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圖為周恩來（左）和金日成（右）攝於1958年。（網絡圖片）
接上文：中朝關係揭密：鮮血凝成的友誼？
「備胎」上位
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心有怨氣、心裡不舒服，毛澤東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鮮戰爭過去後毛必須安撫他。安撫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錢用完了，因為朝鮮1954、1955、1956年為恢復時期，要建設就需要錢，金日成又到蘇聯、東歐，這時朝鮮出事了。這得從朝鮮勞動黨的構成說。朝鮮勞動黨由很多黨組合，主要是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又有很多派，總之朝鮮人團結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實1925年朝鮮勞動黨就成立了，但不過3年就被共產國際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朝鮮勞動黨才恢復，但總部不在平壤而是漢城。
原來，朝鮮勞動黨在南方有一撥人，他們以樸憲永為主，稱之為南方派；一撥人在北方堅持抗日，叫國內派；第三撥是蘇聯派，主要是20世紀初從朝鮮到蘇聯的移民。二戰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數民族和外面勾結，所以就把邊境上的少數民族都調到蘇聯腹地，整個村、鎮遷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邊界，匈牙利人不能在邊界，全調到大陸，其中包括朝鮮人。在遠東所有朝鮮族人整村、整城、整鎮搬到中亞哈薩克斯坦。1945年，蘇聯軍隊進軍東北時，斯大林突然想起沒個人帶路話也說不通，於是到哈薩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語說得好、懂朝鮮語的隨軍南下到朝鮮，這批人後來就留下了，這就是蘇聯派。還有一派是延安派，這是原來在八路軍當中的朝鮮族幹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戰爭結束後回到朝鮮，他們被稱為延安派；最後一派是游擊隊派（即金日成派），是原來參加抗聯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這撥人在1940年日本關東軍大掃蕩時逃到蘇聯。《蘇日中立條約》簽訂後，蘇聯不讓他們回，否則沒法跟日本人交代，於是留在遠東，在一個村子裡住下，建了營地。中國人是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其中也包括朝鮮人。周保中成立時叫抗聯教導旅，後來斯大林給了一個番號：蘇聯遠東紅旗軍第88獨立步兵旅（這樣可以領受軍餉）。
戰爭結束後，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國人跟著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當嚮導。金日成當時是一營營長，他帶隊回朝鮮。金日成回去時還不是北朝鮮領袖，蘇聯也沒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堅決反對蘇聯的託管政策，結果被放棄了，這樣才換成金日成。我看到蘇聯給金日成的評語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鮮人當中很有威望，經常匯報思想，俄語學得好，能團結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鮮問題上很有發言權，他給斯大林寫信推薦金日成。那時金日成年僅32歲，金斗奉、崔庸健等都是比他高一輩的老革命家都沒有被推薦，就推薦了金日成，說他有政治頭腦、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來，不過很多人不服氣，金日成就通過各種運動、手段陸續把一些派別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鮮統一、指揮被降職。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還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沒有特別大的動作，因為有蘇聯和中國在，就抓生活問題，比如貪污，找點原因給你降職。
但即使這樣也容易引起這些幹部的不滿。1954～1955年，延安派跟蘇聯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兩派就聯合起來。南方派徹底跨了，李承燁一個案子槍斃了十幾個人，後來樸憲永也被絞死了，樸當時是朝鮮共產黨主席，從漢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後來說他是美國間諜。1956年是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當時，共產黨各黨都傳達了蘇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從神壇被拉下來，赫魯曉夫批個人崇拜。