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於2018年10月24日參觀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大屠殺紀念館，背景是在納粹大屠殺中遇難的受害者們的照片。（圖片來源：GALI TIBB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4月21日訊】王岐山前些年主管反腐時，他在中共高層中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曾引發外界不少好奇和聯想。現在看來，王岐山之所以這樣做，很可能是出於以下幾點原因。
王岐山推薦此書的原因
首先，中共十八大前後，中國民間群體抗爭事件頻頻爆發，從規模到數量都呈快速上升趨勢，中共高層緊迫的感受到了中共製度處在險境中，他們害怕一場大革命正在快速到來。
再一個，王岐山當時主導反腐，他也是在告訴黨內。反腐，也是為了避免大革命到來。因為當時「悶聲發大財」是黨內的默認共識，高層和黨內對反腐有普遍的不滿。王岐山推薦這本書，是在告訴他們，如果大革命到來，船翻了大家一起都要完蛋。那麼與一起完蛋的結局相比，拿下一些黨內「同志」，堵住一些人的財路就不那麼難以接受了。
當然，反腐還有另一個目的，就是為習近平鞏固權力掃清政敵。隨著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鞏固了自己的權力，王岐山的反腐也結束了。但這並不是《舊制度與大革命》對習近平、王岐山的影響結束。
當局避免大革命的思路
大革命是每一位當權者都為之恐懼的事，那麼在權力鞏固後，習近平、王岐山等對避免大革命採取了什麼思路呢？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的一個論點是，在革命來臨之前，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而「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當某些之前制度不合理的部分廢除時，人們對制度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
習近平、王岐山可能從這裡「吸取了反面教訓」。人們曾經寄希望於習近平在鞏固權力後，會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使中國靠攏普世價值。但現實中發生的卻是相反，改革並沒有發生，當局反而強調要「有定力」，強調「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另一個原因是法國18世紀出現的哲學，這種新出現的意識形態是反傳統宗教、反傳統習俗的。18世紀法國出現的那些哲學家、作家成了「國家的首要政治家」，他們的思想深入大眾，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就連貴族也把這當成了學問上的精神娛樂，接受和相信這種反傳統習俗的新興哲學。
幾十年的時間裏，這種哲學已經為1789年到來的法國大革命完成了輿論和思想準備。托克維爾認為在對待思想問題上，舊制度既不夠專制，也不夠自由。不夠專制使得各種非法出版物到後來幾乎不受阻礙地傳播。不夠自由又使得各種攻擊政府和王室的文字找到了靶子，其言辭的激烈程度有增無減。
而在對待反宗教的問題上，權威機構行動不力，消極被動，甚至合謀串通，它出版了所有手稿，使所有反宗教出版物流傳開來。
北京當局可能也是從這裡也吸取了「反面教訓」，所以近年來北京高壓打壓言論自由、迫害人權律師、迫害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從而死保中共意識形態。
做法為何無效？
那麼，這樣做的後果，達到了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當初的預想了嗎？現任當局是權力穩固、高枕無憂了嗎？
我們看到現實中發生的，和這種預期正好相反，幾十年不遇、百年不遇的灰犀牛和黑天鵝事件頻頻到來，現當局可以說是焦頭爛額。而這場因中共而爆發的瘟疫，禍及世界，所造成的嚴重事態還在發展中，後果已經對中共非常不利。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當前中國面臨的不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問題，而是「惡制度與大淘汰」的問題。當權者並不需要從托克維爾的分析裡去找保住權力的秘訣，因為在中國文化中就有答案。
中華文明中一直認為道德和善惡從根本上決定著國家和個人的命運，這也是中國文化中的基本要素。
整個20世紀，日本、德國、前蘇聯等的命運，也都演繹和證實了這個規律：不尊重生命的邪惡政權就是命不久長，儘管在其走入墳墓的那一刻到來之前，它們都曾經強大。
而中共對信仰團體的群體滅絕，甚至活摘販賣民眾器官，已經到了邪惡的極致，中共已經用它的惡行，在未來的史書裡寫清楚了它滅亡的原因。
上天滅亡一個邪惡政權和集團的方式，不一定是大革命，很可能是人們之前想不到的方式，再好的打算也會失算，邪惡政權和集團被淘汰的命運逃無可逃。
如果非要從托克維爾上面所論述的方面吸取正面教訓的話，那就是：
首先，中共體制的確無法改革，哪怕是漸進式的，所以為了避免為其陪葬，唯一的選項就是快速終結它。
再者，法國大革命之所以那麼血腥、暴力，正是因為其所信奉的反宗教、反傳統的哲學，使人們靈魂空空蕩蕩，行為就像是精神失常。要避免這一點，就要恢復傳統信仰和文化，發揚那種推崇原諒寬容、尊重生命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