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運人士吳高興編輯與已逝老伴早年往來的書信集，結果遭到臨海市警方抓捕。（圖片來源：維權網）
【看中國2020年10月7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維權網10月1日報導，浙江省異議人士、民運人士、前「六四」入獄者吳高興花費兩年半編輯與他結婚48年、已逝的老伴早年往來的書信——《我倆的墓碑：吳高興孫巧芳書通信集》，結果臨海市網警卻說他涉嫌「尋釁滋事」，更有警員告訴他：「這（編輯書信集）本身就是一個口袋罪。」
浙江省異議人士、民運人士、作家吳高興於9月29日晚間，正在家中將自己跟王妻早年的往來書信，編輯成《我倆的墓碑：吳高興孫巧芳書通信集》時，突然遭到一批自稱是來自派出所的人員，除了將他帶至派出所審訊外，亦對之抄家。
後來，吳高興方知自己耗費兩年半、日日夜夜編輯成的書信集，居然讓他犯了「尋釁滋事罪」。
吳高興後續也撰寫了一篇刊登於維權網等網站、題為〈吳高興：老伴走了，編一部我與她當年的書信集也成了尋釁滋事？〉的文章。
面對自己連將書信編輯成冊都遭到警方找麻煩，吳高興不禁在文末中向喜歡找他麻煩的「臺州和臨海有司」表示，自己跟他們熟悉多年，相信他們的內心也是有良知的，因此請他們高抬貴手，在進入墳墓以前，讓他（吳高興）能過上平靜安寧的日子。
以下為〈吳高興：老伴走了，編一部我與她當年的書信集也成了尋釁滋事？〉全文：
2020年9月29日傍晚，我正在編輯自己與老伴早年的來往書信——《我倆的墓碑：吳高興孫巧芳書通信集》，突然來了一群人，說是派出所的，三個人驅車把我帶到大洋派出所，其它人留下來抄家。到了派出所以後，他們就把我這個74歲的老人禁錮在審訊室的鐵椅上……當夜，辦案的周警官告訴我：他們是臨海網警，發現我在編輯我與妻子的書信集。我說，我把自己與老伴早年的來往書信編輯成書犯了什麼法啦？況且編輯夫妻之間的書信跟「尋釁滋事」也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呀！周警官微笑著對我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口袋罪。」
我知道，我的麻煩事，總離不開臺州和臨海的寶寶，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所熟悉的兩個臨海寶寶來到審訊室對我說，「他們要求我們介入。」直到24小時後的晚上放我回家，寶寶一直在場。
我在臺州和臨海曾經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文革，八九，……儘管我這一輩子有許多是是非非被人關注和議論，但人到晚年，總希望能過上平靜安寧的日子，可是，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做夢也想不到，編一部自己與亡妻的通信集也會招致麻煩！我始終無法理解，我們這一對螞蟻一般的夫妻通信居然會引起一些人的如此疑忌和恐慌。那麼，我編輯這部通信集的緣起和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在老伴離世至今兩年半多的日子裡，我一直是在往事的回憶和對她的懷念中度過的。在懷念的無底深淵中，我自然想到了那些塵封了幾乎一輩子的我和她的早年往來書信。這些書信忠實地紀錄了我們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的兩個重要節點，前一節點的基本時間是1970——1972兩年，這是我和她的戀愛史；後一個節點是1989年8月18日——1991年8月17日的兩年服刑時期，這是造成我和我的家庭命運轉折的兩年無妄之災，是我們全家在生活中掙扎的抗災救災史。把這些書信編輯成書，不正好作為對她的紀念嗎？
她已經先我一步走了，我知道自己也是來日無多，在我也進入墳墓以前，我為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給我們的四十八年夫妻生涯留點紀念。幾千年以來，夫妻生前同臥一床，死後同葬一穴，墳前立一塊墓碑，以供後人紀念。我們雖然卑微而又清貧，但都是富於內心生活的人，我覺得自己應該趁著苟活在世的日子，為我們的身後建築一具精神上的墓碑——而編一部我與她的通信集，不正好作為我倆的墓碑嗎？做夢也想不到，熬了兩年半的日日夜夜編成的書信集，竟然成了被「尋釁滋事」的由頭！
總是要老的，喜歡找我麻煩的臺州和臨海有司雖然還年輕，但你們的父母也是垂垂老矣，三十年以後，你們也是我現在這樣的老人，我跟你們熟悉多年，我相信你們的內心也是有良知的，我請你們高抬貴手，在我進入墳墓以前，讓我過上平靜安寧的日子好嗎？
2020年10月1日
74岁的吴高兴先生在两年前痛失爱妻孙女士，两人相识48年、夫妻46年，吴老遂编辑两人早年书信以作纪念《我俩的墓碑：吴高兴孙巧芳书信集》。因吴先生是浙江资深民运人士，此事被临海网警发现就以寻衅滋事罪把他绑到派出所，网警承认这就是口袋罪，次日专盯他的临海国保介入。https://t.co/SqbYqegGMf https://t.co/BRiIBDzc9Z
— 陈闯创 (@1957spirit) October 2, 2020
附：吳高興簡介
在北京獨立作家、中國異議人士江棋生撰寫的《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中，是這麼描述吳高興的：
