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政治因素拖延了醫療救援，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說，「中立係重要，但我將中立排在良知後面，良知永遠都係第一。」（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看中國2019年12月19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導）近日，香港《蘋果日報》專訪了一位看似是普通的文職人員，但實質卻是一位老人科專科的醫生馬仲儀。除了醫生頭銜，她還代表著超過6,800位醫生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是在今年6月6日正式擔任會長一職的，孰料反送中運動在三日後正式爆發。至此後的半年，協會多次為了良知、公義、人道等精神價值發聲，不過馬仲儀卻在受訪時再三謙稱自己只是名普通醫生，並沒有做甚麼偉大的事。
馬仲儀表示，自己不是因為有好高尚的情操，亦沒有家人是做醫生的，自己沒有罹患過大病，不是因為認識很多醫生朋友，更沒有立定特別志向說要做醫生。
但似乎是時代選中了她。
社會不公有伏線
馬仲儀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她並未立志要成為名醫，亦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擔任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她只希望能當一名濟世為懷的普通醫生。
2003年沙士（Sars）襲港，剛好是馬仲儀從中大醫學院畢業之年，她說自己是糊里糊塗進入到威爾斯醫院8A病房與瑪嘉烈醫院，當時連口罩都沒有戴，甚至有同學感染上沙士，但所幸自己最終相安無事。她說，「其實當年畢業已經有一個好特別的感覺，社會的情況原來同醫生工作好有關係。」
在沙士後，因為經濟蕭條，公營醫療面臨被削減開支，對同工不同酬、薪酬多年未調整的情況下，大批新晉醫生紛紛選擇轉投私營市場，馬仲儀亦是如此，她在2007年離開醫管局。公院醫生轉投私營市場多為「搵真銀」，可是馬卻是選擇到觀塘區，以及油尖旺區開設診所，數年之間為低下階層懸壺行醫。
馬仲儀說，自己並非家境清貧，而以往對貧苦大眾生活也沒多大認知，直到做私家醫生那幾年，接觸了不少老人家，霎時才大開眼界。馬仲儀幫長者診治頭痛與失眠問題，而這些「老友」更愛與她大談生活狀況，小至婆媳關係，大至中港融合等大議題，
馬說，有老人家講對生活不滿意，只使用醫療券看醫生，因為老人津貼要供養孫兒。因此，貧窮長者的困境，令她開始反思該如何更好的照顧長馬亦表示，如果老人家的生活很拮据，你跟他講要用最好的醫療、最好的營養，他都不會聽你講，因為他沒有那種生活能力。
由於極少醫生會選擇由私營市場重返公立醫院，導致馬仲儀成了異數。馬仲儀在2011年決定要重返公院，接受專科培訓，以便更進一步服務長者。至今，她已經成為老人科及復康科專科醫生。
馬仲儀從長者生活窺看香港社會的一點一滴，亦慢慢讓她向社會踏前一步，發現世間不公乃是環環相扣的。
馬說，這麼多年來香港社會都有一些不公情況，而當她當醫生後去看院舍、在安老服務時間內，基本上是有看到伏線的。數月來的反送中運動，亦是如此。馬仲儀認為，其實社會運動不是一、兩日，亦不是一條送中條例，運動是有一路的伏線，「伏線就係一個不公的地方，亦都有政治上錯誤的考量」，先會有這場運動出現。
社會希望我們來發聲
馬仲儀除了每日工作10小時之外，擔任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的她，還要額外處理協會事務，同時還得與醫管局開會，以及回應傳媒提問，工作壓力可謂臨近報表。只是，她明明只想做個「普通醫生」，為何還願意擔任無糧出的要職呢？
其實，令馬仲儀從「普通醫生」走出來的那個人，正是協會前會長，也就是現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
馬仲儀回憶道，自己是在雨傘運動期間認識陳沛然的，陳鼓勵她參與協會工作，起點則是2015年醫學界政改研討會，也是醫學界第一個有關政治的論壇。
她說，當時社會好大迴響，有好多不同的聲音，沒有人想過會有醫生要為一個政治議題而舉辦論壇。後來，醫委會改革起爭議，馬仲儀也和當時擔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的梁家騮、陳沛然以及醫學會等一起游說立法會議員。
以往醫生協會都只是看著醫生福利事宜，可是當馬仲儀當時見到陳沛然令協會向前進之後，令她瞭解協會對業界及社會是有一定責任與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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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瞭解到，作為一個公營醫療中最大的協會，代表逾6800人數中亦包括公院醫生、衞生署醫生、牙醫等，因此要衝破白色巨塔，走進社區絕對不簡單。
馬認為，因為公共醫療醫生的協會，涉及到好多社會議題，例如輸入海外醫生，慢慢的，社會大眾就會期望要再對公共健康、衞生、民生議題，都應該要有看法、同意。
此外，你不找政治，政治始終都會找上你，說的正是協會於反送中運動裡的角色。
