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正步入自設陷阱!(ANTHONY WALLACE/AFP/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9年12月31日訊】江胡時代的官場運轉機制靠「錢老爺」催動，反腐運動之後官場出現全面怠政，如今「經濟督戰隊」上場，標誌著「病急亂投醫」。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問世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一、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之源：腐敗
我十天前在本網站(編註：自由亞洲電臺）上發表的《中共四十年改革成共產黨資本主義》一文，分析了改革年代中共如何把斯大林模式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提到，這套制度活到二十歲時就出現了明顯的衰老跡象。現在我將進一步分析，共產黨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從何而來，以及這樣的「生命力」如何把共產黨資本主義導向未老先衰。
中共的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2019年3月29日刊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南海與官僚體系的無休戰爭》。這個標題意味深長，江胡時代中共官場與高層的那種和諧關係顯然已一去不復返了。此文還提到，「政權之安定與整個吏治的環境唇齒相依」。可見，當局對官員們的離心離德一清二楚。官媒也曾寫道：如果將中國經濟比作一個公司，中共就等同於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由於對高利潤的業務調整，同時得罪了股東（各家銀行）和部門經理（地方官員），於是股東們不願意增加投資，部門經理在那裡明哲保身、陽奉陰違、消極怠工，結果連累得公司業績連年下降。
中共改革後的制度曾經一度展現出相當的「活力」，在引進外資和推動房地產開發方面營造出短期的經濟繁榮。因此中共覺得，它已經找到了振興、崛起的道路，甚至飄飄然地以為，這樣的「中國模式」可以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中共領導層從來沒有意識到，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就隱藏在它那獨特的「生命力」當中，那就是，各級官員近乎瘋狂的「發展經濟」之舉，是靠腐敗的瘋狂動力來點燃的，而全面廣泛的腐敗最終必然把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送進死胡同。
許多人對中共官場普遍腐敗的認知，一般都聚焦在官員品行和「上行下效」這些方面，很少會從中共改革開放制度運行的角度去做深入思考。上世紀末國內有學者曾經鼓吹，「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這樣講當然是為改革中普遍的腐敗化妝遮掩。實際上，腐敗不是中共「改革」的「潤滑劑」，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下官場得以運轉的唯一「燃料」。
二、中共集權體制官員驅動機制的歷史演變：從政治恐懼到「財欲」驅動
共產黨的集權體制主要靠自上而下的黨政系統來運作，而對官員的驅動機制起著關鍵性作用，如何讓官員們為貫徹高層的意志而拚命執行，決定了這個集權體制能否有效運轉。之所以要分析這個問題，因為它與本文後面要談的中央最近推出官場「經濟督戰隊」有密切關係。
在毛時代，官員的驅動機制主要靠兩個因素構成：其一是對毛的盲目崇拜，因此產生了唯命是從；而另一個因素更重要，那就是對政治打擊的恐懼，這屬於逆向驅動。在政治高壓下，任何官員敢於違背上級意圖，就可能受到殘酷的政治打擊而一敗塗地。因此，害怕「跟不上」而遭到批判，是毛澤東號令天下無所阻的根本原因，官員們唯恐「跟不上」，而絕不敢「反著來」或怠工。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套驅動機制不靈了，官員們是否積極執行改革政策，主要靠建立在對改革認知基礎上的自我意願。趙紫陽推動的經濟改革政策，主要不是靠強迫行政命令，而是靠講道理。於是，官場和國有企業界各種態度都有，「想幹才幹，不想幹就旁邊呆著看」。在那個年代，對推行改革政策，有的人積極，有的人反感，更多的人是「上面推一推，下面動一動」；積極改革的，未必都提拔，消極改革的，也不見得必定被懲罰。因此，80年代在官場上從未出現過改革「狂潮」。
而從九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基本形成，官員驅動機制主要不再依靠官員的自我意願，更不是政治打擊，而是官員們的財欲。高層通過「搞活」、「開放」、「改制（私有化）」等等政策，為官員們打開了允許撈錢的大門；只要有利於GDP，官員們敢想敢撈，都「寬而不究」。這樣，以寬縱腐敗來推動改革開放，就成了江胡時代的隱形國策。用官員們的財欲來驅動官員們為集權體制效力，只有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套制度才會施行，這就是「中國模式」一時繁榮的實質。
