中，一個人還是有可能不隨波逐流，還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個時代的蘇聯，這些都是太難得了。[page]
奧蘭多．費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語者：斯大林俄國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記錄了許許多多像上面說到的前蘇聯往事。在俄語中，「耳語者」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指出於恐懼和害怕被人偷聽而壓低了聲音(shepchushchii)，第二個意思是指在別人背後竊竊私語地告密(sheptun)。耳語成為斯大林時代日常生活的特徵，整個蘇聯社會都變成了這個或那個意義上的「耳語者」。
《耳語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時代普通蘇聯人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這部歷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構建起來的。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貼藝術」(collage)那樣聚零為整的敘述效果，「把它們放在一起，便可以從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蘇聯公民生活在斯大林專制下的內心世界。」這是《耳語者》與許多關於斯大林統治的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許多歷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現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殺害，而《耳語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統治下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統治下，蘇聯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是什麼?在擁擠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擠在幾個或者甚至一個房間裡，隔牆就能聽到隔壁人說話，這時候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把法律、監視和意識形態控制的觸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所謂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麼?」
成千上萬的普通蘇聯人在斯大林時代沾上了各種各樣的「壞社會關係」，成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們因此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他們一方面覺得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對蘇聯制度有離異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調節，要在蘇聯制度中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許多人儘管家庭成員中有的飽受迫害，自己卻仍然努力進步，爭取入黨、入團。在對待家庭中的「人民敵人」時，普通的蘇聯人在信任他們所愛的人和相信他們所怕的政府之間經受了各種內心掙扎和道德煎熬。他們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統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麼才能保持人的感覺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萬人生活的是怎樣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謊言、友誼和背叛，還是道德妥協和曲意迎合?」
經歷了斯大林恐怖統治的蘇聯，幾乎沒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據保守估計，從斯大林獲得黨領導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約有2500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2500萬人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處的「富農」罪犯，有的成為無數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佔了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蘇聯人口大約是2億)，平均每1.5個家庭就有1個「人民的敵人」。這還不包括在大飢荒和戰爭中喪生的人們。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屬數以千萬計，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恐懼、偽裝和絕望，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現忠誠，爭取按他的意志做蘇聯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整個一個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統治留下的沉默而順從的人民延綿不絕。」塑造一國人民的國民性就像培育一個新物種，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夠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動延續，除非環境因素的劇變為它的再度變化提供了條件。正是這個沉默而順從的「斯大林的人民」成為費格斯口述史想要從中尋找隱秘聲音的對象。費格斯說，他的書談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頁上都閃現著斯大林的幽靈。他寫道，「(這本書)探討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統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義如何滲透到人們的心靈和感情之中，左右著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這本書並不想就此揭開恐怖統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它要解釋的是，警察國家是如何在蘇聯社會中紮下了它的根須，把成百萬的普通人變成恐怖統治的袖手旁觀者或者積極幫凶。斯大林制度綿延不絕的魔力和遺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在於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而在於，用俄國歷史學家米海伊.蓋夫特(Mikhail Gefter)的話來說，‘滲透到我們心靈之中的斯大林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