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彪墜機涉事飛機相似的另一架三叉戟客機。（圖片來源：wiki/CC BY 3.0）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東部的天空十分平靜，半個月亮把白光灑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縷縷的雲在黑夜的天空中飄過。如往常一樣，杜卡嘉汶･丹吉德瑪（Dugarjavyn Dunjidmaa）守衛著一處炸藥庫，她凝視著一公里外產熒石礦的小城市貝爾赫（Bekh）的方向。突然，發動機的嗡嗡聲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邊，同樣的聲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納瓦盧桑吉索若爾（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憶說：「我聽到有像汽車發動機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我提起槍跑了出去。」
很快飛機就進入了人們視野。回憶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瑪說：「我看到它墜落時尾部著火。」她現在仍住在貝爾赫她的毛氈帳篷裡。索若爾也說她看到飛機上有三處著火，她衝回辦公室，打電話報告了上級。丹吉德瑪還說：「從我的位置可以追蹤到那架飛機，直到它墜毀。」
這兩個女人當時並不知道，她們正好見證了一段歷史。那架失事的飛機來自中國，由於迄今為止還不清楚的原因，它墜毀於蒙古境內一百多公里處，機上人員全部罹難。自此以後，全世界的外交官與中國問題專家們一直在探討機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聖。
林彪死亡驚人內幕
數月後，中國政府宣布了一個令人奇怪的解釋。北京方面說：死者中有林彪元帥，他是毛澤東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認為是中國最傑出的軍事指揮家。同機的還有葉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員；還有他們的兒子林立果。這三人據說是帶著他們的所有機密叛逃蘇聯——中國當時最大的敵人與蒙古的保護國。
但這一解釋是真實的嗎？去年5月，我乘軍用吉普車從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出發，去探尋究竟。六個多月之後，我對林彪事件的調查範圍遠遠超出了飛機的失事地點。調查結束於臺灣。但這之前我還曲道去了莫斯科、紐約、洛杉磯，然後回國。我盡力解決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這次飛機失事中的罹難者。更吸引人的是，我發現收集到的證據說明冷漠而且謎一般的人物——林彪是個複雜的人物，遠不只是簡單的毛澤東的激進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馬，假如他繼承了毛澤東的地位，他將準備轉而效忠共產黨最凶惡的敵人——臺灣的國民黨。如果這樣，無疑會改變中國的歷史。
要考察林同國民黨人的關係，我們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進入了廣州附近著名的黃埔軍校。這裡的許多畢業生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主導了中國的軍事階層。其中許多人追隨了黃埔校長——蔣介石，後來的國民黨領袖及中華民國總統。另一些人則聽命於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後來的中共總理周恩來。即使許多人自始至終都處於對立的陣營中，作為這一精英團體的黃埔畢業生們總有一種特殊的校友關係。臺灣一位學者說；「那個時代，黃埔學生以救國為己任，不考慮個人得失，他們是很忠誠的。」
雖然林彪一直跟隨著共產黨，但他仍對蔣校長保有一種作為學生的尊敬。大陸一位歷史學家回憶說：二戰結束時，林彪陪同周恩來前往陪都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他們二人被請進一個房間，蔣介石坐在那裡等他們。出於對前校長的尊重，那時已是一赫赫戰將的林彪在會見中一直站著。
林彪與毛澤東矛盾的種子在較早的時候就種下了。林的第一次名聲雀起是帶領他的隊伍於1937年在平型關成功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雖然他的勝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軍的前進，但卻鼓舞了全國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氣。毛澤東事後稱讚了林彪的這次行動。但蘇聯一位很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德魯森（L･P･Delusin）博士卻認為，林彪這次行動事先沒有得到毛的同意。當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療戰傷與肺結核時，毛把這次遠行實際變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據說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代表，林彪到達蘇聯時貧病交加，且沒有官方證明。德魯森說：「當他會見共產國際官員時，他甚至沒有靴子，一個中國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給他。這看上去像是毛澤東在故意貶低林彪。」
在莫斯科時，林彪為蘇聯領導人寫了一份報告，說明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態度。「他對毛澤東的政策頗有微辭。」
德魯森說，他看過這份報告。這有助於解釋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版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發表在共產國際宣傳刊物《共產國際》上。美國的林彪問題專家托馬斯羅賓遜（Tomas W･Robinson）判斷說，這篇文章的風格與內容脫胎於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這一文章稱讚蔣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國統一陣線（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奇怪的是該文全未提及毛澤東。事實上，1936年的西安事變兩位將領因蔣不願與共產黨聯合抗日而綁架了蔣介石之後，蔣才極其勉強地與毛澤東聯合。林彪日漸增長的對毛的覺醒導致了他的第一次與國民黨人的秘密接觸。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與國民黨情報機關接頭。國民黨人安排他們的情報局副局長鄭介民與林會見。根據鄭關於他們重慶會談的報告，林彪表示願意留在共產黨內，並為國民黨「在將來起一些作用」。
這一資料來自臺北淡江大學政治與軍事事務專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說鄭林會見數年以後，蔣介石的最親近的顧問之一陶希聖（陶死於1989年）告訴了他這件事。李說：「我相信陶，因為他看到了第一手資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沒有必要編造此事。」