「吳高興，浙江臨海人，生於1947年，大學文化，原臺州供銷學校講師、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慘案發生以後，在當地與其它朋友一起，多次發動學生和工人上街遊行而未果。6月7日，遂與本校另一名語文教師在校內張貼海報，舉行集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痛陳六四屠城罪行，並帶領全校師生上街遊行靜坐，終於打破了臺州府城可恥的沉默，從而被臺州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判刑2年。在臨平獄中，堅定地與毛國良、陳龍德等難友一起展開悼念六四、絕食抗議毆打難友等反迫害爭人權活動。出獄以後，1990年代中期積極投身浙江民主運動，把王東海、陳龍德、毛國良等難友介紹給前輩許良英先生，赴杭會晤劉念春和張林，拜會前輩林牧先生，支持和參加陳龍德、王東海、傅國湧等發起的各項簽名活動，並因此經常被關押和抄家，其中最長達一個月。
受迫害20年來，拖兒帶女歷經坎坷，踏過黃包車，到民辦中學教過書，當過論文槍手。最近幾年，以自由寫作為業，立志研究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在《人與人權》等刊物上發表《論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論中國民主運動從低潮走向高潮的邏輯機理》、《廣義效用論與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等多篇研究論文。
現在已過退休年齡，僅靠微薄的稿費糊口還要經常受到當局的打壓，但仍然不改初衷，為研究中國民主進程而讀書不止，筆耕不息。」
《看中國》2010年6月8日報導，吳高興自1989年以來，始終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當局。1989年6月7日，他在「六四」鎮壓後的第三天，在浙江臺州組織了抗議政府鎮壓的遊行。1989年9月，吳高興因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刑2年。1994至1996年期間，他又因呼籲為「六四」平反，被政府拘留關押10多次。
此外，吳高興亦曾進行過數項聯署，向當局提出訴求。吳高興參與的部分聯署，如下：
中國人權2002年6月28日報導，全中國170名人權民主人士連署致中國當局的公開信，除了鄭重要求立即釋放楊建利外，同時要求廢除黑名單，以允許一切炎黃子孫回國。
自稱是尋求民主、自由與寬容的一群中國公民，透過這一封信鄭重地向當局提出三大要求：立即釋放楊建利博士，還給他中國公民的所有權利及自由；停止一切政治迫害，釋放以王有才、江棋生、牟傳珩、胡石根、胡明君、徐文立、秦永敏、劉賢斌、佟適冬、張善光、岳天祥、楊自立等為代表的政治犯、良心犯，並還他們以中國公民的全部權利和自由；廢除禁歸令，以歡迎因迫害而流亡海外的所有炎黃子孫回歸祖國——共同為民主的、自由的、現代化的中國而奮鬥。
2002年11月5日報導，北京、上海等十七省市的192名反對派人士連署，發表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針對「六四」提出重新評價等六項政治要求。這一封公開信，是異議人士近年來範圍、規模均最大的行動，顯然在關係到中國發展、穩定、政治結構變革的重要政治時刻，政治反對派人士不顧危險、阻力，堅持要發出聲音及政治要求。
至於這一封公開信的六項政治要求主要為：重評1989年的民主運動及撫恤難屬受害者；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恢復趙紫陽身為公民的應有自由；釋放良心犯並保障人權；推動人大批准早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並且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國內法律；自縣市一級公開民主選舉，逐步過渡至全民選舉最高公職。
2009年5月30日報導，浙江「六四」受害者吳高興、毛國良、陳龍德、王東海、葉文相等五人，為了能夠解決「六四」受害人的經濟權利問題，發表一封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三人的公開信。
吳高興等人在這一封題為〈就解決「六四」受害人的經濟權利問題致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的公開信中表示，自「六四」後，中國當局逮捕大批「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大部分遭到判刑、勞教，包括相當一部分被當局判以重刑，甚至被處死。雖然現在大部分人士已刑滿獲釋，但仍背負著「六四暴徒」的罪名。他們其中有很多人被剝奪了勞保、退休的權利，既沒有住房，也找不到工作。先前在監獄裡落下一身的疾病，也得不到醫治，有的甚至是連低保也得不到。公開信除了呼籲中國當局，儘快釋放仍在押的「六四」政治犯外，針對已經刑滿釋放的「六四」政治犯，應該保障他們的社會權益，並解決他們的生活、醫療及退休等實際生存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