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圖片來源：Adobe Stock）
01
二〇〇六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找到一冊登記學生住址的Student Directory 1950-1951，查到穆旦和周與良結婚後租住的一處公寓，5634 1/2 Maryland Ave。從我在東亞系的臨時辦公室走過去，不過十分鐘。我試圖尋找穆旦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期間的點滴痕跡，近乎執迷；不過這一個我常常路過的住處，讓我另外想到了一個人，巫寧坤。
巫寧坤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聯大外文系，在校園文藝社團冬青社的活動中與穆旦有一面之緣。等到多年後再次在芝加哥大學見面，各自已經歷顛沛路程：巫寧坤一九四一年中斷學業，志願為飛虎隊擔任譯員；一九四三年隨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來美，擔任翻譯；這批飛行員結業不久，戰爭結束，巫寧坤於一九四六年秋季入曼切斯特學院攻讀英美文學，兩年後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一九五〇年開始寫博士論文《托･斯･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穆旦呢，一九四〇年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留校任教；一九四二年參加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抗日戰場，從野人山戰役的死亡中掙扎出來，撤至印度養傷；一九四三年回國後輾轉各地謀生，時陷困頓；一九四九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學讀英美文學碩士學位。
巫寧坤一九八六年寫短文《旗——憶良錚》，回憶一九五〇年穆旦夫婦租了這套房子，「多一間臥室，約我去住，這樣我們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之久。窮學生在一起，雖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餘飯後，談詩論文，自有一番情趣。」（《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懷念詩人、翻譯家穆旦》，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148頁）
巫寧坤（網絡圖片）
重續失而復得的學校生活，在他們，該是什麼樣的心境？長期動盪之後的安穩，總會特別珍惜和留戀吧？
事實卻是，他們很快就結束了這種狀態，先後回國。
一九四四年，穆旦寫下一首《活下去》，第一段是：活下去，在這片危險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臨中，當所有的幻象已變猙獰，所有的力量已經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殘摧殘凶殘，如同你和我都漸漸強壯了卻又死去，那永恆的人。
這一年穆旦才二十六歲，早早經歷過生死，早早體會過「活下去」的嚴峻，也早早地磨礪出「活下去」的意志。即使如此，他也沒有料想到，「活下去」將再度成為問題，更為殘酷地橫亙在後半生一道又一道溝坎上。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這首詩，還不是因為穆旦本人的遭遇，而是因為巫寧坤的書：這部回憶錄用英文寫成，A Single Tear，一九九三年在紐約出版，後有多種文字譯本；中文本《一滴淚》，遲至二〇〇二年由臺灣遠景推出，是巫寧坤自己的中文；二〇〇七年臺灣允晨文化出修正版，我現在手頭上的，是允晨文化二〇一二年初版三刷的版本。
這本書講述「活下去」和怎樣「活下去」的個人史，具體而微地見證一個時期民族災難的殘酷歷程；尤為動人而衝擊人思考的，是這個人在災難的歲月，從哪裡獲得支撐，從哪裡汲取「活下去」的力量。
02
《一滴淚》從回國寫起。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八日，巫寧坤從三藩市登上郵輪；他問為他整理行裝和送別的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笑笑。巫寧坤形容自己回歸故土，用了「乘風破浪」這樣豪邁的詞。
從新中國成立到五十年代初期，對海外的留學生來說，回去，還是留下來，確實是一個大問題。這不是一個平常的選擇。
另舉一個例子作參照，看看當時的幾則日記，多少有助於想像和體會。日記的作者熊秉明，西南聯大畢業後，一九四七年留學巴黎，學了一年哲學之後轉學雕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到里昂車站送行。壽觀、道乾、文清三人啟程同路東返。……最近他們在思想上都有轉變，好像是為面臨那邊的新情況作準備。壽觀說只有耕田、鋤地、收割是真的勞動，道乾詛咒藝術的無用與虛謊，文清呢，以為在新社會裡畫家可以盡情快活地創作。」「我自己則覺得學習尚未告一階段，決意留下。在他們看來無疑是一錯誤，是怯懦和寡斷的表現。我們近來的討論與爭執，當然並不能得什麼結論，因為歸根結底，這是個人抉擇的問題。他們現在離去了，帶著奉獻的心，熱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實，我的心情應當靜下來。」（《關於羅丹——日記擇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年，89頁）
