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0年5月25日訊】1978年的改開之前，曹德旺和父親偷偷摸摸的做小生意，販賣水果和菸草，結果被抓了現行，連自行車都被沒收了，一家人生活艱難困頓。
1978年以後的曹德旺，辦企業成為了玻璃大王，後來還去美國開了廠。
自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為什麼能夠騰飛？無數人為什麼能夠像曹德旺一樣脫貧致富？是因為我們突然掌握了什麼高科技嗎？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一場工業革命嗎？
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把交易的自由歸還給了人們，人們的自由增加了。以前你做生意是投機倒把違法犯罪，改開後你做生意是令人尊敬的萬元戶、致富帶頭人、民營企業家。
激勵機制變了。
激勵機制，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決定了生產力的高低。就像經濟學家《財富的邏輯》一書封面上的那句話——「制度的品質，決定財富創造力的大小」。具體來說，就是自由的多寡，決定了生產力的大小。如果賣一筐水果都是一種違法行為，誰會像褚時健那樣承包千畝果園，整日研究如何種出最好吃的橙子？
交易的自由程度，決定了生產的規模；而生產的規模，決定了技術的引進和創新。
一
許多人喜歡用工業革命來證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奧地利經濟學派掌門人米塞斯並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人的行為》一書中，他這樣說：通常所謂的「工業革命」，正是由古典經濟學家的學說引起的意識革命的一個產物。生產技術手段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而來的財富與福利的增加，只有通過實施那些體現經濟學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無論是中國80年代後的經濟騰飛，還是美國早期的經濟騰飛，都不是因為突然取得了科學技術上的革命，而是經濟自由的結果。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上的成功，恰恰是發生在走出計畫經濟制度框框的過程中，而且是每當離計畫經濟、行政管制遠一點，經濟發展就快一點。也就是說，自由每增加一點，生產力就提高一些。
美國經濟史學家約翰·S·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講述了美國經濟起飛的「秘密」：美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所以它不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存在很多阻礙經濟自由發展的壁壘。例如，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夜，有無數的特權規定，國王和貴族可以肆意對城鎮徵收賦稅，一袋貨物從里昂運送到馬賽的路上會被徵收50多種稅賦。而美國卻完全不同，在同一個時代，州和州之間沒有任何貿易壁壘，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這是美國經濟起飛的秘密。
二
科技的進步並不一定帶來生產力的提高。比如說曾經的蘇聯，衛星可以上天，軍事遙遙領先，鋼鐵產量令人矚目。但是人們買麵包時依然要排長隊，國營商店裡供給匱乏。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葉利欽在訪問德克薩斯一家超市時，看到一排又一排貨架上整齊擺放著的應有盡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貨，他感到震驚又壓抑。
這種震驚，這種生產力的天壤之別，顯然不是因為科技的差距。同樣的，相信也沒有人會認為，南韓和北韓生產力的天壤之別，是因為科技水平的差異。
三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產品、新技術、新知識誕生，但這些創新會不會提高生產力，需要市場來驗證。
樊登在講《低風險創業》一書時就舉過一個例子：有一次他們一幫投資人坐在一起，聽一個創業者講他的項目，創業者認為人們上廁所時屎掉在水中濺起水花到屁股上會很尷尬，所以他們通過科技創新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固然是一種科技方面的進步，但它並不能提高生產力。因為市場不需要這種科技，相反，這種科技創新只是對資源的浪費。
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自由的增加，也能帶來生產力的提升。比如說，以前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電影、出版等行業，門檻放開後，生產力馬上就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各種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的文藝作品源源不斷的湧現。
再比如說，從閉關鎖國到自由貿易，也馬上能帶來生產力的提升。這不是因為科技進步了，而是因為需求增加了。當一個國家的各種貨物可以賣到全世界，人們當然會擴大生產，想方設法提高生產力。比如提高工資獎金，改變管理方式，而不一定是通過科技創新的形式。
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還容易引起我們的誤解，讓人們更關注「生產」而不是「交易」，更關注技術層面的引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不是制度層面的思考。
這是一種本末倒置，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同樣的科技，同樣的生產設備，在晚清的國營企業那裡和在私營企業那裡，在官僚和企業家手中，發揮出來的生產力是截然不同的：一種是腐敗和浪費，另一種卻可以為社會源源不斷的創造財富。
盲目的學習科學技術，有時候造成的結果不是生產力的提高，而是社會的毀滅。19世紀的德國就非常善於學習新技術，在國家力量的主導下迅速完成了工業化，但後來卻走上了戰爭與毀滅的道路。
科學技術沒有轉化為創造國民財富的能力，反而毀滅了國民財富。
在微觀層面，一家企業的成功，不可能只是通過技術領先而達到，否則還要銷售部門幹什麼。有一幫技術大神就夠了，也不需要喬布斯這樣的人。
同樣，人類經濟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也不可能單純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達到。
最根本的永遠是：對經濟自由的尊重與維護——自由才是第一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