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的高階華裔智囊 親歷文革 對華政策推手(圖)

國務卿邁克-蓬佩奧說，出生於中國的邁爾斯-余是「我的團隊的核心部分，就如何確保我們在面對[中共]的挑戰時保護美國人和保障我們的自由向我提出建議」。（圖片來源：美國國務院/公有領域)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20年7月8日訊】(編註：本文為GNews的CharlesS編譯的「From Mao's China to Foggy Bottom: Miles Yu a key player in new approach to Beijing（刊登於The Washington Times《華盛頓時報》），講述美國國務院高級華裔顧問余茂春先生的故事。在過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特朗普)政府內強大的幕後力量。）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從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國到迷霧般的真相：余茂春是重新瞭解北京的關鍵人物

余茂春（Miles Yu）在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時期開始了在中共國農村的生活。當時紅衛兵狂熱分子在全國串聯，搗毀並消滅了該國所有的傳統文化和資本主義痕跡。如今，他是國務卿邁克．彭佩奧（Mike Pompeo）的首席中共國政策和規劃顧問，是那些位於國務院七樓充滿傳奇的政策規劃人士的重要一員，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頂層人物，距彭佩奧的辦公室僅幾步之遙。

一次不可能的旅程，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共產主義中國長大，現在的我生活在美國夢中，我認為世界應該毫不吝嗇地感謝美國，正如[總統]里根說，美國代表著‘地球上人類最後、最好的希望’。」余先生在接受《華盛頓時報》獨家採訪時說，「我真的相信這一點。」

彭佩奧先生讚揚余茂春先生是「我團隊的核心。這個團隊向我建議如何在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挑戰時確保我們保護美國人民並保障我們的自由。」

規劃辦公室曾經由1947年出版的《X先生》的作者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領導。該機構為美國冷戰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礎，該政策最終將蘇聯送進了歷史的灰燼中。

余茂春先生多年為《華盛頓時報》撰寫「透視中國」專欄文章。他1985年從中共國前往美國。四年後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與鎮壓發生之後，作為一名學生，他成為自由與民主的積極倡導者。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在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學院擔任現代中共國和軍事史教授。

關鍵決策者

在過去三年中，余茂春先生一直是川普政府內強大的幕後力量。川普政府已重塑了美國對華政策，該政策重新定義中共國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余茂春先生將對待中共國的新方式稱為「原則性現實主義」。

「余茂春先生是國寶，」退休的空軍准將、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威（Gen.David Stilwell）將軍說，「他瞭解民主與專制統治之間的區別，並且能比我認識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釋它。」

在白宮，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也是中共國政策的低調而有影響力的參與者，他稱余茂春先生是川普政府外交政策團隊的「寶貴資源」。

博明說：「在極權主義下成長的經驗使他成為極權最有力的敵人之一。」

史迪威先生說，不僅從學術角度，而且作為政策實踐者，余茂春先生對美國和中共國各種學說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個對冷戰和美-中（共）-蘇聯的動態有著清晰認識的學生。他瞭解文化和意識形態在戰略制定中的重要性。」史迪威先生說。

在彭佩奧先生的領導下，余茂春先生和史迪威先生彙集了一個由對中共國的現實主義者組成的小組。他們著手系統地重訂了他們認為是對北京的綏靖政策。

團隊中的其他成員包括香港出生的工程學教授，科技顧問蔣蒙（Mung Chiang）和最近才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的凱利．柯里（Kelley E.Currie）大使。

現年57歲的余茂春先生，作為對中共國政策規劃的關鍵官員，他作為智力驅動力量，一直在幫助彭佩奧先生和史迪威先生制定和執行川普總統面對中共國時「美國第一」的政策。

余茂春先生是一位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也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分析家，是為數不多的有能力解讀中共話語的美國高級官員之一。余先生能夠識別在中共國領導層隱藏的漏洞和弱點，這一點他比美國朝野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做得更好。

例如，北京使用諸如「雙贏」，「相互尊重」和其他中國諺語之類的詞，余茂春先生稱之為「如果你真的瞭解中共國的語言和文化，就明白那不過是漢語中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

通過利用民主的開放和經常混亂的政治交流，中共領導層「已經能夠俘獲很大一部分美國對華政策精英階層人士，並讓他們在西方資本和智庫的遊說中為中共國討價還價。而美國卻遭受持續不斷的批評，稱我們為所謂的「抨擊中共國份子」，另一些美國人被則定罪為「邊緣瘋子」，稱他們對中共政權的想法是污穢以及不正確的。」余茂春先生說。

他說，川普政府是幾十年來第一個認識到北京打「美國牌」遠好於美國打「中共國牌」的政府。他還認為，中共國的系統實際上是由一個不願被外面（自由）世界所影響的共產黨統治的，他們決心創造自己的世界秩序。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以中共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的強化下，該體系已成為一個值得嚴肅對待的戰略競爭者，這兩種主義的結合使中共國試圖把自己置於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中心，以犧牲西方的自由秩序和民主為代價，余茂春先生說。

彭佩奧先生在最近的幾場講話中概述了國務院的新方向，其中特別指出，中共才是雙邊關係的出問題的原因，而不是中國人民。

國務卿曾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他認為是北京的不當行為，包括網路攻擊，知識產權盜竊，在南中國海的領土侵略和在中共國西部鎮壓超過100萬名維吾爾族人。