十月十三日：「多數留法同學回國後，周圍突然寂寞起來。每天從城南到城北做雕塑，到大茅舍畫院作速寫，到羅丹美術館作素描臨摹，有時不免自問究竟在幹什麼。在這大城市裡，擠在人群中，實在是一個荒謬的薩爾特所謂『多餘的人』。而我所做的事和這些人全不相干，我處在一個『極限的情況』……」「我想我在這裡所學的和自己的土地上所需要的可能全不相干。我又想也許要做一些全不相干的事，然後才能知道真正相幹的事是什麼。」（同上，90頁）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昨晚在大學城和冠中、熙民談了一整夜。談藝術創作和回國的問題，這無疑是我們目前最緊要的問題了。」「總之，未來是沒有把握的，沒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憑每個人的直覺和預感，勇氣和決心去作決。」「他們比我的歸心切，我很懂得他們……我將走自己的路去。」「分手的時候，已經早上七點鐘。……精神倦極，醒時已正午。」——三十多年後，熊秉明給這天的日記加註：「也許可以說醒來時，已經是一九八二年。……這三十年來的生活就彷彿是這一夜談話的延續，好像從那一夜起，我們的命運已經判定，無論是回去的人，還是逗留在國外的人，都從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氣質、機遇扮演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艱辛，取得不同的收穫。當時不可知的，預感著的，期冀著的，都或已實現，或已幻滅，或已成定局，有了揭曉。醒來了，此刻，撫今追昔，感到悚然與肅然。」（同上，132-133頁）
巫寧坤一九五一年忽然收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的電報，請他回去任教，他丟下寫了一半的論文，回到「一個用貧困、悲哀、孤獨、屈辱、動盪和戰亂充塞我的青少年時代的祖國。投身於一個嶄新的世界，去過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誘惑力遠勝過博士學位和在異國做學問的吸引力。」（23頁）——「嶄新的世界」「富有意義的生活」，這樣的「話語」具有奇異的「魔法」，彷彿自帶一個碰觸點，一旦碰觸即刻激發巨大的想像、強烈的渴望和投身的熱情，為其「誘惑力」所感召的，豈止是巫寧坤、穆旦、王道乾、吳冠中這樣的個人，又豈止是他們這樣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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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到前門火車站迎接巫寧坤——約他來任教，是她的主意。趙蘿蕤抗戰爆發前即翻譯出版了艾略特的長詩《荒原》；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艾略特請她在哈佛俱樂部晚餐，為她朗誦《四個四重奏》的片斷，希望她以後能翻譯這首長詩。趙蘿蕤在芝加哥大學專研亨利･詹姆斯的小說，以《〈鴿翼〉源流考》為題完成博士論文，一九四八年底歸國後，當然不可能繼續翻譯艾略特，用她自己後來的話說，「此後度過了忙碌的與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時光」，直到一九七九年修訂《荒原》舊譯。
初到古城新都，巫寧坤的感覺，是進入一個「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與趙蘿蕤重逢，「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的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24頁）——「蒼老」，這個詞用到了三十九歲的趙蘿蕤身上；她的丈夫陳夢家，「不過四十多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彷彿揹負著什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裡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麼快！」（25頁）——陳夢家在一九五一年就警惕「一九八四」，一九六六年自殺身亡，可以說就死於已經坐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一九八四」。
乍到「嶄新的世界」，巫寧坤敏感而訝異，多年後的回憶並未過濾掉這些敏感而訝異的細緻觀察，這是《一滴淚》有別於很多關涉當代歷史敘事作品的地方，即便是那些「反思」性的作品。事後的「反思」，並不提供當事之時的個人視角，當事之時大多情況下也沒有所謂的個人視角，泯滅於時代統一的大視角中而已。
巫寧坤當然不是先知，也不是英雄，他是被歷史和時代捲入的一個普通人，但普通人也有他自己的眼光和感受。巫寧坤堅持他的不理解、不明白、不認同、不合流、不屈從，並把這一差異性的個人視角貫穿始終，《一滴淚》因此而有它自己的內在核心。