所以朝鮮勞動黨內開始批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特別是金日成去東歐要錢時國內出事了，這兩撥人準備聯合起來發動政變，借8月中央全會把金日成提拔起來的幹部搞下去，開始批金日成的組織路線和經濟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經驗，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趕回採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蘇聯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斷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陰謀是延安派搞的。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體材料，看到的都是從蘇聯檔案館看到的，看的是匯報情況、大使談話，材料非常豐富。蘇聯派群龍無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鮮人大委員長，地位很高但沒什麼權力，他也不爭權，是一個知識份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證實金斗奉參與，至少默許了。他們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離開朝鮮，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裝不知道。當然他不敢參與，也怕，因為真成事，豈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幹掉。金日成來信問：朝鮮國內情況怎麼樣？崔庸健說跟你走的時候差不多。結果金日成回朝鮮，蘇聯派全部官復原職，主要對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還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開會，一個一個站起來批評金日成，但發言根本不能完成，一發言就被打斷，會場亂成一遍。時任副首相兼內務部部長戌輝被金日成貶為總工會主席，中央宣傳部部長李弼奎被貶為工商部長。他們幾個在中間休息時商量說不對勁，事情怎麼會這樣，覺得事情敗露了，然後開車直驅鴨綠江大橋，跑到中國。中國邊防軍不知道，他們說是首相、政治局委員。邊防軍趕快給北京打電話，周恩來說「沒錯，就是，趕快送北京來吧。」
到了北京，周恩來和羅瑞卿兩個人接見，把具體情況瞭解後報告給毛主席。毛聽後勃然大怒。他們跑過來是31日，9月中旬中共開八大，蘇聯代表團、朝鮮代表來都來了，金日成沒敢來，派崔庸健過來。毛主席找米高揚說：「朝鮮出的事你知道嗎？」「我聽說了。」「你們打算怎麼處理？」「還是聽主席的意見。」毛說：「朝鮮這棵小樹本是你們栽下來的，後來被美國拔掉了，讓我們又給栽回去了，現在長大了、不聽話了，你們看怎麼辦？」還說：「我看這樣吧，你找崔庸健談一次，我找崔庸健談一次，我們要幫助金日成糾正錯誤，你去一趟，彭德懷和你一塊去。」後來毛把崔庸健找來，嚴厲地批評了他，講朝鮮勞動黨這不對、那不對。這個事發生後，朝鮮勞動黨曾到中國大使館（時任大使是喬曉光）要人，說朝鮮有幾個人叛逃，中國必須引渡回來。檔案裡喬曉光說這不算叛逃，屬政治移民。毛在談話中講，「這幾個同志能讓他們回去嗎？回去還不被你給殺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就殺人？」弄得崔庸健也沒話講，訓了一頓，並說：「回去給金日成同志帶一個話，過兩天我們派人去。」幾天後，彭德懷和米高揚倆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談話「8月全會的決議是錯誤的」，因為8月全會把中央好幾個政治局委員開除，被貶到基層工作，「必須撤銷8月決議，馬上再開一個中央全會。」弄得金日成一點辦法都沒有，馬上召集人開會，說：「各位，8月全會的決議都是錯的，我們要重做一個決議。」主要是恢復這些人的職位。米高揚說：「行了吧老彭，咱哥倆走吧。」彭德懷說：「不行，主席跟我說要看著金日成新決議登報，不登報不走。」後來彭德懷還是走了。後來我看到報紙上就登了一個小條：9月開了新的中央全會做了一些新決定。這引起了喬曉光的不滿，他找蘇聯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應全文登在報紙上，怎麼就弄這麼一小條？
這個事件後，中朝關係降到冰點，金日成當然非常不滿，他這事做得對與否是另一回事，經濟路線有沒有錯是一回事。作為一國之主、一黨領袖，北京、莫斯科來了倆人，捏著我的脖子讓我幹什麼就得幹什麼？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滿，中朝關係已經走到了危險地步。而且日內瓦會議沒有解決朝鮮問題，算停火，沒有簽訂和約，委員會不斷地談判以及第三國艦隊等。中、蘇、朝有一個委員會。所以11月份朝鮮提出一個主張：以後有什麼事應該在聯合國直接解決。這個意見毛澤東看到後更火了：這還了得，豈不是想把中國踢出來？直接跟聯合國談？誰打你們的？是聯合國軍打朝鮮，怎麼跟敵人去談？讓敵人決定你的命運嗎？11月30日把蘇聯大使尤金召來：「朝鮮決議你們看了嗎？金日成要幹什麼？我看這個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鐵托就是納吉，很可能就是納吉。」尤金說：「怎麼辦？」「你回去給赫魯曉夫同志帶一個信，怎麼處理朝鮮問題？兩種辦法：第一，現在在朝鮮還有40萬軍隊，可以幫助他改正錯誤。第二，隨他去，以後不管朝鮮的事，願意幹嘛就幹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說到第二條時，毛加了一句：「我們把志願軍全部撤出去，給金日成自由。」尤金怎麼跟赫魯曉夫匯報的，赫魯曉夫怎麼答覆的沒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為什麼？因為「撥修事件」發生後，注意力被吸引到歐洲，此事擱置，一擱置就是一年，志願軍沒撤，中朝之間斷了聯繫。這一段是中朝關係最不好的時期，不過報紙上永遠都是「中朝友誼」。