無論是吸引外資，還是開發房地產，集權國家比民主國家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因此也能取得速效。在集權體制下，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資和開發房地產政策推行起來既迅速又高效，原因是，外企的地方政策如「橡皮筋」，而土地又是官有（名義上的國有），背後就意味著敢「撈」的官員們憑藉權力便可財源滾滾。與此同時，官員們的腐敗不受民意監督，又得到司法系統保護，索賄收賄便成為「改革開放」的「新常態」。進入這種狀態之後，引進外資和開發房地產已經不需要高層強力推動了，經濟發展有了官場的自發驅動力；官員們為了滿足個人財欲而迸發出立項撈錢的無窮幹勁，當然，強制拆遷自然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了。
就這樣，「發展（發橫財）是硬道理」成了江胡時代的官場「旗幟」，官員們貪腐的瘋狂推動了盲目的經濟發展，雖然造就了十年出口景氣和十年房地產景氣，但也必然縮短繁榮的時限；最後，出口狂潮遇到美國的次貸危機而一度熄火，又因美中經貿談判而最後碰壁，房地產熱潮則因製造出危險的房地產泡沫而嘎然中止。於是，經濟繁榮被經濟下行所取代。
三、貪官們的資產外逃撼動中共的經濟根基
單純的臨經濟下行並不會立刻動搖共產黨資本主義的體制架構，而官員們必然的資產外逃行動卻直接撼動著中共的經濟根基。對貪官來說，他們其實始終缺乏安全感，最大的恐懼來自官場同事，因為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是常態，而同僚們的妒忌也構成威脅，只要有同僚寫匿名信，貪官們就害怕被抓。為此，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官場上就流行一句為官訣竅，「吐出一半，上送三級」。大意是，上級官員對下級能撈多少，心中大體有數，要想獲得保護傘，就必須捨得「吐出」撈來的錢財之一半，送給上面三級的領導，這樣即便有人和自己「過不去」，也能基本上平安無事。與此對應的還有一句，「專打兩種人，擋路的、吝嗇鬼」。「擋路的」指自己不「撈」，但同僚們覺得「壞了規矩」，「財路」被擋，就要找機會整他；「吝嗇鬼」指的是捨不得「吐出一半」的人，遇到麻煩了沒人出力保他。
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新的機會應運而生。官員們發現，其實最安全的藏匿資產的地方不是身邊，而是海外，而眾多幫助國內的人到離岸金融中心註冊公司、申請護照、開戶存錢、轉移資產的公司服務週到，於是，像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薩摩亞、毛里求斯、巴貝多、百慕大、巴哈馬群島、文萊和馬歇爾群島等小島國就成了貪官們的「天堂」。他們可以足不出國，卻把大筆資產轉移到中紀委摸不著的地方。於是，「撈錢」之後再把資財轉往境外，成了從權貴到基層小吏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不少官員把錢財轉出去的同時安排親屬子女出國，自己也獲得外國居留權甚至外國護照，然後在發達國家購房置產，準備在官場到齡退休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
紅色精英當中普遍的移民傾向（至少弄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是紅色精英「異族化」，即貪官中移民族猛增。其二是他們的國內行為「佔領軍化」，他們不再關心自己「撈錢」的這塊土地未來命運如何，「撈足以後哪怕洪水滔天」。因為有了隨時「撤出」的可能，貪官們「撈」起錢來更加肆無忌憚、心狠手辣，毫無顧忌，而往境外轉錢的手筆也越來越大。
但是，對中共掌權者來說，官員們斂聚了巨額財富，又競相把資產轉移國外，就掏空了紅色政權的經濟基礎，直接衝擊外匯儲備。2014年6月中共的外匯儲備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接近四萬億美元；在接下來的兩年半里，外匯儲備突然跌到三萬億美元這個中共官方確定的外匯儲備最低「警戒線」。短期內將近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流失，就是官員們發現國內反腐風緊、加快往境外轉移資產的結果，而他們的這一集體行動讓掌權的中共高層直接感受到了「異族化」 紅色精英們對其政權的威脅。
四、反腐後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失靈
習近平上臺後發動的反腐運動有多重動因，而上述現象是其考量之一。然而，習近平沒料到的是，反腐運動動搖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的驅動機制。江胡時代官場上追求「發展（撈錢）」的那股來自官員們的動力之所以「源源不斷」，關鍵在於寬縱腐敗；習時代改用反腐政策，規定了種種「規矩」，中紀委大刀闊斧地打擊貪官，再加上控制護照、限制轉出外匯等輔助措施，一下子既斷了官員們的錢財來路，也斷了他們手中錢財的去路，甚至還斷了他們今後去國外安享「幸福」晚年的退路。於是維持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活力」的「燃料」消失了，官員們開始消極怠工。「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一個連高層也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在集權體制下，推動經濟的主要方法是，各級官員運用高層提供的政策工具，設法在各地營造經濟增長的機會。在江胡時代各級官員們曾經「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管後效該如何評價，至少產生了某種短期效果。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增長放慢的「新常態」，當局賴以克服經濟困難的主要辦法仍然是指望各級政府努力想辦法，找出擺脫困境的各種策略來。然而，與高層的期待相反，和經濟下行同步出現的是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這種新模式大致有三個特點，「靜觀」、「惰怠」、「胡幹」。所謂「靜觀」，就是對經濟形勢惡化無動於衷，等著看笑話，看你們上面怎麼辦；所謂「惰怠」，就是懶得出力，本著少干少錯的宗旨，坐著不動，上面反正不能因此撤職查辦；所謂「胡幹」，就是單純按照上面的指示精神，簡單模仿，不顧經濟社會效果是好是壞，上面的要求已經執行過了，至於有沒有用，是否做過了頭，那就不在乎了。