燕東園一座兩層小樓，樓上住陳夢家、趙蘿蕤，樓下吳興華和巫寧坤兩個單身漢同住，兩人一見如故，吳興華還把他過去寫的新詩拿給巫寧坤看，這位英美文學方面造詣有口皆碑的年輕學者還精通義大利文，當時已開始以詩體翻譯《神曲》。週末，陸志韋校長來談談天，打打橋牌。但是，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巫寧坤就和三千名京津各高校教師去中南海懷仁堂，聽了七個小時滔滔不絕的思想改造報告，「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27-28頁）
不久，「三反運動」開始，工作組進駐燕園，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遭受揭發批判。西語系自然是「資產階級思想」氾濫之地，從趙蘿蕤開始逐人檢討，有學生拿著從巫寧坤那裡借去的《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質問他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居心何在；人稱「燕京攝政王」的翦伯讚教授，約他談話，讓他「坦白交代」回國的真正動機。
一九五二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被拆分，人員統一分配，趙蘿蕤告知巫寧坤去處是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燕京大學重點批判對象三個人，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哲學系主任張東蓀，三人統統遷出燕園，「不難想像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志韋的乾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衝擊？同時，陳夢家先生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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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穆旦和夫人周與良回國，巫寧坤慫恿他們到了南開，分別任教於外語系和生物系。巫寧坤在燕京教過的李天生也調來教英語。「週末往往相聚小飲，放言無忌。良錚常領我們一道騎自行車去逛舊城的南市，欣賞與當前政治宣傳無關的民間藝人表演，那是他當年上南開中學時的舊遊之地。」（39頁）此後幾年，穆旦以本名查良錚翻譯出版一本接一本的普希金詩作，巫寧坤翻譯了《莎士比亞在蘇聯舞台上》和巴金推薦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而這些個人活動和作為，根本不足以抵禦小環境和大社會的侵擾與壓力。
「生活中最頭疼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週兩三個下午。」學文件，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我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40頁）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輕的男教師每週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40頁）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個下午，在照例的政治學習時間，系主任李霽野宣布會議的議程：「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來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錯誤」——一次突然襲擊，眾人落井下石。
搜家，審問，批鬥，接踵而至。在遭受聲色俱厲的謾罵、警告、威脅的過程中，「我腦子裡突然冒出莎士比亞的名句：『這是篇荒唐的故事，是白痴講的，充滿了喧囂和狂亂，沒有一點兒意義。』」（51-52頁）——這真是一個書生的反應。
書生的反應迂闊，於實際絲毫無補；然而奇異的是，巫寧坤恰恰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應對出現的各種困境，而且，它起到了無可比擬的作用。
庸眾受到惡的鼓勵，並不總是平庸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盤問，就體現出非凡的想像力，比如其中之一：「你為什麼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回到中國？那正是抗美援朝進入高潮的時候。」這種明示他是特務的提問，讓巫寧坤發火，「可是，突然間，我感到如釋重負。如果這些年來他們就為這個折騰，我就沒有什麼可煩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開的書。他們由於猜疑成性就會隨意誤讀，但是文本卻是完好無損的。從那以後，我心平氣和，對他們刻意的挑釁和侮辱無動於衷。」（55頁，56頁）書、誤讀、文本——書生的解釋；可是，還有什麼比這種書生的解釋更能讓這個書生坦然應對這荒謬的指控？