根據李的說法，林彪又一次批評了毛的領導風格，把他描述為幾乎是個偏執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訴鄭：「當毛派某人去前線，他一定要派另一個人在後面監視他。」蔣對林提供的消息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以後，內戰開始，林被派往東北。他可能認為他的前校長不信任他——這一觀點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黃埔上下鋪室友，後來的國民黨國防部長告訴李的。李也從其他黃埔校友處得到這一消息。李子弋接著說：「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時——比如權力，他才會回來的。」
如果林對共產黨領袖的指揮產生疑慮，他不會允許他們在戰場上干涉他的軍事行動。羅賓遜指出林是如何指揮他的軍隊在東北數個重大戰役中打垮了國民黨軍隊，從而得到了幾近「戰無不勝」的名聲。但是1949年以後，林的事業道路卻因政治狀況與身體多病而受阻。他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當1959年國防部長彭德懷因反對為工業化而搞的大躍進運動遭毛澤東清洗之後，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為國防部長，林對在軍隊中樹立對毛主義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貢獻。1961年，他教導人民解放軍學習毛澤東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語錄「紅寶書」事實上就是林的發明，並且還有林寫的前言。因為這些行動與以後的講話，林在國內外贏得了激進左派份子的名聲。1966年毛放手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林的地位由於他的權力對手被一個一個地排除而日益強固。到1969年時，這位元帥不僅是黨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憲法規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幾乎全部軍方要職，佔據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後統治中國。
美國和歐洲的歷史學者一般認為，林更願意與莫斯科保有親密的聯繫，而非是與華盛頓，如果中國不得不選擇其一的話。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帶給臺灣國民黨政府最高層的不是焦慮，而是興奮。理由是：在文革爆發後不久，林在給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對蔣介石的擁護。
在這一交往中的關鍵人物是張式琦（Chang Shih－chi），臺灣1978年至1983年的情報局主任。張現年七十四歲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磯。他在1966年掌管國民黨軍統（或稱「J2」）。他說，在1966年11月，一位來自大陸的信使蕭正義（Xiao Zhengyi）親手把一封信交給一個住在香港的國民黨前後勤司令周由（Chou You）。蕭告訴周這封信是林彪和陶鑄寫的，陶當時是政治局中的第四號人物，但面臨被打倒的危險。周的兒子，一個國民黨官員，將此信交給了張式琦。張很滿意此信的衷心，便將它交給了蔣介石的兒子——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蔣經國把信交給了他的父親蔣介石。
信裡寫了些什麼呢？信只有簡單的兩頁，開始是呼籲尋求幫助，然後是微妙地表達政治的忠誠。信中說：「請給我們一些指示。」林彪與陶鑄聲稱他們的地位「危險而不確定」。他們把毛澤東描述為一個「疑心重而嫉妒心強的主人」，其行為「狡詐」且「難以預料」。結尾處，作者向蔣介石轉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如果我們有機會使我們獲得自由，或者我們不必為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而負責，我們願（向蔣）從心底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以張的理解，這層意思很簡單，」他們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並不十分有希望。於是他們試圖建立某種聯繫。他們企圖站到臺灣一邊。」信的詳細內容於1988年在臺灣發表，但沒有引起廣泛注意。
試圖說服國民黨領導者關於此次秘密聯絡真實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蕭、周與張本人都是黃埔畢業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軍校中的綽號。J2前頭目張式琦說，經過周密討論，最高統帥決定寫封回信。張告訴周要寫什麼，回信轉交給蕭，而蕭於1967年1月回大陸。蕭從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這次不是由人傳遞。信使說，上次通過人傳遞國民黨回信太危險了，但林已知信的內容了，蕭並且說：「林的想法還和以前一樣。」
張說他把國民黨回覆的核心內容總結成三點：「第一，我們向他表示他是受歡迎的。」這個前特務頭子回憶說，「第二，我們願意幫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後），我們想逐漸發展這一關係。我們想盡最快的速度給林回信，因那時陶鑄已經被打倒了。」事實上，陶1967年1月倒臺，據報兩年後在醫院死於未經治療的癌症。
就張式琦所知，從大陸來的消息停止了。但國民黨仍然相信他們在北京政府最高層裡有一個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間我們確信林已決定反對毛，」張說。「那封信後，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動都被密切的關注。所有他的（激進）講話，所有他幹的事情都為了一個目的——贏得毛的信任。」
蕭正義從上海寄信之後就消失了，周也於1968年死於香港。另一位確認此信息交往這件事的人是高龍（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國屬地的主要負責人，現居住在臺北。高說他幫助證實了原信並傳送了回信。「我們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龍說。這一秘密過程非常複雜，因為「每一部分都緊緊相連。因為保安措施嚴密，此事不可能輕易傳出去。」高說對於臺北回覆內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認為信中一定告訴林彪，國民黨會原諒他捲入共產黨的活動。高回憶那封信時說：「最重要的事是反對毛，並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與毛正在度著蜜月般的時期。為什麼他還要冒種種危險寫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權傾一時的陶鑄被打倒，陶是中國南方黨的負責人，也是林的盟友。這表明了在動盪的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誰的地位是穩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寫信給他的妻子江青，表達了他對林一篇關於政變的講話的不滿，毛懷疑林的忠誠。雖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後才發表，中國官方已經承認此信曾由周恩來轉交給陶鑄去複印。如果是這樣，陶一定會提醒林。
紅衛兵製造的無情破壞以及遍及全國的混亂也許已震驚了林。作為一個強烈的愛國者，他帶著使中國統一與強大的夢想參加革命，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憤怒。林此時也許已決定取毛而代之的時機已經到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