當反送中運動在6月9日103萬人遊行時正式爆發，馬仲儀卻是在6月6日上任會長的，她稱得上是「被時代選中的會長」。對此，馬笑言，自己在過去的五個月中，就像做了兩年的會長，「有些事情是社會希望我們發聲，有些是我們成個內閣、委員會自己覺得應該發聲」，有時候是兩樣事情是有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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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在反送中運動以來多次就事件發表聲明，而馬仲儀則是多次以個人身份出席相關集會發言。在這一次的訪問中，她叮囑記者說內容不代表協會立場。只是，馬仲儀的言論仍然多次引發爭議，其中包括10月1日荃灣「健仔」被近距離槍傷左胸之後，協會曾發聲明譴責警方，隨後引來四個警方職方協會去信，並質疑公共醫療醫生協會聲明是超越了本身的專業範疇，同時是立場偏頗、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以及亂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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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馬仲儀表示，當她發出聲明，翌日就收到不少訊息，對協會聲明表示反對意見。她說，「中立係重要，但我將中立排在良知後面，良知永遠都係第一。」馬接著解釋，「其實以往好有爭議的議題，我們都係為事情的良知去發聲，盡量避免為政治定性去判斷。」但是，馬仲儀亦說道，良知及道德，其實不存在兩面，這個基本上是有很清晰的分野。
「醫護萬人集會」醫生工會會長、前線醫生馬仲儀：譴責警方對中學生開真槍我們有恐懼，但我們沒退縮，因為我們做對了，警員會針對急救員攻擊所為猶如「戰爭罪犯」。
當政治拖延了人道救援
馬仲儀堅定表示，作為醫生，將人道良知放在首位，不會有錯。
其實，醫生將良知放在首位看似理所當然，但是，這個理念擺放在現實中，並非如同教科書式每一次都能夠實踐。
10月1日，當馬仲儀在示威現場進行救援工作時，政府當晚卻出稿將事件定性成「暴動」，導致她不得不從現場撤退。到了歷時13日的理大圍城，警方更宣稱校園內所有人均犯暴動罪，並聲稱「任何逗留、協助暴徒的人會被視為參與暴動」。警方這一次的做法，是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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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仲儀對此表示，無論身處哪裡，只要自己根據規則、守則去做醫療工作，理論上應該不是犯罪，醫生、醫護人員的理解就是這樣，但是理大一事，警方第一次坦蕩蕩把這種話說給你聽。
由於多名醫護人員在理大外被警方逮捕，相關相片即引來極大迴響，而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針》更是刊載一名在場醫生撰寫的文章，他批評警方的做法在文明國家中幾乎是聞所未聞的行為，警方手法違反人道主義。
馬坦白表示，我們醫生當下是沒有心理準備的，普通市民知道我們出來會被人拉，但是醫生沒有心理準備，整個行業都沒有心理準備，所以當時這件事情發生之後，相關相片在行業的每個同事中都引起很大的反響。
馬仲儀對於醫療人員受到波及一事，發表了看法。她認為就一般人類文明來看，無論是否為戰爭衝突，雙方都應該理解醫護人員是中立的，所以應該盡量不去拘捕任何一位醫護人員，亦都盡量不去攻擊任何醫療人員。
當醫護人員後來先後逐批離開了理工大學，直到11月20日最後一批，也就是最後七名義務急救員離開後，有人見到當時校園內仍有人留守，而到後來他們的身體或精神方面亦出現負面影響，故質疑醫護人員放棄了留守理大者，對此一說，馬仲儀表示了不認同，她認為不應該將這個責任歸給義務救護人員，因為責任在於政府，因為香港是有健全的醫療系統，每個市民都是受醫管局服務、去保護的。
馬仲儀亦認為，政治不能重於醫療，這事絕對不該在香港發生。可是，偏偏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生們不敢再進入校園救援；因為政治考量，導致醫管局曾經拒絕派遣救援隊進入；因為政治考量，導致有留守的傷者無法得到治療。
馬表示，「醫療最嚴重真空期是星期一（11月18日）凌晨至早上」，她說，當時好多受傷的人，一直有激烈的衝突，但裡面應該是沒有醫生的，只有義務護士。
馬仲儀更透露，協會曾經與前線醫生聯盟，以及其他組織達成共識，並於11月18日早上致電醫管局，要求醫管局派遣救援隊進入校內照顧傷者，可惜事與願違。因為，醫管局高層對他們表示，政府定性理大是一個暴動地方、不安全地方，所以他們就不可以進去。」
馬仲儀對醫管局的回覆感到不解，她坦言提及地震、風災的救援，也都不是安全的，但是她相信大家都不會不去，而理大亦不是一個安全地方，一起進不進去，應該不是重點。
那麼真正的原因是甚麼？馬仲儀直言，是政治問題阻延了救援，落後國家因為沒有醫療人員、設施設備，這原因阻延通常無話好說，但是香港可笑的是，一些人被曬在旁邊，伊利沙伯醫院去到理大要10分鐘，怎麼中間就沒有阻延呢？
馬仲儀：我不偉大
眼見警民雙方武力不斷升級，先後有人在反送中運動中傷亡、自殺。作為醫生的馬仲儀，面對無數生死，最看重的仍是生死。
馬表示，如果是仇恨情緒，就很容易走錯路，生命同身體的損耗，有時沒得返轉頭，那怕這個是你自己的生命和身體，還是周遭人的生命和身體……參與這場運動是因為有理念要去達成，這個理念是有道德的考量，要記住每做一件事是為做這個理念。
馬仲儀和許多醫護人員，之所以選擇在這場運動中發聲，以至參與前線救援，都不過是出自於一個很簡單的理念：良知。
只是，馬仲儀再三強調，千萬別將她寫得太偉大、太前線。她不同意自己被稱為「企出嚟」（走出來），她說如果這樣就被稱為「企出嚟」，就實在是貶低真正走到前線抗爭的人。馬仲儀強調，自己擔當不起「企出嚟」這三個字。
說到最後，馬仲儀這位醫生只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她謙虛地表示，自己沒有做過一些轟烈偉大的事情，不過政治上有自己的立場，亦都有就她自己的立場，作出她認為應該可以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