巴金夫人、大學同學蕭珊寄來法文原版司湯達小說《巴爾姆修道院》，軟禁在家裡的日子，他就著手翻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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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外文系停辦，巫寧坤夫婦一九五六年夏初調到北京中央外事幹部學校（一九五八年改名為國際關係學院）。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副校長兩次登門動員，巫寧坤為其誠懇所感，果然就在大會上發言了。緊接著「反右運動」，巫寧坤驚訝地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
在等待處分正式批准期間，他在監督下勞動。一天，年輕的監工指著一堆美國出版的新書，問：「這些書你還要嗎？」這是運動開始前他通過學校訂購的，剛從日內瓦寄到。「你如不要，我就馬上蓋上圖書館的公章。」
「我撿起薄薄的一本，那是我的老師奧爾遜教授詮釋英國詩人狄倫･托馬斯詩作的專著，忍痛放棄了其他幾本。當我手裡拿著書離開他的辦公桌往回走時，我聽到他劈劈啪啪往我買不起的幾本新書上蓋上公章的聲音，彷彿它們是該消滅的階級敵人。那天夜晚，我很晚未睡，對照奧爾遜精湛的詮釋重讀托馬斯的一些感人的詩篇。在寂靜的深夜，我彷彿可重新聽到，在我回國的前一年，在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教堂，詩人熱情澎湃的聲音朗誦他自己的詩《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
當筋疲腱鬆時在拉肢刑架上掙扎，雖然綁在刑車上，他們卻一定不會屈服；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81-82頁）
一九五八年四月，巫寧坤被送進北京市勞教所，即半步橋監獄。六月，與八百名勞教分子一起流放黑龍江小興凱湖上沼澤遍佈的勞改農場。
穆旦謝絕了任何「鳴放」會，沒有被打成「右派」，卻因參加抗日遠征軍以及其他問題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法院到南開大學宣布判決，管制三年，監督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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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一九五八年這個地步，巫寧坤的厄運差不多還只是個開始，《一滴淚》敘述至此，還不到全書四分之一篇幅。接下去漫長的受難，因時因地不同而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創造苦難的才華和能量處於極端活躍的巔峰期，所向披靡，任何個人所遭受的種種不堪，乃至生死存亡的大傷痛，都不過是滄海一淚。這篇文章也不想再複述苦難，展示惡的猙獰偉業。
我有意略過巫寧坤此後更為慘痛的經歷不述，卻要特別強調，他遭受踐踏三十年而未毀——未毀，用余英時序中的話來說是，「經過無數劫難而始終保持住原有的價值系統。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樣，『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他也像莊子所描繪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他和大多數同難知識人的分別便在於此。」（8頁）通俗一點說，他有個人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始終未被摧毀。正是這個未毀，才可以讓人有尊嚴地面對惡的猙獰笑容，並使這種笑容無法維持到最後：「死亡也一定不會戰勝」。
不僅僅是他保持住了這個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步步緊逼的暴虐威脅之下，他時時需要回到這個精神世界去獲得勇氣、信心和智慧，來增強自己，抵抗侮辱和殘害。
這個柔弱的書生，這個熱愛文學的人，通過書本、通過文學連接精神世界的源頭；他堅持活下去；而他活過來了，決不只是倖存——巫寧坤歸結坎坷生平：「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19頁）英文「I came.I suffered.I survived.」對比兩種文字，我會覺得，「survived」，比「倖存」更有力量——活下去，並且活過來了。
在從家裡被帶走的時刻，他行囊裡放進兩本書，英文的《哈姆雷特》，馮至編的《杜甫詩選》。這兩本書陪伴他走進半步橋，走進北大荒，走進天津和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在興凱湖，他竟然有幸重逢沈從文的作品。一九五八到一九六〇年，中國北方一個沼澤圍困的小島上，有這樣的精神活動，有這樣與文學相依為命的莊嚴情形——
《哈姆雷特》是我百讀不厭的莎劇。可是，在一座中國勞改營裡讀來，丹麥王子的悲劇呈現出意想不到的意蘊。當年我手不釋卷的那些學院式的分析研究和評論，現在都顯得遙遠而毫不相干了。哈姆雷特的吶喊「丹麥是一座監獄！」在這片荒原裡迴盪。……他的苦難是由丹麥王國的現實問題觸發的，但是他在感情上、道德上、人生哲學上苦痛不堪的受難，卻聲振寰宇，使他那些偉大的獨白洋溢著令人低徊不已的節奏。休息日，有時在湖邊上獨自朗誦這些獨白，我感到他靈魂深處這種撕心裂肺的受難正是這部悲劇的靈魂。而他承受靈魂深處受難的力量給予這位高貴的丹麥人獨一無二的地位，作為一個無愧於受難的悲劇英雄。默想他的生與死，我心裡會想：「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如同艾略特的名篇《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的主人翁所說的。我倒常感到好像哈姆雷特所鄙視的一個「在天地之間亂爬的傢伙」。我終於明白，關鍵的問題並不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也不是該不該「忍氣吞聲來容受狂暴的命運的矢石交攻」，而是怎樣才能無愧於自己的受難。……