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變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時間，這段時間中朝關係忽冷忽熱。1958年為最好，因為1957年底毛澤東在莫斯科見了金日成，毛兩次跟金日成談話，上來就說：「金日成同志，我錯怪你了，你還是很革命，是我偏聽偏信。這樣吧，我把志願軍都撤回來，讓你放心。」第一次談金日成有點懵，沒答話，不知道毛想說什麼，不知道什麼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實毛幾次跟蘇聯人講話：我有志願軍在那兒，說是防美國人的，但金日成心裡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談話金日成想，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開完會，大家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來過去制訂了撤軍計畫，到1958年10月所有剩餘在朝鮮的志願軍全部撤走，沒有一兵一卒。那時候的中朝關係是真好。此後，金日成年年到中國來，那時正值中國大躍進時期，金日成拍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們現在朝鮮也這麼幹，中國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發槍搞全民皆兵；中國辦公共食堂，朝鮮在平壤也辦一個大公共食堂，比中國還大，能裝4萬人。」毛特高興：我這麼搞沒人學，就金日成學得快。那時候中朝關係非常好（1959～1960年）。
為什麼毛突然改變對朝鮮的態度？我分析認為他對朝鮮無外乎兩手：一手硬、一手軟，硬的不行就軟。這是第一；第二，中蘇之間出了問題，在1965年之前，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把所有社會主義陣營的人拉到自己這邊，後來看拉不過來，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幫窮兄弟。那時，毛澤東希望周邊朝鮮、越南、日本，至少亞洲國家跟著我走，東歐拉幾個（最後拉動了阿爾巴尼亞），出於這樣的考慮對越南、朝鮮讓步，要什麼給什麼。1959年、1960年中國困難時，金日成要糧食，15萬噸不夠要20萬噸，20萬噸不夠要30萬噸都給。所以整個東歐黨和蘇聯一起攻擊中國時，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態度，這跟東歐國家不一樣。
赫魯曉夫也不傻，東歐都聽話，金日成不聽話不行，就說：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來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魯曉夫把他叫到一個屋子裡，什麼也沒說，就說：「你看一份文件。」什麼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金日成一邊看一邊罵，拍著大腿：毛澤東真不是東西！當面說好話，背後罵我！我怎麼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傷心了（這都是後來蘇聯大使匯報寫在報告裡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魯曉夫，說朝鮮勞動黨從來就是跟著蘇聯共產黨走的，你們的路線就是我們的路線，決不會聽中國的話。回朝後召開幹部會議：以後誰也不要去中國，中國人當面說好話，背後說壞話。到1960年夏中朝關係下降。沒到3月朝鮮經濟困難，跟底下人說：再到中國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魯曉夫給他看了什麼，但朝鮮經濟態勢在那兒擺著，大量給援助給糧食。
結語
之後我沒什麼研究，世界規定30年檔案的解密期，再以後看不到檔案材料。1980年代以後的事我知道的跟你們知道的一樣，都是報紙上登的東西。
在我看來中朝關係是變幻多端、冷暖無常、時起時伏的，沒有穩定的同盟關係或者傳統的友誼關係，這是一個歷史神話。第二，中朝關係核心在哪兒？我認為和中蘇關係一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都一樣：不是現代國家關係，是一種在特定意識形態框架內形成的家庭關係、兄弟關係，而這種關係和現代國家關係基本的政府特徵不一樣，之間的內在結構也不一樣。第三，你要想找到一個比較正確的對朝鮮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個正常的國家關係，按照正常國家關係應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至少可以擺脫被動。