對中共高層來說，官員們的新「行為模式」構成了當局的政治風險，其要害不僅僅在於挽救經濟的意圖難以落實；更重要的是，官場上的這種新「行為模式」標誌著，官員們有了「二心」，與高層的關係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變成了「上下異心、軟磨硬泡」。在江胡時代，官場堪稱是為官者的「蜜月」：舉國之域，盡為「龍潭」，「九龍治水」，一「龍」一「潭」；各顯神通，化權為財，上下分肥，彼此相安；「各取所需」，遍地貪官，斂財無數，全球驚駭。在前蘇聯和鄧時代，官場腐敗主要表現為特權消費、受賄（現金、貴金屬、古董、藝術品）等；而一旦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形成，全面腐敗的量級就起飛了，原因是，官員們可以獲取並持有企業產權、金融資產、房地產等，還可將國內財富轉移到境外投資。
一旦官員們通過腐敗而成了資本家，他們的斂財目標就變得「無窮大」；而掙業績陞官就不再是唯一的仕途指南，陞官可能成了提升個人安全係數的途徑。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提拔起來的官場混混們不會終日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相反，他們會想盡辦法推動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政績，也因為這是斂財的主要途徑。
現在官員們的「二心」究從何來？主要是由於官場全面對高層的反腐行動極度不滿，因此出現了耳語詆毀和消極怠工。他們的這種不滿和對江胡時代的懷念，是對過去高層實施的「用腐敗換合作」的官場管理方針非常懷念，而對過去幾年來高層的「用反腐逼合作」百般牴觸。這種官場情緒的本質是熱愛腐敗而不可得所表現出來的反彈。其不滿，首先是因為失去了安全感，許多官員都處在漏網之後終日驚心的恐懼之中；其次是財路被堵，也失去了奢靡荒淫的生活「樂趣」；最後是斷了退路，海外房產、海外金融資產以及逍遙自在的海外晚年生活，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幻夢，多年心血，化為泡影。「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自然就有了「二心」。但官員們並非嚮往政治民主；他們知道，民主化同樣會反腐，也可能是他們的死期，他們所真正盼望的是終結目前這種官場與高層的關係。
五、「經濟督戰隊」：最後的無效手段
據官媒報導，中共高層現在認為，江胡時代實行的GDP考核機制、個人條線與腐敗化的官員晉升機制，以及土地財政的財富激勵機制，今後要「打斷」。官媒則相應表示，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已經站在了各級官員的背後；在習近平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動員令」的同時，「督戰隊」將通過「胡蘿蔔+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經濟督戰隊」是北京的最新發明，在共產黨國家的歷史上也是一項創新。它標誌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前20年的那種官員們為財欲自勵的官場運轉機制失靈了，而毛時代那種靠個人崇拜加政治恐懼的運轉機制也無法再造。那麼，能否發明出一種與這前兩種機制不同的辦法來呢？最近當局為官員們加了薪，但那只是「胡蘿蔔渣」，與貪腐撈錢相比，實在小得可憐，效用不彰；「經濟督戰隊」只能主要靠「大棒」，逼著官員拼經濟。
在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統治者不需要督戰隊，政治壓力讓官員們乖乖地順從，沒有督戰隊，他們也爭先恐後地按照上面的意思往前衝，生怕自己落後了會被整。現在，「經濟督戰隊」自身遇到了難題，經濟基本面的問題不是「上戰場殺敵」，官員們不上心不出力，卻可以找出一萬條客觀理由來搪塞，「督戰隊」面對幾百萬惰怠的經濟官僚，「大棒」也打不出「政績」。
集權體制抓經濟只有兩套體制、兩套路子。毛時代是一套，江胡時代是另一套。前一套已被拋棄，不堪再用；後一套曾經靠「錢老爺」當「督戰隊」，那一套現在也不靈了；當前用中紀委來代替「錢老爺」，這樣的「督戰隊」畢竟只能督，而無法取經濟官僚們而代之。中紀委的「督戰隊」只能管到省部級，省以下的督戰隊還得靠各級黨政部門自己安排，「下管一級」，讓怠政的中層官員督戰怠政的下級官員，彼此心照不宣，很自然就是走過場。況且，督戰屬於臨時性措施，沒法當作長期性制度。如果天天督戰，月月督戰，年年督戰，必然師老兵疲，督戰隊自己也會怠政。對「經濟督戰隊」來說，最難的是沒有執法的尺度，戰場上是退下來就槍斃，抓經濟，怎樣才算「退下來」、該執行「戰場紀律」？因為「經濟大氣候」不好而「想不出好點子」，是否都得「正法」？說到底，這是病急亂投醫。
經濟下行本身反映出過去二十年盲目發展的「短壽」，而「經濟督戰隊」的出場，則意味著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下官場運轉機制的「未老先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