另一個『右派』難友是小鄧，北師大畢業生。他曾受教於沈從文老師，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小說，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老師的作品，《邊城》啦、《從文自傳》啦、《湘行散記》啦，絮絮叨叨，沒完沒了，有時竟然忘掉了疲勞。
每逢歇「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玩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幾本又破又黑的寳書，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朗讀一些我們喜愛的章節。小鄧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總是我選他讀。我們倆都偏愛那些有「水氣」的段落，比如：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鐮刀，刀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裡隨意砍了幾下。秋天來溪水清個透亮，活活的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水裡遊蕩，有時又躬著個身子一彈，遠遠的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
興凱湖的水在秋天也清個透亮，並沒有因為用作勞改農場而減色，我們在湖邊磨刀幹活，有時幾乎也跟貴生一樣快樂了。我們百讀不厭的一段是：
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徹悟了一點人生……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隻，皆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
我終於明白了他（沈從文老師）那樸實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刻，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我們從他那「涓涓細流」的聲音獲得了存活的力量，那個聲音「柔弱中有強韌」，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115-119頁）
一九七三年歲末，幾經流遷之後，巫寧坤此時已是在安徽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荒村牛鬼」，忽然接到沈從文老師的信，驚喜交集。「他用那舉世無雙的章草密密麻麻寫了六張八行書，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長達八張的八行書。老師從查良錚處得知我的景況，語重心長勉勵我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自己的一生經歷現身說法。我把他的信一字一句讀給我受苦受難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那當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燭照的聲音又在我們風雨飄搖的茅屋中迴盪，『字字化為金』，連十歲的小一村都聽哭了。從此以後，他就知道有個『沈伯伯』，幾年之後回到城裡就一本一本讀起他的書來了。」（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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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劍橋大學作客期間，巫寧坤應邀寫自傳長文《從半步橋到劍橋》；幾年以後，寫成更完整的劫後餘生錄《一滴淚》。他用這本書的寫作，來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難，又虛度短暫的餘年？」（19頁）
我讀這本書，總想起巫寧坤翻譯的狄倫･托馬斯的詩，其中一首《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說老年應當如何作為：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一浪高過一浪的運動糟蹋了巫寧坤寳貴的時光，但他依然保持著靈魂的純淨、精神的銳利、生命的充沛能量，「刀刃若新發於硎」；惟其如此，他才能在年過七十之後完成英文《一滴淚》，年過八十之後出版中文版。他無愧於他的歸來，受難，倖存。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