史迪威先生說，余茂春先生是定期戰略會議的關鍵人物，這些會議有助於美國勾勒出局勢的全貌以及是如何發生的。

「作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我們都欣賞中國，把它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區別開來。」史迪威先生說。「余先生在這個制度下成長的經驗是無價的。」

中共國少年時代

余茂春先生出生於安徽省東部，在現今中共國特大城市之一的重慶長大。從1966年開始，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國遭受了最新的十年浩劫，該時期被稱為文化大革命。

為了符合共產主義革命教條，歷史被清除，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走上街頭，將數以百萬計的人打為「國家的敵人」。

「雖然我還太年輕，不能完全體驗到當時的政治瘋狂，」余先生在採訪中回憶道，「我的童年的純真還是慘遭激進革命的暴力，荒誕、尖銳的意識形態的破壞、顛覆。生活、社會信任和公共習俗被毀，並對西方或「資產階級」的任何東西都懷有仇恨。

這位學者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數百萬人的生命被毀滅。

文化大革命以1976年毛澤東逝世而告終，在鄧小平和其他毛澤東繼任者的領導下建立了改革式共產主義。評論家說，如今在同時擔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共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端標誌性行為正在重返中共國，包括日益加劇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對習近平個人崇拜。

受到里根的啟發

高中畢業後，余茂春1979年就讀於天津南開大學。在他的教授中，有幾位美國人，做為富布賴特學者交流計畫的一部分。

他說：「我很快意識到，我在浪費時間研究強制性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歷史敘述。」

是里根（Reagan）啟發他探尋美國。余茂春先生通過美國之音在中共國的廣播秘密聽了里根在1980年的一些演講。在這位年輕的中共國學者看來，這位總統候選人似乎是最雄辯的西方領導人，他瞭解意識形態驅動的極權主義制度，明白這種制度無論在何處嘗試，都會遭遇慘敗的原因。

余先生宇回憶說，里根總統「啟發我來到了美國。」

1985年，他到達紐約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隨後他就讀於賓夕法尼亞州的斯沃斯莫爾學院。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學習期間，余茂春支持了中共國爆發的大規模的民主抗議，此抗議最終以天安門大屠殺結束。

在伯克利，余茂春先生積極參與組織志趣相投的研究生們，並幫助在舊金山灣區安置來自天安門事件的中共國難民。

他還主持了中共國論壇（China Forum），該系列講座為包括吳弘達（Harry Wu）和方勵之（Fang Lizhi）在內的關鍵中共國持不同政見者發出了聲音。其他演講者包括前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Lilley)，學者夏圍(Orville Schell)和作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

余茂春先生1994年從伯克利獲得博士學位後，成為海軍學院的教授，在那裡他為數百名未來的海軍軍官教授了中共國和軍事歷史。他的一些以前的學生在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國務院擔任與中共國有關的職務，仍尊稱他為「余教授」。

「教導美國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既是榮幸又是特權。」他說，「它完全滿足了我在1980年代初受羅納德．里根啟發的思想追求。」

瞭解中國

儘管美國有進步，但在川普政府上臺前，它對中共國的幾個關鍵的政策主張都是錯誤的。

他說，自從美國政府在1970年代與北京建立關係以來，華盛頓對影響兩國關係方向的能力就過分自信。

冷戰時期的決策者們讚揚了打「中共國牌」的策略，這個策略使美國親近北京以打壓蘇聯。但余先生認為，在現實中，是中共國打了「美國牌」來為它本身謀取好處並損害美國的利益。

其次，美國政府經常不能區分或充分闡明中國人民與執政的中共統治階層的區別，余先生說。

「在當今的中共國，人們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熱情追求,在政治上對共產主義思想越來越冷漠，而這些卻經常被我們的政策和文化精英，將其與堅持僵硬而教條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共內部核心相混淆。這個核心是擁有政治權力的壟斷者，是近來意識形態上最陶醉的共產黨員。」

美國的高級官方聲明經常提到「中國人」，而沒有區分中國人民和共產黨專政的政權。

余茂春先生說，另一個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們未能正確地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應合理政策。

「我們不願意屈服於中共經常虛張聲勢的泡沫。」余茂春先生說，「幾十年來，我們的對華政策是基於「憤怒管理」模式實施的，也就是說，我們通過計算中共對我們的生氣程度來制定我們的對華政策，而不是最適合美國國家利益的。

他說，這種做法是由於對中共國的策略的一個根本誤解：首先將憤怒的程度提高到最大，以瞭解美國的反應。

「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屈服於中共的詭計，並使我們的對中（共）政策去安撫他們的敏感和，以避免與總是被想像和誇大、貌似似被激怒的中共直接對抗。如此以往，我們也沒有意識到美國擁有的超過這個獨裁政權的巨大聲譽和現實的優勢及影響力。」余先生說。

他說，實際上，中共國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臆想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私人分析家說，余茂春先生對中共國堅定、現實的評估終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得到應有的重視。

胡佛研究所的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說：「多年以來，余茂春的聲音一直無人理睬，他警告中共國帝國主義進程，中共國系統性的商業盜竊和作弊，以及中共國的共產主義狂熱。」

「美國最終聽取了他和另外一些有先見之明的人的意見，而他的身份地位的上升是美國對中（共）政策過去20年來的最重要的發展之一。」維克多說。

（原標題：余茂春是重新瞭解北京的關鍵人物）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G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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